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中西方文明刚进入20世纪时，中国文明明显落后于西方。 这个落后从何时开始？ 中国从很早就建立起完备的礼乐制度，而同期作为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希腊正处于低潮（黑暗）期。然而，在随后的三千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社会制度遭遇到一次又一次危机，却始终都在王朝的兴衰轮回中无法取得突破。与此同时，西方文明却随着对自然认识的加深，以及人性与自我的觉醒，发展出了现代的宪政民主制度。 进入21世纪后，中西方文明都遇到了新的瓶颈，两个文明的固有特性不同，但面对新的时代，谁更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求？ 本文试图从中西文明的历程中探究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希望从中能为当今社会遭遇的困境提供某些启示。 正文 大约三千多年前，远隔万里的地球两侧发生了两场改变人类命运的战争。一场在东方的牧野，来自西岐的周武王率领诸侯联盟与殷商的奴隶军团展开决战，另一场在西方的希腊，代表希腊古爱琴文明的迈锡尼城，正在遭遇野蛮的多利亚人毁灭性入侵。 公元前1046年，中国殷商王朝纣王（帝辛）昏聩暴虐，周武王姬发于岐山举兵“行天之罚”，在商郊牧野周武王会盟诸侯，并在此一举击溃纣王军队，殷商都城朝歌被攻破，纣王鹿台自焚，延续450多年的商朝就此灭亡。 殷商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第二个王朝，这个时期的殷商社会已颇具规模，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疆域扩张，周围的部落被不断征服，也有新的部落加入到王朝联盟，或者被征服沦落成为奴隶。 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殷商原有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王朝原有以“占卜”和巫术迷信维系的神权体制越发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持续的征战消耗了国力，殷商王朝的国运终于走到了尽头。 牧野之战（公元前1046年） 周朝取代殷商以后，一个基于重塑原有制度的更完备和严谨的礼乐制度——周礼，在新的王朝中应运而生。 礼乐文化从中国第一个氏族社会——黄帝时代就已开始，在五帝时期（关于五帝有多种说法，这里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庞大的部落联盟。当年炎帝和黄帝结盟与蚩尤大战时，据记载蚩尤集合的部落联盟有81个之多，可想炎黄部落的数量同样不少。要将一个规模庞大的部落联盟整合成社会有机体，一个统一且规范的礼乐制度是必要的。 从五帝时代到夏商奴隶社会，礼乐制度一直统领着中国社会的运作，不过，直到周朝，“德政”作为礼乐制度的核心准则才确立下来，周同时重塑了天、地、四时与社会的对应关系，并且建立了更完备的宗法制度。周的礼乐制度成为后来主导中国两千多年社会发展的基础。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就在东方的周朝对礼乐文明重新塑造时，同时期的古希腊却陷入一个黑暗时期。在公元前1100~前1000年，代表古希腊爱琴文明的迈锡尼王朝遭到北方多利亚人的入侵，迈锡尼城被攻陷，曾经创造特洛伊战争神话（荷马史诗）的迈锡尼文明在延续了500年后从此消亡。 迈锡尼王朝灭亡后，数百个部落散落在面积不大的希腊半岛上，这种状态延续了数百年，直到半岛形成了一百多个城邦。在这个时期，半岛文化处于原始宗教和神话之中，每一个部落或者城邦的人们都相信自己是古希腊神话中某个神族（希腊神话中有十二主神）的后裔。 希腊十二主神 在半岛东边由大约10个部落组成了一个叫雅典的城邦，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雅典的第一位国王厄里克托尼俄斯是智慧和战争女神雅典娜之子。当年厄里克托尼俄斯的父亲赫菲斯托斯（也就是瘸腿的火神与匠神赫菲斯托斯）意欲性侵女神雅典娜，但遭到雅典娜的反抗，于是赫菲斯托斯的精液滴在雅典娜的腿上，雅典娜将精液用羊皮纸擦拭后扔到地上，于是就从地里长出了厄里克托尼俄斯。 显然，关于雅典诞生的神话过于离奇，不仅与常理相悖，而且情节牵强，甚至无法和其它神话一样成为某种隐喻。不过这个时期的希腊神话大多充满奇幻情节，例如雅典娜是从宙斯被劈开的头里诞生，酒神狄俄尼索斯被宙斯缝进腿里，以及其它充满了各种乱伦和更加不可思议的内容。