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有感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是一部古代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态史，堪称古代官场现形记；收录的都是读史札记式的短文。书中以中国古代君臣关系、臣民心理为切口，剖析专制主义的内涵，以批评的笔触，呈现出专制主义的产生过程、权力结构的确定，以及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臣民心态的种种表现。

谢天佑先生在书中，就调和学术与通俗的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以扎实严谨的学问为基础，以大众阅读的笔触，探究专制主义与臣民心理之间的复杂关系，批判、反思制度与人性。

本书的正文，如今呈现的只有十节。1988年4月24日晚，在准备写作第十一节《为之献身的愚忠》时，谢天佑先生突发中风，后在26日凌晨与世长辞。而谢天佑先生的书桌上，仍放着写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的书稿和稿纸。

1979年，谢天佑先生发表《胡广的中庸与李固的鲠直》一文，对东汉中后期大官僚胡广和名士李固对执政者专权跋扈的不同态度进行了比较。李固被诬陷，但他相信历史自有公断，这也让谢先生感到“史笔千斤重，不做良史，羞煞人！”同样，谢天佑先生用千斤重的史笔，为我们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古代历史的另一面。这也是《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的价值所在。

谢天佑先生研究臣民心理，目的是批判古代专制主义，是要涤荡专制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污垢。谢先生认为：“专制主义统治影响着中国国民心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是不可少的。”

1986年7月26日的《解放日报·新论》刊发了谢先生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文章认为：“讲假话、讲违心话，不完全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官场上盛行讲假话、讲违心话之风，实质上是畏惧专制独裁的心理状态的表现。”这篇文章从讲假话、讲违心话，这一臣民心理表现的侧面，揭示了专制政治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揭示了社会制度与不良风气的关系，揭示了消除不良风气的关键所在。

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 

中国思想史上的法家是以主张法治而得名的。

法家以法治反对儒家的德治。认为“奉法者强则强国，奉法者弱则国弱”。法治之所以能兴邦，在法家看来，是因为法治最公正，即如韩非所说：“能去私曲而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因此，法家以“法不阿贵”，“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而自誉。

其实，儒家主张德治不是纯粹的德治，法家主张法治也不是纯粹的法治，都是德、法兼而用之。所不同者，儒家强调德治，法家强调法治，两者侧重点不同而已。

在我们对法家的法治给一定的肯定的同时，必须指出法家的法治，不是民主的法治，而是十足的专制主义的法治。

无论法家怎么鼓吹法治公正，“不阿贵”，但是，法家却让法在君主面前却步：不是法治约束君主，而是君主独揽法权；不是法大于君主，而是君主超乎法之上。这就是君主专制的法治的本质特征。

应该说，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完备的。制法权、执法权都集中于君主。这样的君主对臣民自然握有一切生杀予夺之权。法管不了他，而他高于法、大于法，他就是法的化身。这样的当权者无疑是专制主义的独裁者。

这样的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君主最容易滥用权力，自己作法自己违法，最容易感情用事偏听偏信，为结党营私和盗窃国柄的“当涂之人”所包围。因而，也就最需要“智法之士”向他急言直谏，借以匡正君主的错误处置。但是，臣下与具有权威的君主，最难相处，最难沟通思想，最难对话。“伴君如伴虎”，言行稍有大意之处，便遭杀身之祸。为此，韩非所作名篇《说难》。

韩非将君主比作龙，龙“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矣”臣下向君主进言如“婴逆鳞”，是多么危险呀！

处在这样困境中，既要进言又要避免杀身之祸，怎么办呢？

韩非就要进言者在君主面前讲假话、讲违心话。

在这方面韩非列举了十三种：

第一，进言者应夸赞君主自己认为得意的事情，掩盖他认为羞耻的事情；

第二，君主急谋私利，进言者应将私利说成合乎公义，并纵容他大胆地去干；

第三，君主有卑下的念头，想干而又有所顾忌，进言者就要故作姿态，抱怨他为什么不去干；

第四，君主想做实际做不到的事，进言者不要硬顶，而是揭示这件事的缺陷，称赞他不去做的明智；

第五，君主想要夸耀自己的才智，进言者就应为他自逞才智提供依据，而不要假装不知道；

第六，进言者要为人说情，既必须用好的名义加以阐明，又要暗示此事合君主私利；

第七，进言者要劝阻君主做危害社会的事，不仅要说明做此事定遭议论，而且还要暗示此事有害于君主本身；

第八，假如君主不喜欢露骨的赞誉，进言者就赞誉与君主思想行为相同的另一个人，借以达到间接赞誉的目的；

第九，假如有人跟君主有同样卑污的行为，进言者必须毫不含糊地加以掩饰，说他没有什么过失。借以达到间接为君主饰非的目的；

第十，假如有人跟君主遭到同样的失败，进言者必须否认有什么失败，借以达到间接挽回君主面子的目的；

第十一，君主在夸耀自己的能力时，进言者就不应劝他做办不到的事，以免让他露马脚；

第十二，君主自以为勇于决断，进言者就不要揭他在这方面的短处；

第十三，君主自以为谋略高明，进言者就不要指出他在谋略方面的失措而使他困窘。

韩非认为君主的周围有两种人，一是“当涂之人”，一是法术之人。这两种人为了取得君主的信任，都要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也可以说在君主身边没有不讲假话、违心的人。所不同者，只是一为私利而为，一为“振世”而为。韩非支持后者，反对前者，这大概就是韩非还不算心术不正之类的缘故吧！

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不敢讲真话，是出于怕，而在操一切生杀予夺之权的专制君王面前又不可能不怕。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根子在于对专制主义的畏惧。韩非写《说难》，公开传授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技巧，鼓励以“振世”为目的法术之士用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技巧去与专谋私利的“当涂之人”争夺君主的信任。可谓用心良苦矣！

法家思想，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不居统治地位，但韩非宣扬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技巧在中国却有生存的土壤，因为中国被专制主义统治了几千年。以后，专制主义制度虽然被打翻了，但是，它的影响还很深。

看来，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不完全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官场上盛行讲假话、讲违心话之风，实质上是畏惧专制独裁的心理状态的表现。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上各方面的关注，不少刊物都加以转载。其中，1986年9月30日《理论动态》（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第666期全文转载了谢先生的这篇文章，并加编者按语：肃清封建主义遗毒，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封建主义，我们刊载此文的目的，就是使读者获得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可以说，“喜怒无常是专制主义君王的特有的性格；假话、违心的话是专制主义臣民的特有的语言；这种性格、语言都是特有的心理反映。总之，这种性格、语言、心理都是专制主义的产物”。古代历史从来不只有文人生活风雅、美好的一面，朝堂之上的残酷超乎想象。 

谢天佑（1932—1988），湖北黄梅人，1952年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通史研究班深造，1957年留校，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关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和古代臣民心态史，其背后则是对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审视和对制度的批判反思。谢天佑先生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江南地区史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中国农民战争简史》等。

谨记于2021年10月24日22时3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