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秘传的“允执厥中”当中传承的是“中华功夫”

原创 启运吾来

上一篇里，启子对“中华功夫”简要做了一个概述，提出：“中华功夫”是基于内在修练，到达“忘神还虚”之后，再运用“虚”中智慧和能量之源，以“无为”方式作用于现实世界而展现出来的各种超常技能。这个概念很重要，故本篇接续介绍。

据有关经典记载分析，古时，“中华功夫”一直在执政组织或上层社会中传承。

西周之前的“十六字心传”传的是“中华功夫”和“中国文化”。

中华五千年文明在传承当中，有一个著名的“十六字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语出《尚书·虞书·大禹谟》。这“十六字”是尧将王位传给舜时所口传。据说，前三句是舜加进去的。

关于这“十六字”，朱熹的释义是：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至此解读的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闲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至此解读的是“惟精惟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朱熹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的解读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他指出，人心的虚灵和知觉，本来是“一”，之所以被区别为人心和道心，是因为人心基于自己的“形身”和“气身”而生，而道心则始终归正于自性和天命。如果人心与道心脱离，则人心必因失“正”而“危殆不安”，道心的微妙玄通也就很难再得以显现。只有坚持“精”，才能觉察并消除人心因我执而背离道心的各种因素，只有坚持“一”，才能使人心与道心始终和合为“一”，从而使道心成为人身之主，人心就会凡事都遵从天命，如此则“危者安、微者著”。

关于“允执厥中”，明方孝孺《夷齐》曰：「圣人之道，中而已矣，尧、舜、禹三圣人为万世法，一‘允执厥中’也。」可见，“允执厥中”乃“十六字”的精要所在，前面三句都是铺陈。启子认为，这里的“允”是诚意、公平、和顺之意；这里的“中”是“精一”之后所达到的一种入道的状态，进入这种状态，就可以感应到天命，也就是《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性”，只是“天命”是“虚空”当中的“如来”，“性”是“元神”感应到“天命”之后的指令。“允执厥中”的含义就是要按照这个由“中”而来的“天命”来执政为民，为人处世；这其中，如果“天命”与民众的诉求存在错位的话，那就要通过“允”来弥合这个错位，最终使“天命”得以有效的奉行。由此可见，只有坚持这种状态，无论是执政，还是做人，都不会失“正”，从而能顺应大道。可是，要做到“中”是极为不易的，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由上分析，这“十六字”中的“精”“一”乃是修道的功夫，“中”就是所要保持的入道德正之状态。三个字，把“中国功夫”的功夫说全了，把“中华文化”的核心点透了，实乃微言大义，一字千金。

就中国文化史来讲，尧舜时期对中华文化的开创和发展可谓居功甚伟，而国家建设的奠基，则当属大禹。尽管大禹之后国家逐步转变为“家天下”、“家国天下”，但他个人的功绩，亦是千秋万载。

文王《保训》对“中”的习用亦是苦口婆心。

文王在位第50 年时，预感到自己行将就木，遂将姬发叫来跟前，毕恭毕敬，谆谆训诫，后人将其称为《保训》。其中大意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先人们对下传授宝训必须口传，我病得实在太厉害，你就用书写的形式记下。要恭恭敬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二是舜帝胸怀大志，心怀天下，唯恐此生庸碌，于是孜孜不倦地研习《中》的道理。他用“中”的原则平衡阴阳、评判是非，所言皆合乎道理，达到了天、地、人三才所具备的品德修养，尧帝才把帝位传给了他；三是我接触《中》的时间太短了，你从现在起就要恭敬谨慎地对待它，作为施行的依据，千万不要等到天命所归时才去了解它；四是要敬之以诚，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附带说明的是，文王被拘禁羑里之时，悉心推演六十四卦，并将其“厥志”“求中”的中道思维通过卦辞、爻辞融入其中，传授武王，《周易》六十四卦精髓已俨然“落地”为顺应天道、地道的人道之“中道思维”。例如，乾卦六爻中的九二和九五，就是文王所说的的“厥”，厥中。九五爻既中且正，为中正之位，乃周易384爻中位置最好的爻。因其爻辞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于是历代对君王都有“九五之尊”之称为。所谓“厥志”“求中”，亦都是指帝王修道之术。可以推断，文王即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华功夫”的传承者。而且，经过文王训诫，武王之后历代君王也会毕恭毕敬将“中道思维”和“中华功夫”传承下去。

