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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六十卷影宋鈔本 《詩話總龜》述評 巢彥婷 巢彥婷，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 宋代阮閱所編的《詩話總龜》，是一部出現較早且規模較大的分門彙編詩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摭拾舊文，多資考證”[1]，保存了大量的佚詩、詩話、筆記與傳記等資料，“在詩話中薈萃最為繁富”[2]，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3]此書宋刻本已不存。明代收入《永樂大典》，明刻本有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宗室月窗道人刊刻的九十八卷本。此外，明代還存有兩種鈔本，皆為一百卷，一藏北京圖書館，有莫棠題跋，另一藏南京圖書館，有丁丙識語，為八千卷樓舊藏。二明抄本抄手皆較為拙劣。北京圖書館還有宋蘭揮“友竹軒”藏清抄本，抄手極精。1987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周本淳點校《詩話總龜》，以四部叢刊影印月窗本為底本，參校了兩種明抄本和清鈔本，并核實原文、考校出處，成為一個很好的通行本。 受當時條件所限，周本淳未能見到《天祿琳瑯書目後續》卷二十所著錄的一百卷“鈔手極工”的明抄本。此後《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披露，其中“詩”字韻保留的卷803至卷806共四卷《詩話總龜》。金程宇為之鉤輯，得佚文25條。[4]郝艷華、洪濤又補充12條，共得佚文37條。[5]張健撰《從新發現〈永樂大典〉本看〈詩話總龜〉的版本及增補問題》一文，指出明人改竄《詩話總龜》的程度和規模遠沒有前人想象的大。《永樂大典》本《詩話總龜》殘卷，對於正確認識《詩話總龜》的原貌和演變經過，有著重要的意義。 此後，周興陸於《文匯報》發表《從新發現宋鈔本考察〈詩話總龜〉早期形態》一文，指出臺北國家圖書館藏一部六十卷本《詩話總龜》（以下簡稱六十卷本）有著較高的文獻價值，但限於篇幅，并未對這個版本作深入探討。筆者對此本作了詳細考察，利用此本作了輯佚和文字、出處考訂的工作，并得出六十卷本出於宋刻本、屬於另一版本系統，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的結論。 一、六十卷本《詩話總龜》的版本源流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六十卷鈔本《詩話總龜》，分為前集、後集、續集，各二十卷。該館善本書目中並未著錄這個鈔本。此鈔本每頁9行，每行22字，每條首行頂格，字體為工整楷體，前集首卷首页有“诗话总龟卷之一前集 益都褚 斗南 仁杰 纂集”字樣。褚斗南此人，方回《桐江集》中卷七《渔隐丛话考》中有提及： 閎休（阮閱字）《詩總》舊本，餘求之不能得，今所謂《詩話總龜》者，刪改閎休舊序，合《古今詩話》與《詩總》，添入諸家之說，名為《總龜》，標曰“益都褚鬥南仁傑纂集”，前、後、續刊七十卷，麻沙書坊捏合本也。[6] 又同卷《詩話總龜序》： 《詩話總龜》前、後、續別七十卷，改阮閎休舊序冠其首。閎休《詩總》不可得，而閎休舊序全文在《漁隱叢話後集》第三十六卷中可考。……按今《總龜》又非胡元任所見閩本《總龜》矣。今餘所見序，乃見用閎休語而文甚不佳，序之尾曰“歲在屠維赤奮若”，即當是紹定二年己醜書坊本也。書目引《南軒》、《東萊集》，便知非乾道五年己醜。所謂作序人華陽逸老者，書坊偽名；所謂集錄益都褚鬥南仁傑者，其姓名不芳。中間去取不當，可備類書談柄之萬一，初學詩者，恐不可以此為准也。[7] 周本淳糾正了郭紹虞的觀點，認為方回前後兩處提到的只是“麻沙書坊捏合本”的七十卷本，是同一個本子。同時，《桐江集》為鈔本，誤字較多。周本淳認為“前、後、續刊七十卷”與“前、後、續別七十卷”二者之間，必有一者為誤。但當時未發現這一係統的本子，故而並未得出更深一步的結論。而周興陸認為： 方回說《詩話總龜》前後續別（刊）七十卷，此書分為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續集二十卷，凡六十卷，且已包涵後來明刻本的所有門類，無逸佚跡象，疑方回所謂‘七十卷’，乃‘六十卷’之誤。清代錢曾《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就曾著錄過一部前十卷後五十卷的六十卷本。方回所說的華陽逸老的序，此鈔本無。[8] 六十卷本的門類雖與通行的百卷本[9]基本一致，但並不能說明六十卷本的內容與百卷本一致。錢曾著錄的前十卷、後五十卷的六十卷本，與此本也顯然大不相同。至於華陽逸老之序，首先，六十卷本中不見任何一篇後世所見的《詩話總龜》序文，不獨華陽逸老之序。其次，此六十卷本為鈔本，應有底本。