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九哥 ▏招工厄难

图自插画师梁楚玲

招工厄难

作者：九哥

前言

至少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不能理解，找个工作有什么难嘛？到处都在招聘，去考就是。

他们不知道那些年代他们父母就业只有一条路：按国家就业计划安排，不论政府机关公务员、工厂工人还是商场营业员都需按国家计划指标招收，多一人都不行。

有些相似于如今的高考招生，各校各专业按各自高低不一的标准和数量招生，有严格的质和量的要求：那就是分数线和招收名额。

那时招聘的标准是严格的政审要求，本人或家庭如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尤为重要)就基本无望了。

那个年代只要有一份工作就进了生存的保险箱，收入、医疗、住房、子女教育都有了终身保障，甚至延续几代子孙。

所以，我们上山下乡知青的理想出路，就是有幸被各类国有事业企业招收入职。

                       

时间真快。不觉间已到1971年底。

在将近三年的知青生活中，因为前途的不确定，心情一直是鬱闷和绝望的。

我知道，好好劳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才有出路都是骗人的鬼话。

从年初起，陆续有一些知青“开后门”参军、参加工作离开农村，在知青中引起很大的不满，但也很无奈。

据传针对开后门问题当时M还讲了一句话:“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像我们这样受迫害打击的家庭，就更无奢望了。

知青生活就这样无奈而沉闷地打发着日子。我们也无心好好地参加劳动，经常跑回成都鬼混，或者到其它有知青朋友的地方窜窜。
大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毫无价值地糟蹋掉。

时间到了1971年底，逐渐有了一些好消息传来，成都陆续有一些工厂或单位到冕宁来招人了。这在知青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纷纷行动起来打听消息，托人找关系。

那时大家都无心呆在生产队，每天都在县城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走在街上只要看见不像本地农民模样的人，都要上去搭讪纠缠，希望能搭上招工的人。甚至跑到旅馆里去强行查阅住宿豋记，只要是成都来的，一定要去房间死缠烂打，刨根问底。

真是皇天不负苦人心。
一次从县城回生产队的公交车上，看见两个完全不像本地农民的人：一个50来岁，操着外省话，一副干部模样。另一个30来岁，满口成都话，一看就是年长者的助手。

我偷偷凑到他们旁边，偷听他俩的谈话。听了一阵后，大概弄明白他们在安排最近几天去什么地方的日程。
我涎着脸凑上说:“师父，你们是来招工的哇”？

他俩诧异地回头打量了我几秒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是招工的”。
我讪笑着说:“咋不是嘛，听见你们说要去新民公社”。
他俩不吭声，沉默了一阵，年长者突然问我，:“新民公社怎么走？有多远”？
我心中一喜，答理我就有戏!急忙说:“我知道，我带你们去”！

他俩微微一笑，未置可否。

一路上我厚着脸皮给他俩当起导游，介绍冕宁的风土人情，地理位置。

他俩也有兴趣听我介绍，不时还提点问题。

公交车很快到了复兴车站，我说:“到了，这里下车吧”。
他俩跟我下车，年轻那位突然说:“哦哟，你有好高哦？会打篮球吗”？
我忙答:“一米八三，会打篮球，校队的”。
那时一米八三的个子确实挺高，在学校都排第二。

从复兴到新民公社十几里路，不通公路，只能翻山步行。

沿路谈热火了，看来他俩也喜欢我，不隐瞒他们是成都电焊机厂来招工的。

年长者叫李钰，劳资科长，北方人，三八式老干部。年轻者叫钟永守，保卫科长，转业军人。

招工区域在新民和东河两个公社。我所在的石龙公社不在他们的招工区域。但又告诉我石龙公社是红旗机器厂(现在的成都工程机械集团，曾经产值上百亿的上市公司，后来的老总就是下放冕宁的知青)的招工区域。

还告诉我，红旗机器厂和电焊机厂同属成都市机械局下属工厂，这次他们是以机械局的名义来联合招工的。

交谈中我也向他俩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和父母的遭遇。正好李科长转业前在阿坝剿匪驻扎几年，对阿坝西藏情况非常熟悉。看得出他对我的境遇很是同情，一再鼓励我：出身不由选择，重在个人表现。虽是当年的套话，但从他嘴里讲出来，却是那样的真诚暖心。

