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伦理学V.S.物理学

伦理学V.S.物理学

陈嘉映/文

获得合理性本身就是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惟明理才能更明慧地实践

一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说，实践不是理论的实施与应用，然而，原子反应堆、基因治疗不是理论的应用吗？我说，实践传统是追随榜样形成的，那么，我们又要理论做什么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实践/理论两分的框架过于简单了。亚里士多德探讨相关问题的框架倒会提供较多的帮助。

　　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分成三类，理论活动、实践、制做。实践不同于理论，因为实践改变对象；实践不同于制做，因为制做活动是纯粹取效的，其目的在制做活动之外，而实践的目的并不尽在实践之外。与这三类人类活动相应，亚里士多德区分三类学科：一是理论学科，包括第一哲学即后来所称的形而上学、数学、物理学；一是实践学科，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一是制做学科或称诗学。所谓诗学，希腊文里叫poietike，词根就是制做的意思。我们今天粗粗区分理科、文科、工科，跟亚里士多德的分科法有点儿呼应。当然，如果今天还有形而上学这回事，我们会把它划在文科里。毕竟，亚里士多德是两千多年前的人，到今天，世界变了很多很多，学科分类也不可能保持原样。

　　比较亚里士多德的框架和我们常说的实践/理论两分，可看到几点突出的区别。第一种区别挺明了的，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区分实践和制做，今人不大做此区分。第二种区别比较复杂。这三分法中每一项都有两方面：行和知。理论活动是一种独立的活动，有它特有的知，episteme，大意是对世界的系统真知。另一方面，实践也有它自己的知；实践之知是phronesis，大意是明慧、洞知、练达。而依实践/理论两分，实践是做，理论是知，仿佛实践没有自己的知，实践是去实施或应用理论或知识。

　　理论、实践、制做，每一项都有两个方面：行和知。在讨论实践传统时，我们把学术也列在其中，因为理论活动本身是一种行，也会形成一个传统。虽然理论和实践各有其知和行，但在理论活动中，产生真知是目的；而在实践活动中，知融在行里，甚至可以说，知是为行服务的。今人倾向于把理论视作对实践的总结，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之知和实践之知像是并列的知，前者不是从后者发展而来。

　　上面提出的“理论何为”这个问题，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理论学科来说，回答很简单——理论学科为真知本身而求真知，而为真知本身而求真知本来就是最高的善好，从事理论活动是最高的幸福。

　　那么，伦理学、政治学这些实践学科呢？伦理学教人为善。伦理学“不像其他（知识）分支那样，以静观、理论为目的⋯⋯而是教人怎样成为善好的人，否则这种研究就没有意义了”。善好和德性是否可教，即使可教，是靠“身教”还是靠伦理学这样的系统论理来教？这些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争论头绪纷繁，其中的一个头绪是我们在这里想要澄清的——伦理学之知是何种知？

　　这个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他一方面区分三类人类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三类学科，另一方面区分理论之知和实践之知，这两方面分别看上去都还整齐清楚，但合在一起，却让伦理学-政治学之知的性质成了疑问。一方面，伦理学-政治学不是物理学那样的纯静观的理论，但另一方面，伦理学-政治学是明述的系统的知识，因此也不同于实际伦理生活或实际政治实践中的知，不同于行为者的明慧练达。

二

　　伦理学-政治学与数学、物理学不是同类学科，前者属于文科，后者属于理科，这些，大家都知道。但它们究竟怎么个不同，却不大容易想清楚，这里也只谈一两点初步的。

　　我们在从事理论工作之前，已经对世界有所认知。理论工作，简单说，是从这些原有的认知出发，梳理出各种道理，同时把这些道理互相连结，也许还希望最后能把所有道理都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系统。

　　前理论的认知形形色色，有的跟我们的某些经验紧密相连，例如我们对情爱和信仰的认知，有的则不那么依赖于特定人群的特殊经验，例如我们对一片草场大小的认知。粗说起来，物理学类型的学科从那些跟特殊经验没有什么联系的认知发展而来，最后，它们发展到只研究那些可以充分客体化的物事。伦理学-政治学研究的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我们自己的活动，是与人/社会打交道的活动，把这些活动充分客体化将使研究失去意义。

　　刚才提到，我们多把理论视作对实践的总结，这种想法只对伦理学-政治学类型的理论成立。这些学科明述和总结我们自己在实践活动中多多少少已经明白的道理。民主宪政理论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化，微分学、行星理论、基因理论，它们是哪些实践经验的理论化呢？伦理学-政治学不同于物理学型的理论，它们是基于实践明慧的论理和穷理。通常说到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所涉及的只是这些理论，跟物理学型的理论没什么关系。

