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画像（资料图） □特约撰稿人刘承 人物简史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产 生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他出生于韩国的贵族，同李斯都做过荀况的学生。他有些口吃，不大善于讲话，却很能写文章。韩非见韩国日趋削弱，曾上书韩王，主张变法图强，韩王不能用。他的《孤愤》、《五蠹》等著作被秦王嬴政看到了，却大为赞赏，感叹说：“寡人若能够与此人促膝长谈，虽死无憾啊！”秦攻韩，韩非被派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很受秦王赏识，想重用他。他曾经的同门李斯心存嫉妒，却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以至于韩非被关进监狱。李斯又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韩非被迫自杀于狱中。终其一生，韩非是一个带有悲剧性色彩的贵族知识分子，但他的法治思想却保存于他的著作中，至今仍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 1 君主立法 韩非生于战国末期的乱世中，他的学说融会贯通并发展了老子、荀况以及商鞅等人的思想，形成自身的法家理论。他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现存《韩非子》五十五篇，大体上可以说是韩非学派的著作汇编，除少数篇章外，大多数是韩非的著作，反映了韩非的思想。韩非一生追求的政治抱负是为统治者创建一套完善而行之有效的“王者之道”，这就是其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法治理论。 所谓“法”，就是法令，是官府制定、公布的成文法，是官吏据以统治人民的条规。韩非继承了法家学派依法治国的思想，但与前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商鞅等人相比，又有超越他们的地方。 前期法家强调“变法”，韩非虽然也讲变法，但更侧重“定法”，即用法律把现有的社会秩序固定下来；前期法家变法重在富国强兵，韩非的法治重在加强君权，以法防奸。他认为任何人都靠不住，臣下都是虎狼之辈，总有人时刻想着要篡权夺位。儒墨学派称颂的尧、舜、禹、商汤、武王等圣人，在韩非看来都是一帮弑君的逆臣。因此君主千万不要相信儒墨所鼓吹的“尚贤”，君主唯一可信的只有法。 既然法是治国之本，人人都要以法为准绳，那么法的制定就必须详细具体。韩非说：“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事。”法令简约就会使得人们产生曲解，就会使诉讼简单草率，所以圣明之君所著的法令一定明晰细化。为此韩非主张“立法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他认为法是由国家来编订，让官府来具体设施，并让老百姓周知和遵守的规范。这样一来，举国上下，事无巨细，一切决断于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韩非的思想并不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他那里，“人人”是不包括君主的。他曾说过“君不同于群臣”、“君臣不同道”，在君主面前，人人都要绝对服从君主。因此，韩非的“法”实则是把法律绝对化，也就是把君主绝对化，树立君主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 2 驾驭之术 “术”，就是权术，是君主驾驭、使用、考察臣下的手段。一次，君主私下将某件物品藏起来，命臣下去寻找，大臣找了几日也找不到。此时君主悄悄将藏匿地点告诉另一个人，很快便找到。于是对大臣们说：“你们这些碌碌无为之人，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到，而我派人去找却很快能找到，你们对我还算得上忠心吗？”群臣听后皆战战兢兢，把君主奉为神明。此做法纯粹是一种小权术、小诡计。 燕国丞相子之有一次忽然对着大门说：“刚刚跑出去了一匹白马。”左右臣下皆说没看到。突然有一人急速跑出去追赶“白马”，回来后对子之禀报：“刚刚确实是有白马。”子之由此可知此人对自己很忠心。 术与法的显著区别在于，后者是向国人公布，前者是藏在君主的“胸中”。韩非是君主的讴歌者，他所讲的术都是维护君主专制的驭臣之术。由于他把君臣关系更多地视为买卖与利用的关系，所以除了讲考课监察方法之外，更多的是讲阴谋诡计。他着重指出近亲与近臣是最危险的人物。《韩非子·八经》篇中就把主母、后姬、子姑、弟兄、勋臣、显贵列为最有威胁的人物，要格外提防。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备内》，顾名思义，就是讲如何防备近亲和近臣干政和篡权。 韩非所讲的术，其主旨便是以权术施谋诈，亦即阴谋诡计，包括：深藏不露；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用人如鬼”；深一以警众心、故意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其实心里有数；倒言反事，故意说错话，做错事，以错检验臣下是否与自己一心；倒言反事，故意说错话，做错事，以错检验臣下是否与自己一心；事后抓辫子；以戒心对待臣下，防臣如防虎；秘密设置眼线，监视臣民动态；用莫须有的罪名处决强臣。 简言之，韩非的术是一种以诡计诈术为主的驭下之术，是树立君主权威，维护君主专制的一种非常规手段。虽然这种手段对于防止分裂、维护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总体上是阴暗的，它的消极影响还是占主要方面。 3 权势统治 无论是法，还是术，前期法家人物商鞅、申不害都曾进行过深入阐述，韩非的法律思想便来源于此。但与这二人不同的是，韩非不光强调法、术在统治中的作用，还创造性地突出“势”的重要性。这里的势，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权势、权威或君主统治所依托的权力和威势。