“中华功夫”源于黄帝的修道之术。

据有关专家考证，轩辕黄帝统一中华大地上的各部落之初，也面临思想不一、语言不一、民俗不一、统治不一等状况，加之当时的生存环境仍十分恶劣，其治理状况较之秦统一六国时期要艰难的多。于是，黄帝就将自己修炼的修道之术传授给各部族首领。还将这种修道之术刻画成专用图示，连同本族的各种文化成果在各部族中推行。后来这种图示逐步演进为文字，因此这种图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具有极高的地位。

关于黄帝的修道之术，《黄帝内经》中有相关记载。可以大胆设想，《黄帝内经》就是“中华功夫”的经典理论范本。想必黄帝时期，此修道之术至少在上层已普遍修习。对此，有关黄帝大战炎帝、大战蚩尤的神话传说中，各个神仙呼风唤雨，神乎其技，即便是有些夸大其词，但也必然会以现实人物作为文学创作基础。可以推断，黄帝时期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物一定大有人在，所谓得道升仙，也不是没有可能。对于已有见证、现代科学难以解释的事情，最好不要先急着下结论，中医针灸、“中华功夫”就是个典型的例证。换个角度讲，古时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圣贤，很有可能就与修炼这修道之术有关。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中国功夫”开始向民间扩散。

时至春秋，大周羸弱，诸侯争霸，群雄并起。“十六字心传”势必也只能局限于京畿之弹丸之地。然而，各公、侯诸国或为争雄争霸，或为图存图强，势必会将这修道秘术传播开来，或谋求内圣外王，或求取志士人杰。于是修道之术必会堂而皇之地突破“口授心传”的藩篱而大行其道，这势必会奠定了“中华功夫”的空前繁盛和“中华文化”的“百家争鸣”。这也是春秋战国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思想家、文学家、纵横家、军事家群英荟萃的重要原因。

然而，此时的传播已非图示，而是以金文为主的文字，部分诸侯国另有其它文字也未可知。加之教育资源主要被士人以上阶层享有，由此断定，此时的传播必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承载修道之术的载体，在由专门图示向甲骨文，再由甲骨文向金文乃至其它文字发展变迁中，其所记载修道之术的本来内涵，极有可能失真，甚至失传。例如，考古辨证，甲骨文之前还有另一种甲骨文，很多文字的字形和含义都存在较大差异；考古发掘的竹简、帛书等很多文字已经不能辨认。二是教育资源的现状和文化背景的变迁，也会对传承对象的理解和认知带来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些问题，对于汉宋后人解读先秦著述，也同样存在。

“中华功夫”官方版本得以重见天日，老子功不可没。

苍天有眼，大宝不遗。老子作为周朝的图书管理员，潜心研究先朝各种文字，“近水楼台”修炼秘传功夫，又因图书事件西出函谷时留下了宝贵的黄帝修道之术的官方修习解读范本——“郭店楚简《老子》”（原文内容已经发掘，但并非通行本《道德经》或者马王推出土的《德道经》）。虽然很多文字已不能辨认，但已是难能可贵了。因为，其所载甲骨文，较之河南安阳甲骨文更为久远。春秋以降，礼崩乐坏，诸侯侵伐，图书难留，想必这些文字已极少被人所知，幸亏有像老子这样专门为天子研究、管理上古典籍的公务员，幸亏老子将其修炼的十分到家（老子被誉为道家的创始人），这才使得黄帝的修道之术得以传承下来，这才使得“中华功夫”的正版得以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