在今天看来，这些神话的相互矛盾之处随处可见。 从希腊神话的怪诞无序可以看出，当时的古希腊人对世界的认知几乎不预设任何框架约束，也没有常规的观念习俗，然而，正是在这种自由到无序的认知中，却在后来的漫长进程中诞生出了“逻各斯”、这个蕴藏着人类最早逻辑的概念。因为无论人们如何异想天开，认知一定遵守基本的同一律和矛盾律，毕竟某个事物不可能既是它，又不是它。或许正是发源于希腊神话的混乱，才使人们探寻到了逻辑的真知。 古希腊第一位有记录可查的哲人是泰勒斯（公元前624年~前527年）。泰勒斯是古希腊七贤之首，也是古希腊米利都学派创始人。他确定指出一年有365天，还曾利用日影来测量金字塔的高度，并且准确地预测了公元前585年发生的一次日蚀。泰勒斯最著名的名言是“万物的本原是水（水是万物之源）”，因此泰勒斯是古希腊第一位透过现象去探究世界本原的思想家。 关于泰勒斯流传着一则故事，在一次抬头看天时，陷入沉思的泰勒斯不慎掉入井中，他的狼狈状态遭到身边女仆的嘲笑，女仆笑他急于知道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东西。 泰勒斯之后的另一位著名哲人是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年~前500年），毕达哥拉斯是早期“数论”的开创者，他创立了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并且发现了勾股定理（希腊称毕达哥拉斯定理）和黄金分割，他认为“数是万物的本质”，近代的思想家罗素认为演绎推论意义上的数学正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 泰勒斯（公元前580~前500年） 当古希腊的哲人正在将认知从神话和习俗转向探究世界的真相时，东方的中国贤者已经对世界的认识构造出一整套成熟的体系。 中国的这套体系完整且严密，它是以天、地、神明，与四时、历法、时令五行等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社会的运作都要以这个体系为基准，即使天子对王朝的治理也不例外。例如，天子的居处、车旗、服饰，以及诏令都需要遵从这个体系的对应规则。周对祭祀宗庙的礼仪规范规定更加严格，包括礼拜的次数、时间地点，舞蹈的姿态、人数都有严格规定。如果对应关系出错，则上天会降临“天灾”，社会将出现“人祸”。 “天地神民”的结构始于五帝时期，在大禹一朝，“天地”被划为“九天”和“九州”，祭天在九州之内统一举行。到了周公成王时，天子负责对整个“天下”进行管理，“天下”即天子恩泽所及的天地万物苍生（“天下”之外则是“蛮戎夷狄”）。在祭祀时天子居于“天地中心”，天子是“天下”人神沟通的唯一中介。 除了“天地神民”的结构，周的礼乐制度的核心精神是“德”。周的统治者从殷商的灭亡教训中深深领悟了德政在治理天下的重要性。 殷商灭亡三年后，周武王去世（公元前1043年），继位的成王年幼，由周武王之弟周公辅政。周公教导成王不仅要遵从天地之间的规则，而且要“敬德保民”，因为上天是以民心体现对天子的态度，而且夏商的灭亡正是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结果。 周礼 周的德政施行“君子”之德，所谓君子之德，在周礼中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六征”、“九用”、“官能”，以及“七属之人（贵、贞、长、师、宗、主、贤）”的制度。 “六征”是君子的根本特征，这后来成为考察官员的标准，具体包括观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揆德。“六征”的内容极其详尽，如“富贵者观其礼施”，“贫贱者观其德守”，“壁宠能不骄奢”，以及父慈子孝、乡党诚信、临难有勇，宽顺恭俭等等。“六征”有约五十多条，后来孔子的“九征”与孟子的“大丈夫”其实都是来自于此。 周朝主管教化的是“三公”之一的大司徒，官学教育是培养“君子”的途径，官学包括三德、六艺、六仪，其中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是贵族子弟必须掌握的技能。官学学成后的冠礼标志其进入成人阶段，但这时还不能称其为“君子”，还要等到他对所学身体力行多年，才能成为社会“万民所望”的德能楷模。 除了官学还有乡学，乡学是对平民子弟的教育，至于乡野莽夫，还有奴隶阶层则不在教育的范围之内，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君子 除了实行新的礼乐制度，周对原有的分封制也进行了革新和加强，作为统治者都清楚，治理天下仅仅靠德政和爱民是不够的。 周武王去世两年后，商的后裔武庚联合反对周公的势力发动叛乱，但叛乱被周公镇压。周公利用这次镇压重新对天下进行分封，在重新分封的七十多个诸侯国中，周的宗族姬姓诸侯占了五十多个。 