翻过一座小山，远远看见山下一片房舍浸漫在袅袅的炊烟中:“到了，那就是新民公社”。

和他俩道别后，一个人沿着蜿蜒曲迴的山道默默下山。四周出奇的静，没有风嘶，没有鸟呜，树木的枝叶没有一丝摇曳，但我的内心却波涛汹涌，阴云密布。

李科长告诉我机械局整个招工只有40个名额，在冕宁县两个区四个公社近千名知青中竞选。

以我父母的政治背景是绝不可能通过政审的。

父亲的罪名解放以来逐年累加：

1955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拘禁审查。

1957年与母亲一起被划为右派份子，逐出银行系统，下放农机厂交群众监督改造，工资下降六级。

文革开始后作为老“阶级敌人”随时批斗。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按当时什么“公安六条”规定:“划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按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我们都属于“阶级敌人的狗崽子”，按M的话说，最多就算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以我这样的条件，想与广大的“红五类”子女去竞争招工名额，那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蛋。

想到这些，眼前一片黑暗。

招工的进展果然如我所料：报名、填各种申请表、贫下中农推荐、生产队、大队、公社批准通过。

最后是政审，就这一关，我被刷下。

1971年12月底同队的何丁、张万松顺利被红旗机器厂录取，我们的“三人之家”（本来四人，另一同学钟扬69年迁往彭山农村）就孤零零的剩下我一人。看着他们喜悦忙碌地办理各种返城手续，心头无比的悲怆和诅丧。

分别的一天终于到来，我强打精神送他们到泸沽火车站。站台上看到他们欢天喜地的准备上火车，我压抑着心头的悲伤，不等开车就强作欢颜和他们匆匆告别。

西昌地区的冬季阳光充足非常暖和，现在都是成都人冬季休闲的热门之地。可是这天却非常寒冷，天上铅云笼罩，飘着雪花，凛冽的寒风穿透衣衫，直刺心扉。
我裹紧薄薄的棉衣，顶着寒风一个人孤独地向十公里外的生产队走去。

“呜……”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火车气笛声，“他们回家了，永远不会像我这样再走回生产队”。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咬紧嘴唇任凭冷雨伴着热泪在脸上流淌。

独自回到队上，看到“人去楼空”的家(如果算家的话)，静得连煤油灯芯燃烧的嗞嗞声都能听见。想到往日穷欢乐的场景，有句知青中传唱的外国民歌歌词湧上心头“往日的欢乐，已经永远消逝……”。

无心吃饭，拥着噩梦般的心情昏昏睡去。

这一觉睡得昏天黑地，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晚上了。
   
招工失利虽是意料之中，但还是给父母带来极大的压力和悲伤。他们来信强烈地流露出自责和内疚的情绪，认为他们的遭遇影响了儿女的前途。

面对父母的心情，我深深地感受到亲情对于心灵的震撼。一方面它咬噬着我的心，我想消除他们痛苦的无能更加深了自己的痛，另一方面他们的自责和内疚更让我体验到了血浓于水的爱，痛苦绝望的心情感受到亲情的撫慰。

我少有这样充满感情地回信:“亲爱的爸爸妈妈，不论您们遭受什么样的冤屈迫害，在我心中，我的父母永远是天下最好的父母，永远是世上最好的人”。

在整个招工期间，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一直在竭尽全力地努力。凭着和成焊厂招工组李科长和钟科长的一面之交，我厚着脸皮跟他们周旋，天天到他们驻地打探消息。两位科长对我也很好，还把我介绍给红旗机器厂招工组。

红旗厂招工组有三位成员：组长王德荣，红旗厂劳资科长。一位张师傅，面慈心善，对人很客气。还有一位女的叫任淑芬，30来岁，高高的个子，皮肤白净，五官匀称，人很漂亮。
任老师对人温和亲切，说话做事干练自信，王科长都要让她三分。
任老师极富爱心，对知青的遭遇非常同情，不论哪里的知青找她，都是热情耐心地接待。知青们都亲切的叫她任孃。

因为我天天缠在他们那里，我的情况他们也很清楚，对我的处境非常同情，暗地里也在为我多方努力。

到后来，我基本成了招工组的编外人员，每天为他们跑跑腿，通知个什么人，传递个什么信息，他们管我在县城吃住。

一次我回队找同学借钱，被任孃知道了，她说:“为什么不给任孃说呢？还跑那么远回去”，让我非常感动。

有天夜里，我住在招工组的旅馆里，夜里被外面说话声惊醒，原来是任孃在服务台打电话。那时只有服务台有一门电话，打长途还得通过县邮电局转接。
断断续续听到任孃与对方争论很激烈，猛然听到她提了我的名字:“张宽铭这个娃娃条件很好，父母问题吗？……还是有结论嘛”。