傳抄時遺漏序文，亦是可以理解的。綜上，筆者認為不應草率地認定方回將“六十卷本”誤作“七十卷本”。 目前看來，六十卷本分前、後、續集，各二十卷。而方回文字若作“前、後、續別七十卷”，則前、後、續集各二十卷，別集十卷，正符合七十卷之數。前、後、續、別的順序，亦是宋詩話中常見的詩話續作的編集順序。張健認為七十卷本與明本《詩話總龜》之間有繼承關係，且七十卷本為前後集，是不夠妥當的。[10]而周興陸認為方回“七十卷”是“六十卷”之誤，但“七十卷”兩次出現，兩次皆誤的可能性較低。且“六”誤作“七”，音形皆不近，似無可能。方回說的“七十卷”，應是實數。六十卷本前集首卷首页的“诗话总龟卷之一前集 益都褚 斗南 仁杰 纂集”字樣，亦與方回所言“標曰‘益都褚鬥南仁傑纂集’”相符。可以認為，六十卷本與方回所言“七十卷”本，有著直接的聯繫。經過文獻考校、逐條比對，發現六十卷本的內容，較通行本多出一些條目，然而也不乏見於通行本而不見於六十卷本的條目。以留題門為例，共有97條材料，其中31條不見於六十卷本。六十卷本較之百卷本缺少的條目，存在兩種解釋。其一，六十卷本的編者褚斗南在編纂時作了刪削。其二，六十卷本是在百卷本完全成型前出現的本子，故而百卷本中後來補入的條目並未出現在六十卷本中。 筆者傾向於第二種情形，理由有二。首先，既為“麻沙書坊捏合本”，在書商逐利的前提下，內容自是越多越好。從書中刪去已經編入的大量條目，花費時間精力卻並無獲利，於常理不合。其次，七十卷本材料應較六十卷本為多。從七十卷刪改為六十卷的可能性較小，而從六十卷增補為七十卷的可能性較大。目前看來，七十卷本的材料可能與百卷本基本一致（外加從《永樂大典》殘卷與六十卷本中輯得的佚文），是最為完整的版本。筆者推論，六十卷本是七十卷本的中間形態，七十卷本是在六十卷本的基礎上增補內容、增設別集後形成的。至於編者，六十卷本應出於褚斗南之手，七十卷本很有可能仍是褚斗南的成果，但亦不能排除由他人續編增補的可能。 周興陸文中認為六十卷鈔本《詩話總龜》為宋鈔本，主要依據即是“益都褚斗南 仁杰 纂集”這樣恰與方回描述相合的署名。此外，就是“太祖”、“仁宗”、“太宗”、“真宗”、“景佑”、“上”、“御”前均空格，且避宋諱（如“貞”作“正”、“玄”作“元”）。但這可能是出於因襲底本的緣故，而並不能說明此本便是宋鈔本。事實上，此本存在著不少文字錯漏、斷行、缺行乃至空頁的情況，顯然是由於原本漫漶之故。此本的底本，應當就是方回所謂紹定二年（1229年）“麻沙書坊捏合”的宋刻本。按方回文意，此本在宋代流傳較廣，當不至出現缺乏完備底本的情況。而此本抄手雖字跡優美工整，但對宋代人事顯然並不熟悉，多有錯漏，如“《雲溪友議》”誤作“《雲漢支議》”，“《冷齋夜話》”多次誤作“《冷齊夜話》”，“王直方”誤作“王真方”等。因而筆者認為，此本出於宋刻本，為影宋鈔本，但並非宋鈔本。 二、六十卷本《詩話總龜》的版本系統 六十卷本與通行的百卷本相比，差異是較為明顯的，二者分屬不同的版本系統。這種差異，首先表現在門類的劃分上。試將六十卷本與百卷本所分的門類列表比較，如下：
對比六十卷本和百卷本的分類情況，很容易發現二者的差異。學界普遍認為，百卷本前集五十卷，基本為阮閱本人纂集，其分類也基本保存了阮閱《詩總》的原貌。而後集五十卷，則出於後人續補，分類與前集有著繼承的關係，亦作了許多新的開拓。綜合前、後集來看，百卷本的分類順序較為混亂，甚至存在前後重出的門類，缺乏條理。而六十卷本的分類則較為整齊，顯然是規劃整合的結果。 周興陸認為百卷本對六十本的改編，主要體現在從“聖制”門中分出“禦制”門，從“釋氏”門中分出“道僧”門，“豪放”門明本改為“狂放”門，“體格”門改為“格致”門這四處。而事實上，百卷本續集中已經出現了“御製”門。另外，“道僧”門並非簡單地從六十卷本中分出，而是由“釋氏”門與“道士”門合成的。 在具體考察六十卷本的類目之後，發現了更多的差異。如六十卷本後集的“靈異”門，共有材料二十四條，實際應為百卷本前集的“奇怪”門，二者的材料基本對應。又如六十卷本續集“評史”門的材料，在百卷本則歸入“拾遺”門。再如六十卷本續集“品藻”門的多條材料，出自百卷本的“評論”門。 其次，六十卷本門類下的具體條目歸屬亦與百卷本有所不同。如六十卷本“體格”門首條“鄭谷與僧齊己”條，在百卷本中屬後集的“忠義”門。又如六十卷本後集“詼諧”門中，有四條材料亦見於百卷本後集的“箴規”門。以上二個例子，反映了六十卷本對百卷本的改編。再如六十卷本後集“道士”門中“蓬州道士”條，見於百卷本後集“釋氏”門。這個例子則說明百卷本對六十卷本中歸屬正確的材料，作了錯誤的歸類。可以視為百卷本在六十卷本之後，又作了重編和調整的例證。 再次，六十卷本與百卷本文字上亦存在差異。六十卷本的異文中，有某些異文不同於此前的任何一個本子。如“御宴”門中“神廟時經月每夕有赤氣”條，末尾有“皆以是詞為驗”數字。這句話不見於任何一個百卷本，但使得句意更加圓潤流暢。又如“知遇”門“蜀人雍陶以進士第”條：“陶聞之，延進上座，歡狎如曩昔之友”，此處“進”字應為“道”（馮道）字之誤，其他版本皆無此字，均作“延上座”。再如“忠義”門下“杜子美詩云公若登臺輔”條，末尾：“此二公之心，皆子美之心歟？”其他版本皆沒有這句話。 這類例子數量過多，不勝枚舉。總之，六十卷本和百卷本存在明顯的差異，是並行的兩個版本系統。