除此之外，周对原有的宗法制度也作了改进。宗法制度主要确立家族继承和尊卑的次序，因为周是统治天下的家族，因此宗法制度也成为周朝实行统治的国家制度。 周的宗法制度实行“立嫡以长”的规则，正妻所生为“嫡子”，其余为“庶子”，如果没有嫡子，或者在数位嫡子之间，又以长幼确立尊卑。家族的继承与尊卑排序就这样确立下来。 周的分封制度基于宗法制度，周在分封时采用“大宗”和“小宗”模式。以天子为中心，周天子是周族、即王朝宗室的大宗和族长，其他庶支为小宗，庶支被分封到各诸侯国又成为诸侯国的“大宗”，诸侯国的大夫家臣又成为其小宗。各“小宗”内部又继续分“大宗”和“小宗”。大宗拥有最大份额的土地，小宗则依附于大宗，这形成周的“井田制”基础，直到最低级的分封，即没有土地（或者少量土地）的士人。就这样，经过层层分封之后，一个严格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此确立下来。 宗法制度 相对周的大一统，古希腊各城邦的形式和规模则各不相同，虽然相互之间有战争，不过没有哪个城邦能够统一其他城邦。 这些城邦虽然各自独立地存在于半岛各处，但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是神族的后裔，因此拥有共同祖先——也就是众神之神、统治宇宙万物的主神——宙斯。据说为了争夺祭祀宙斯的主导权，希腊各城邦发明了各城邦祭司在一起通过赛跑确立优胜者的比赛，这后来成为希腊在城邦间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身。从奥林匹克运动会可以看出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关系，相互间不仅有战争，也有合作。 希腊各城邦在举行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其中之一）时会在一起订立统一规则，不过平时并不干涉各自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希腊各城邦制度各异，例如斯巴达采用的贵族共和制，雅典采用民主制，当时与雅典、斯巴达并称为希腊三大城邦的底比斯则始终在寡头制（贵族制的变种）和民主制之间摇摆。除此之外，古希腊城邦还有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平民制等等。 古希腊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城邦是斯巴达，斯巴达的祖先多利亚人在占领迈锡尼城后，又征服了周围的美塞尼亚，美塞尼亚人变成斯巴达的奴隶，被称为“黑劳士”。 斯巴达资源相对贫瘠，为了压迫“黑劳士”，斯巴达采用了严酷的制度，这种严酷也包括对斯巴达人自身。斯巴达的婴儿刚生下就要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如果长老认为婴儿不健康，就把婴儿抛到荒山野外。斯巴达的男孩7岁后就被编入团队过集体的军事生活，女孩同样进行体育锻炼，包括跑步、竞走、掷铁饼、搏斗等，斯巴达要求每一位公民都是一位合格的战士。 斯巴达的贵族共和制度形成于来库古（公元前700年~前630年）的改革，长老会议是斯巴达最高的政治机关，是由30位贵族组成，长老会议有两位世袭国王，一位在外面打仗时另一位则留守国内。除了长老会议，还有由全体公民参加组成的公民大会，任何法律需要经过公民大会批准才能生效。 来库古将全国的土地划分为数量相等的份额，并将其分配给斯巴达的全体公民。公民分得的土地可以世代相传，但是不准抵押和买卖。斯巴达禁止公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甚至还一度规定全体公民必须一起吃一样的饭菜，因此整个斯巴达仿佛是一个大军营。 《斯巴达300勇士》 斯巴达是希腊半岛最大的城邦，从祖先多利亚人继承下来的严苛的军事训练，以及艰苦的生活作风，使斯巴达一直占据希腊众多城邦的领导地位。 不过，在斯巴达影响未及之处，也就是希腊半岛的东侧，另一个城邦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成长起来，这个新兴城邦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为斯巴达威权的强劲挑战者。 与斯巴达的军事共和制相对，这个新崛起的城邦拥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后来成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前身，雅典——古希腊文明的继承和开创者，正日益成为希腊半岛政治和文化新的中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