我知道她还在为我努力争取。

过了两天，任孃给我说:“你父母在阿坝州工作，不可能为你一人再派人去政审，很麻烦啊”。我听出来我还有一线希望。我忙说千万等一下，让我想想办法。
我急忙跑到县邮局给母亲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能不能让她单位出个政审材料寄到冕宁县知青安置办公室。

过了几天，母亲发来电报，告诉我政审材料已寄过来。我急忙告诉任孃，她说:“好!你耐心等等吧”。

后来才知道，为寄政审材料也历经一波三折，几乎夭折。
原来母亲找到当时银行的负责人，这个女人的丈夫是造反起家的县革委会副主任，正红得发紫，左得极致。她一听母亲的要求，断然拒绝:“不可能!那么多红五类的子女还没工作，哪轮得到你一个右派子女”!母亲气得伤心大哭，无论怎样求她都不为动。

父亲单位领导魏厂长是位转业军人，虽没什么文化，但为人正直善良，平时也不欺负歧视父亲。父亲在工厂的经营管理上也给他许多帮助，运动中还有人批他重用父亲这个“坏人”。

魏厂长知道这个事后，爽快地答应父亲:“不着急，我来办！大人的事管娃娃啥相干？”

真是天不绝人之路啊！

一天早上已天亮很久，由于心情沮丧，赖在被窝里不想起床。屋里还睡得有其它队的两个同学，也是父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招工无望。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就来和我同住，大家抱团取暖，指望能相互撫慰伤痕累累的心灵创伤。

“张宽铭住在这家吗”？我突然听见院里有人在问农民，而且不是本地口音。

我下意识地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急忙一个鹞子翻身跳下床，胡乱披上衣服打开门。
“还没起床啊，煮饭给我们吃哈！”原来是任孃和张师傅满面笑容站在门前，边开玩笑边跨进门来。

我预感到有好事要发生，按住咚咚乱跳的胸口，颤声问到:“是不是要我了？”

“录取了!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张师傅边笑着说边递给我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录取通知书”几个大字赫然醒目。  

“这下高兴啦”!任老师笑着补了一句。
“哇……啊……”，里屋突然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嚎，我被录取的消息在两位同学的心灵伤口上再狠狠地添上一刀。

任孃的笑容瞬间消失，两行热泪湧出眼眶。

那两位同学直到79年知青大返城才得以回成都，在农村整整十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被深深地埋葬在异乡的荒野中。

赶紧给父母发了一封电报:“红机录取，1月23日返蓉”。

迅速办完各种手续，拧着一只仅有几件换洗衣服的军挎包，孤身一人仓皇窜回成都，生怕有什么节外生枝的变故。

泸沽车站火车启动的一刹那，窗外连绵起伏的山峦从眼前慢慢掠过，顿觉百感交集，一切像是在梦境里一般。
别了，冕宁。虽然我再不愿回到这里，但这差10天三年的日日夜夜将深深地铭刻在我生命的里程碑上。

在返城前最后几天，因为机械局招工组内部调整需要，又把我改招到成都电焊厂。
到电焊机厂报到时我是第二十一名，最后一个报到，比前二十名晚了差不多一个月。

我知道电焊机厂计划招工名额是二十名，在计划经济时期，要增加一个招工指标是多难多麻烦的事啊!我真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想像得到，招工组的师傅们为了我这个招工指标不知做了多少工作，付出了多少努力。

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努力不仅仅是给了一个年轻人一份工作，而是给了他做人的尊严，给了他对于生命的企盼，给了他奉献社会的机会，给了他全家亲人心灵的慰藉。

感谢李钰科长，感谢任淑芬阿姨，感谢机械局招工组的所有师傅。
感谢父亲的厂长魏叔叔，他虽然已不在世，但我仍清晰地记得他的音容笑貌。
李钰科长前一、两年的信息仍在世，但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前年和同学在街子古镇游玩偶遇任孃，虽然已满头银发，但眉宇间的善良和亲切仍是那样熟悉。

提起我的名字和往事她是那样的茫然不知，细说了许久她才似乎有了一些记忆。

任孃啊，对您来说也许是一生中无数善举的一件平凡小事，但您可曾知道，如不是您的爱心和努力成就了一个青年正常的人生，绝望中不知他及他的家庭将遭遇到什么样的变故！

今年是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年幸与不幸的知哥知妹们。让我们珍惜当下，再不让过去岁月中形形色色的悲剧发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