若打一個不嚴謹的比方，成型後的百卷本如同一顆大樹的橫截面，一道道年輪反映了它歷次增補和調整的過程。而六十卷本則如同一道位於年輪內層和外層之間的痕跡，從中可以解讀出在百卷本定型前《詩話總龜》的種種信息。 三、六十卷本《詩話總龜》的價值 六十卷本《詩話總龜》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對於考察《詩話總龜》的成書經過也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1.輯佚 筆者利用六十卷本進行輯佚，共得到55條材料，見本文附錄。[11]值得注意的是，六十卷本《詩話總龜》的佚文與利用《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輯得的佚文重合度很高。從《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中共輯得37條佚文，其中26條出現在六十卷本的佚文中。這說明了六十卷本佚文的重要性，也從側面證明了《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中佚文的可靠性。 此外，利用六十卷本還可以輯得他書中的材料。如這條《閒居詩話》中的材料： 偽蜀辛酉歲有隱跡於陶沙者，不知所從來，戴破帽，攜鐵笆竹畚，多於觀寺閑處坐臥。有文谷遇之，以禮接之。忽誦谷新詩數篇，又詠自所作詩曰：“九重天子人中貴，五等諸侯閫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字掛乾坤？”[12] 此條見於《詩話總龜》前集卷四十六隱逸門，無出處。整理者周本淳系之為《茅亭客話》。今以六十卷本《詩話總龜》校之，此條出處應作《閒居詩話》。又，六十卷鈔本此條後的三條材料，依次為王冀公、劉概、韓退條，出處皆署“閒居詩話”或“同前”。因而此處的出處當爲可信。此條未見於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中輯佚的《閒居詩話》。 又如： 范文正鎮越，民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絶，戒其使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煗熱去凄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此條見於六十卷本續集卷十五紀實門，出處注為“同前”，即《青瑣集》，應出於《青瑣高議》。但今本《青瑣高議》無此條，可能是《青瑣高議》的佚文。
將六十卷本與百卷本對校，發現六十卷本的文字存在一些誤字、缺字。但同時，六十卷本中也有一些異文，較之百卷本為優，對於更好地理解文意有著很大的幫助。 六十卷本可用於釐清文字，如百卷本前集“諷喻”門中的這條： 王文正公旦在中書僅二十年，魏野贈詩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今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逰。”公袖書以進，累表求退不許。青箱雜録。[13] 此條之後的一條：“別本云：‘昔時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游。’”周本淳先生注：“明抄本無此條，疑為夾注。”據六十卷本，此條附於“青箱雜記”後，確為夾注。 六十卷本可用於改正誤字，如百卷本前集“苦吟”門中的這條： 陳舎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詩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争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崐體。由是，唐賢諸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去”、“落”，或云“下”，莫能定。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六一詩話。[14] 將此處的“去”字補入“身輕一鳥”句後，“身輕一鳥去”，似於文理不合。而六十卷本“去”作“云”，此句當點斷為“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又對照《六一詩話》原文，亦作“云”而非“去”，故此處作“云”應當是正確的。 六十卷本還可用於補入缺字，如百卷本後集“御宴”門中這條： 神廟時，經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為皇子生之祥。故禹玉作《大燕樂詞》云：“未曉清風生殿閣，經旬赤氣照乹坤。”未幾，皇子生，大燕群臣於集英殿。文正公日録。[15] 這裏的“經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隅如火”較為難以點斷。