　　实践活动有它自己的知，伦理学-政治学明述这些知，勾连和发展实践活动中已经多多少少明白的各种道理，使之成为一个道理系统。作为基于实践活动的论理，伦理学-政治学必须努力保持与实践明慧的联系，保持对实践活动本身的真切领会。与之不同，物理学类型的理论以世界的客体化为基础，所以，愈是发达的理论，离开我们对物事的直接经验愈远。我们不能以我们经验不到“宇宙汤”为据来批评大爆炸理论。遗憾的是，当今的伦理学-政治学研究中，广泛弥漫着对物理学的艳羡，不明所以地效仿物理学的客体化，不惜失去对实践活动本身的真切领会，甚至干脆被弄成了物理学型的理论。

　　然而，物理学类型的研究不也涉及操作与实践吗？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有一段话说，理论研究并非没有它自己的实践，例如设立实验设备，制做切片，地质勘探，考古挖掘；就连进行抽象研究也还需要用纸笔书写之类的操作。后来，科学学里的建构主义一派，就有不少论者力图沿这一思路来解说科学理论。但这一思路包含一个重要的错误。你在研究行星逆行，你夜晚走到野外，举头观测夜空，但行星理论却不是你行走你举头这些行为的明述和总结。同样，解一道复杂的几何题难免要用纸笔写画一阵，解出的结果却不是这些活动的理论化。诚然，研究者需要通过训练掌握正确的观察方式，正确的操作方式，他有时需要反过来检视研究过程，找出是否有某种因素产生了干扰，例如是否自己看花了眼或望远镜安装出了错。但这种检视依赖于我们有一套正确的观察、操作方式，例如没看花眼，望远镜安装正确。我们的确可以对研究活动本身进行专题化研究，从而发展起科学学或调整了知识论，无论这些学科能教给我们些什么，反正它们不能产生行星理论、基因理论这些物理学型理论。

三

　　本文对物理学之知和伦理学-政治学之知的区分并不完全取自亚里士多德。立足于充分客体化进行物理学研究，这一原则直到科学革命时代才确立起来。在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即使物理学类型的研究，其客体化程度也还远不充分，例如希腊天学仍不曾完全脱开人事的含蕴，会把天球的圆形轨道与人在实践活动中通过自制求取圆满连在一起讨论。亚里士多德更不会想到他所称的“理论科学”会这么广泛地应用于制做。实际上，直到伽利略-牛顿的科学革命盛期，物理学仍然是为真知本身而求知。科学理论大规模应用于制做，是晚近两个世纪才发生的。

　　我对伦理学性质的看法也同亚里士多德有区别。前面说到，依照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目的好像主要是教人为善，在我看来，伦理学的主旨在于穷理。

　　我们为什么要明述和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并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穷理呢？我们可以具体考察某些伦理学-政治学理论的发生史，以此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如我们曾经提到过，英国人建立民主制度，本来意在解决他们当时的实际问题，不是要发展出哪种理论，但他们会希望展示这套制度的优越性，这固然首先要靠改善这套制度的实际运作，但也包括从道理上论证这套制度是好的、优越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学有点儿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意在教人以良好政治。不过，在我看来，尽管我们会为相对具体的目的说理论道，但伦理学-政治学作为系统论理，主要出自对穷理本身的兴趣——像物理学为认知物理世界而认知一样，伦理学-政治学为理解人类活动而认知。如果我们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物理学类型的认知本身即是一种至高的善好，那么同样，努力理解人类实践的认知也是一种至高的善好。

　　不过，伦理学-政治学作为基于实践活动的穷理，即使谈不上指导伦理生活和政治活动，却必然对实践活动发生影响。然而，它们产生影响的方式与物理学型理论的技术应用大不相同。

　　物理学类型理论可以应用于制做，伦理学-政治学却并无类似的应用，它们与实践的关系要内在得多，微妙得多。在制做活动中，我们把操作活动及其对象作为纯粹客体来对待，从而得以充分采用目的与手段的框架—— “为什么”制做完全是我们的事情，与对象本身无关。实践活动所牵涉的则是人与社会，因此，实践活动的目的始终与它所涉及的对象交织在一起，无法完全独立于实践活动本身加以界定，在极端情况下，“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实践之成为良好的实践，是由于它包含着phronesis这种“真实理性的实践品质”。获得合理性本身就是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惟明理才能更明慧地实践。良好的伦理学-政治学论理会促进实践活动中的明理，从而提升实践的品质。

　　伦理学-政治学理论一向对实践有所影响，近世以来，物理学类型的理论更是产生出明显的效用，不过，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是完全着眼于效用来从事理论研究和探索，物理学并非只在意能否应用于制造，伦理学也并非只在意教人为善。它们始终包含着为真知本身而求真知的维度；也许，今人不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求真本身视作最高的善好，然而，志在求真的生活仍是良好生活之一途。而且，如果失去了为真知而求知的精神，理论必将枯萎，我们想从理论讨效用也讨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