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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筱 ▏从成都到望谟

 新用户7771xieo 2020-10-23

望谟景色

从成都到望谟

作者   筱筱

从成都到望谟,我完成了从青涩的学生时代到百味人生的转折。

欣闻国庆节贵州省又开通一条新的高速公路:罗(罗甸县)望(望谟县)高速。

通车后,贵阳至望谟行车时间缩短到2个半小时左右。

想不到以前去省会贵阳需坐两天公共汽车的望谟县,现在已经进入了高速公路交叉纵横的新时代。

昔日的穷乡僻壤成为了生态环境良好的旅游目的地,经济建设也驶上了快车道,变化之大超乎想像。

曾在望谟度过青春岁月的我,在欣慰的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尘封的往事回忆。

老五届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在文革中被完全打乱了秩序。我们69届的学生被推迟到1970年夏季毕业,渴望中终于走上了工作岗位。

那时候全国的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大学生要得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真是难于上青天。

话又说回来,被耽误的这一代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被人为地压缩,停课闹革命让他们被动地荒废了学业,毕业后自然也就成了学无专长的万金油。

他们被三下五除二地发配到各个基层单位,总算是有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栖身之地了。


我们川大几位同学被分配到了贵州兴义地区,告别可爱的成都,大家先乘火车到贵州安顺,再由安顺转公共汽车去兴义。

贵州高原山路崎岖险峻,坐在车上令人心惊肉跳、头晕目眩,加上汽车的轰鸣声,让人作呕的汽油味,一路根本没有心思观山望景,200多公里路程花了整整两天才到达目的地。

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集聚在这个与云南交界的小城市,期盼着命运之神的眷顾,希望再次分配能到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县城和单位。

记得由兴义分配至下属各县的方案五花八门,全凭工作人员根据学生的专业,再按自己的理解进行随心所欲的安排,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分去五金社制作杆秤,上海交大的去运输社赶马车,川大生物系的去食品厂酿造酱油,南开大学化学系的去酒厂酿酒,南京大学物理系的去农机厂车间干活,各医学院的则一杆子插到底,分去各公社卫生院(这倒是专业最对口的单位)。

我学的是无线电专业,被直接分到县广播站,引来不少人羡慕的目光。殊不知,我即将要去的地方却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贵州最苦最穷的望谟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这里山高路远,但离原始社会不远。

我安慰自己:得到一份"好"工作就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也算公平吧!

就这样我和其他七十来名大学生一起来到了这个在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袖珍县城,从此开始了一段颇为坎坷的人生之旅。


初来乍到的我对望谟县城失望至极。这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所望之处只有破旧的矮房、又脏又乱凹凸不平的马路,满街漫步的马和牛,遍地牲畜粪便。

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当地极少有公共卫生间,少数民族兄弟姐妹没有如厕的习惯,内急时找个人少的地方便就地解决了。

县城所在地王母镇面积很小,小得用脚去丈量都轻而易举,步行一圈,半小时就可逛完全城。

望谟不少村寨因交通不便,与外界几乎隔绝,消息极为闭塞。

为了让村民尽快了解外面的世界,能及时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县广播站承担起了建立农村有线广播网的繁重任务。站里20来名工作人员负责全县30多个公社有线广播线路的架设及维修工作。

那时的施工无任何机械装备,全靠人工一根根地栽杉木电线杆、脚挷抓钉爬杆架线。

经过县广播站及各公社广播室全体员工艰苦卓绝的奋战,硬是凭双手将广播线连接到了深山之中的每个生产队,其工作量之大,劳动之艰辛是现在年轻人难以想像的。

县城工作人员下乡,除了通公路的几个公社所在地可以坐车到达,去其它不通车的公社及生产队统统靠步行,一天走几十里山路是家常便饭。

我是女同志,爬电线杆的重活轮不到我,但除了播音工作,我还要经常下乡指导有线广播的使用和维护,对于从小生活在天府之国成都的我来说,爬坡上坎走山路是对体能的巨大挑战,为此我曾有一次单独下乡滚落山坡差点丧命的经历,至今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尚能忍受,最受折磨的是远离家乡,远离亲友,心中的烦闷无处排解,感到十分压抑。