六十卷本此處“如火”作“如火星”，此句就變為“經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隅，如火星”，讀來較為通順。 六十卷本還有較之百卷本文字意長的地方。如百卷本“孝義”門中這條： 王荊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百霑襟，一望親庭更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去時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體，不如曾參則自傷不能養志也。人自一官所驅乃爾，爲志亦豈得已哉？後又有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换”正爲此尔。[16]韻語陽秋。 此處百卷本與《韻語陽秋》均作“人自一官所驅乃爾”，六十卷本“自”字作“為”字，此句作“人為一官所驅乃爾”，文意較百卷本通順許多。 3.補正出處 六十卷本中材料的出處與百卷本存在著一些差異。核對內容後，發現百卷本中材料的出處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有些條目百卷本並未註明出處，而六十卷本則註明了材料的來源。有些條目百卷本註的出處存在錯誤，可以依據六十卷本對其進行修改。 前者如百卷本前集“詼諧”門中，“開元中宰相蘇味道”條、“武后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條皆未註明出處。[17]周本淳繫之為《本事詩》，但此二條在六十卷本中與出自《古今詩話》的“太宗時進士同年有數人”條相接續，并註有“同前”字樣，故而應當皆出於《古今詩話》。核對郭紹虞《宋詩話輯佚》後發現，這兩條材料確實見於《古今詩話》。雖然《本事詩》較之《古今詩話》早出，但註為《古今詩話》應當更符合作者編纂時的情況。 後者則以百卷本後集“麗人”門為例，其中“文潞公守洛”條的出處并非《詩說雋永》，而是《東皋雜錄》。“朝奉郎丘舜中”條的出處并非《苕溪漁隱叢話》而為《西清詩話》。“後山詩話退之詩云長安眾富兒”條，出於《䂬溪詩話》而非《苕溪漁隱叢話》。[18] 此外，六十卷本還可用於修正材料的次序與分合。百卷本後集“隱逸”門中，“陳摶周世宗嘗召見”條後為“康節除秘書省校書郎”條，之後一條是“後復再召，摶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19]這樣的內容明顯應當接續在“陳摶周世宗嘗召見”條之後。此條不見於月窗本，由周本淳補入，但並未放在合適的位置上。六十卷本則收錄了“陳摶周世宗嘗召見”條完整的內容，證明了這條材料應是“陳摶周世宗嘗召見”條的後半部分。又如百卷本後集“釋氏”門中“陳體常答黃冕仲二書”條，後半部分為“《冷齋夜話》云：‘陳瑩中北歸過南昌……一夜飛鳴報老禪’”。[20]二者顯然並非同一條材料，應當拆分為兩條。 4.還原早期形態、推論成書經過 由於和百卷本分屬不同的版本系統，六十卷本有著較高的文獻價值。利用六十卷本，可以推斷出《詩話總龜》的早期形態和百卷本《詩話總龜》的成書經過。 《詩話總龜》最早的形態，是阮閱所編的《詩總》。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收錄了阮閱《詩總》原序，引錄如下： 余平昔與士大夫遊，聞古今詩句膾炙人口，多未見全本及誰氏所作也。宣和癸卯春，來官郴江，因取所藏諸家小史、別傳、雜記、野錄讀之，遂盡見前所未見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餘事，共二千四百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其播揚人之隱慝，暴白事之曖昧，猥陋太甚，雌黃無實者，皆略而不取。至其本惟一詩而記所取之意不同，如“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載所作之人或異，如“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斜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如此之類，皆兩存之。若愛其造語之工而舉一聯，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不知其全篇；亦有喜其用字之當而論一字，如“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不知其所引自誤。如此之類，咸辨證之。然皆前後名公、鉅儒、逸人、達士，傳諸搢紳間，而著以為書，不可得而增損也。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倦游歸田，幅巾短褐，松窗竹几，時卷舒之，以銷閑日，不願行於時也。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宣和五年十一月朔舒城阮閱序。