行书，删繁就简，易于书写又易于辨认的书体，行书的产生与日常书写息息相关。行书有体无法，自由书写是它最主要的成因，最大特点是用连笔和省笔。
东汉后期行书 《犹书信》木牍
行书的称谓最早见于西晋卫恒《四体绝书》，但产生约在东汉中后期。汉代时期汉字书体是隶书，文书官吏们日常书写体也是隶书，记账、写信、起草文书等。任何书体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慢慢变化而来，行书也不例外。书吏们的日常记录、信件往来等，书写的速度较快，甚至草率写就，笔画就有了映带连接，本是隶书的字体结构逐渐发生变异，形成一种新的书体，最初叫做“行狎书”。
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行书》中给出了定义：
“行书者。后汉刘德升所造也。既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帮谓之行书。”
张怀瓘是参照楷书 (正书)的形态给出的定义，事实上，行书产生的时间早于楷书。行书易书写、易辨认，有与其他书体亲近的特点，尤其不能太草，太草就不易辨认了，所以孙过庭《书谱》说：
“趋势变适时。行书为要”
于是当代书坛就有了“行草书”的称谓，在古代是没有的，这也是发展的结果。
顺便说一句，隶书是母体，行书、楷书、草书，都是由隶书发展和演变而来，所以学书法还是要充分认识到隶书的意义。
行书书家
刘德昇画像（苏文画）
张怀瓘提到的刘德昇大约生活在东汉中后期，是书法史上第一位行书名家，书法史上奉他为“行书之祖”。
刘德昇书法隶书
“行书之祖”刘德昇有两个弟子，都是书法史上著名人物，一位是被誉为“小楷之组”的钟繇，曾做过魏国丞相，一位是隐居在野的胡昭，并称“钟胡”。两人的行书风格截然相反，据说，“胡书肥，钟书瘦”，各有特色。当时钟繇、胡昭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文人士夫争相效法，提高了行书的地位，应用更加广泛。
行书这种适合书写新书体，在推广应用上，西晋钟繇的外孙荀勖一个创举，对行书地位的提升起到极大作用。当时荀勖兼任秘书监，他就在秘书省设立“书博士”，招收学生习写行书，以“钟胡”为法，这个举措目的是为了让书吏掌握行书，以便提高抄写公文、书籍的效率，虽是一次应用举措，但客观上起到了提升行书地位的作用。
东晋时代，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文人书家，将汉魏“平划宽结”的行书，往欹侧求变，书写起来更为便捷，形成一种新书体，简易的行书成为时髦的书体，在士夫、文人阶层得到广广泛应用。
王氏家族：王羲之、王珣、王献之
王羲之（右）王献之（左）父子
王羲之
王羲之最重要的行书是《兰亭序》《丧乱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二谢帖》《平安帖》《奉橘帖》《何如帖》等，其中《兰亭序》用笔多曲线、多萦带，主要表现在外形上。而其它帖，用笔多隐藏的点画内部，内涵居上。《集王圣教序》是从王羲之各作品中选字汇集而成，字数较多，摹刻精致，历来被书家奉为学王行书的范本。
王珣
王珣《伯远帖》，是存世晋人墨迹真迹之一，《伯远帖》倾斜的横画，走字底的长捺，简洁的转笔，作品洒脱、俊爽、笔法洁净、挺拔，仅显高雅得境界。
王献之
王献之《鸭头丸帖》《二十九日帖》
王献之《鸭头丸帖》
《鸭头丸帖》，用笔流畅、飞动，始终又在控制之中，结构富于变化，欹侧、错落，生动不失分寸，是王献之“外拓”笔法的代表作。
《二十九日帖》与《鸭头丸帖》有鲜明对比。《二十九日帖》结构与笔画紧凑、结实，整篇字结构向右上方倾斜，真实反映了王氏家族笔法和结构特点。字体也多样，有不少字是楷书，还有几个草书，这一点也是王氏家族的特色，王羲之的墨迹中有=也有此类作品。
王献之《二十九日帖》
唐代是楷书发展的关键时期，是行书发展的转折期，行书涌现了李邕、颜真卿等大家。
李邕行书代表作有《李思训碑》《麓山寺碑》，共同特点是字体结构右上取势，横画平行，这一特色成为后世书家多人采用书写方式，这就是李邕在行书上的巨大贡献。
李邕行书代表作有《李思训碑》
颜真卿行书《祭侄稿》《刘中使帖》《争座位帖》等，这里不再赘述。
颜真卿行书《争座位帖》
行书，自汉中后期萌芽，历经魏晋的发展，至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形成了高度艺术典范性的行书风格，自此中国书法就一直笼罩在“二王”行书氛围之下。到了唐代，唐太宗喜好书法，他的贡献是在推崇王羲之书风上，使王羲之一派的书风在书法史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但唐太宗的一大贡献是他的行书《晋祠铭》，刻在石碑上，开启行书写碑的先例，之后如《集王羲之字圣教序》、李邕书写的大小《云麾将军碑》等，完好的保存下来。唐中期李邕、颜真卿行书开一代新风。此后宋代的“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均受其影响。元至明中叶，赵孟頫、祝允明，还是文徵明、董其昌均没脱离二王之风。明代晚期至清朝是行书发展的飞跃阶段，在碑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用北碑笔法写行书的风格，纵观行书上午发展路径，二王书风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直至当代，或许会一直影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