度日如年地经过一段适应期,我开始试着与周围的人交往相处,慢慢地找到了共同语言,逐渐体会到了人情的温暖。

我的同事中有一大半是本地的布依族和苗族,他们善良乐观、质朴诚实,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交流并无障碍。

大家对我关爱有加,鼓励我克服了不少生活上的困难,至今回想起来仍让我感动不已。

布依族是当地的主要民族,苗族和汉族都属于少数民族。

布依族一般依水而居,生活在坝子里,汉族多居半山腰,苗族则居高山顶。

布依族有语言但无文字,在学校均使用汉语汉字教学。

布依族苗族崇尚教育,热爱汉字书法,令我惊异的是当地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却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过年时节,每家每户门口张贴的自写对联仿佛就是一幅幅的书法作品,让人赏心悦目,赞不绝口!

那时县城还没有农贸市场,农产品的交易全靠赶集日在场坝完成。

土特产如木耳、板栗、核桃、芝麻、干辣椒、芭蕉、黄果(柑子)等都是绿色食品,价廉物美。

农民除了将名贵中药材及少部分特产卖给供销合作社的收购站外,其它农产品都摆在场坝泥巴地上供顾客挑选。

当地老乡做生意不习惯用秤称重量,如板栗、芝蔴都是用竹筒量,一般两毛钱一筒,有一斤多重。

可以计数的则按个数计价,比如芭蕉和黄果一毛钱四个,核桃一分钱一个,鸡蛋一元钱五个(这个贵),连买鸡都是用手提一提估计重量,卖家报价之后买家稍一还价便成交,洒脱得很,颇有君子风度。

让外地人不适应的是,当地没有种蔬菜的习惯,日常多以豆腐豆芽竹笋瓜豆当菜,主食则因稻谷的缺乏多以苞谷(玉米)为主、大米为辅。

文革结束后,经济开始慢慢复苏,一些四川人来到王母镇垦荒种地,逐渐引进外地蔬菜品种,这才结束了县城居民无绿叶蔬菜可吃的历史。

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望谟的社会风气仍然风清气正。

上级部门领导来县里出差,跟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到食堂凭饭票就餐,一个菜加免费清汤是标配,也无人员陪同。住的是县委招待所唯一一幢两层楼的普通房间,多大的官来都是如此。

记得1980年10月某一天深夜,广播站突然接县委通知,要求立即发电,并临时牵一条电线至不远处的县委办公楼。

县城平时供电极不正常,电压低且经常停电,对此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今晚的紧急供电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

第二天才得知,昨晚是胡躍邦同志轻车简从由安顺经国道去广西视察工作途经望谟,在此停留一晚。他连夜听取县领导汇报工作,清晨吃过早饭之后便悄然动身前往广西了。除了不得不惊动广播站值班人员开动柴油发电机通宵发电,其他无人知道有中央领导光临小县城,事后也没有人觉得这事值得大惊小怪,纯朴的老百姓不懂什么是个人崇拜。

这真是一个绿水青山常在,极少受精神污染的世外桃源!

在工作了十三年之后,我终于尾随大学生返乡团离开了望谟,告别了这个遍布我们青春足迹的地方。

这里艰苦的环境和生活磨练了我们的意志,这里淳朴敦厚的民风滋润了我们的心田,我们离开望谟多年之后才细细品味到了它的纯净、它的可爱!

在信仰缺失、追名逐利、拜金主义泛滥的浮躁社会里,那的确是一方离伊甸园最近的凈土!


从成都到望谟,我完成了从青涩的学生时代到百味人生的转折。

贵州望谟:一个让我忍不住回眸的地方,如今对你真得刮目相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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