他说：“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又说：“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 《韩非子》一书中有《难势》篇，专门讨论势，韩非认为势有“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两种。“自然之势”，是指世袭的君位，是君主生而有之的命运，不可移易。“人为之势”是势和法的结合，即所谓“抱法处势”，是指君主的法治权力。这两者之间，韩非尤其重视“人为之势”，其用意在于强调君主的主观能动作用。具体说来，“人为之势”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 “聪明之势”。韩非在《奸劫弑臣》篇中说：“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君主不必有超人的智慧，只要善于使天下之耳目成为自己的耳目，让天下人都为己所用，做到了这一点，即使身处深宫，依然洞察千里之外。 “威严之势”。他在《人主》篇中说：“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又《显学》篇中说：“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意思是说，威势体现着君主的铁腕政治，棍棒出孝子，慈母多败儿，道德礼义都是空谈，只有威严之势才可以禁止暴乱。可见，儒家那一套德治主义在韩非眼中完全是不屑一顾的态度，君主不必非得成为圣贤，只要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形成真正的最高权威，将势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形成“抱法处势则治”，国家自然会长治久安。 总之，韩非的法治思想，吸收并总结了前期法家学说，通过“法”、“术”、“势”这三个要素来构建一套完整的法治体系。概括地说，就是君主立法、驭术、凭势来统治臣民。这套学说，适应了战国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大一统帝国的统治需要，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4 法治精神 在韩非所处的战国末期，诸子百家已经完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面貌。荀子道“性恶”、隆礼法，墨子主“尚贤”、倡“非攻”，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还有阴阳家宣扬五行相克的历史循环论。这些学说，林林总总，归根结底都是为政治服务。韩非的思想也不例外，相比其他学派的曲意婉转，韩非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法治思想更直接，更务实，更能走进专制君主的心坎。可以说，法治就是韩非政治思想的核心，其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法是全国臣民行动的准则。韩非认为，“一民之轨，莫如法”，有了法，行动才能有统一的步调。“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如果能够依法行事，就能消除人间的不合理现象，社会秩序才会稳定。“以罪受诛，人不怨上”，如果按法行事，就是受到惩罚的人，也会心安理得。所以“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治举措得当，国家才能步入稳定。 与术只用于臣下者不同，法治的对象是广大的臣民。所谓“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除了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的约束。 实行法治关键离不开赏罚。赏和罚是重要的统治工具，韩非称之为“二柄”。他发挥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们天生就不会自动向善，必须利用人们趋利避害、喜赏怕罚的本性，君主只要赏罚得当，就可以支配全国臣民。一方面，他主张论功行赏，反对无功受禄，不论贵族小民，只要立下功劳，就可依法受赏，加官加爵。另一方面，法治的精神更重要的在于罚，而且是重罚。他说：“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妨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严刑是人们所畏惧的，重罚是人民所厌恶的，英明的君主就应利用这种心理，实行严刑峻法，使人不敢轻易以身试法，国家就会因此而稳定不会产生暴乱。 总之，韩非“以法为本”的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治思想，是在战国末期有分裂走向一统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在封建社会早期法治建设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无疑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当然，也有一些消极成分，如鼓吹专制、反对德治、权谋诈术等。但总体来看，他的法治思想为秦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很多著作是在身陷囹圄之时酝酿而成的，虽有一些偏激言论，但瞩目于天下大势，其内心未尝不奔腾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气魄。 所谓“法”，就是法令，是官府制定、公布的成文法，是官吏据以统治人民的条规。韩非继承了法家学派依法治国的思想，但与前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商鞅等人相比，又有超越他们的地方。 前期法家强调“变法”，韩非虽然也讲变法，但更侧重“定法”，即用法律把现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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