[21] 由此可見，《詩總》編定於宣和五年（1123年）十一月。《詩總》原書十卷，共有“一千四百餘事，共二千四百余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採用分門別類的方法進行編排，是因為“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而編寫《詩總》的原因，則是“聞古今詩句膾炙人口，多未見全本及誰氏所作也”。在編寫時，“猥陋太甚，雌黃無實者”皆不取，而其餘材料則予以考訂、辯證，分入合適的門類。總之，《詩總》一書旨在存詩，同時保留詩歌的本事。 《詩總》的材料來源是“所藏諸家小史、別傳、雜記、野錄”。張海鷗論證了《詩話總龜》前集基本為《詩總》原貌，且《詩總》編纂時曾受過《唐宋分門名賢詩話》和《古今詩話》的影響。[22]這樣的結論基本是正確的。阮閱稱“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則亦存在阮閱後來續作的可能。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序中稱： 紹興丙辰，餘侍親赴官嶺右，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為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為詳備。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間借觀。後十三年，余居苕水，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彥章，獲傳此集。余取讀之，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23] 胡仔於“紹興丙辰”年“侍親赴官嶺右，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為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為詳備”。紹興丙辰為1136年，可惜胡仔“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間借觀”，未能得見。13年後，“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彥章（趙彥章）獲傳此集”。集中，“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胡仔分析原因，認為是宣和五年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的緣故。 此後，胡仔又看到“閩中近時又刊《詩話總龜》”，此時《詩總》已變為《詩話總龜》，這個版本應當是《詩話總龜》最早的刻本。胡仔對其非常不滿，稱其“為人易其舊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蘇黃門詩說》，更號曰《詩話總龜》，以欺世盜名耳”[24]。由於《苕溪漁隱叢話》序寫于紹興十八年（1148年），而據周本淳考證，此序寫於成書之前，《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並非成於紹興丙辰。[25]紹興十八年（1148年）正好為紹興丙辰（1136年）的13年後，胡仔得見《詩話總龜》，當在1148年後。因此在1148年前後，《詩話總龜》已有福建刻本。此時距阮閱1123年成書，已過了二十餘年。[26] 這時的《詩話總龜》只是補入了《蘇黃門詩說》即蘇轍的詩話，內容上改變應當不大。而從此以後，《詩話總龜》開始了不斷增補的過程。到紹定二年（1229年）六十卷本刊刻時，八十年間，《詩話總龜》的篇幅大大增加了，是書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六十卷本是褚斗南在早期百卷本的基礎上彙編而成的。個本的時間順序應當是這樣的： 《詩總》（1123年）——閩中刊行的《詩話總龜》，補入《蘇黃門詩說》（1148年以前）——前期百卷本《詩話總龜》，補入大量材料——褚斗南纂集的六十卷本（1229年）——後期百卷本《詩話總龜》，補入更多材料——方回所見七十卷“麻沙書坊捏合本”，在六十卷本基礎上利用後期百卷本《詩話總龜》補入材料編成。 以上版本中，除阮閱《詩總》原本，應當皆是在福建刊刻的。《詩話總龜》的兩個版本系統，“六十、七十卷本”與“百卷本”，是並行不悖的。但“六十、七十卷本”此後失傳，僅余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六十卷影宋鈔本。而百卷本則傳播較廣。據周本淳考證，宋代至少有三種百卷傳抄本。其一為月窗本的底本。周本淳根據月窗本程珖跋“實抄錄未傳之書也”，認為其底本應是鈔本。但此處的“抄錄”，應是就編書過程而言，並非指此本為鈔本。其二為北圖明抄本、南圖明抄本與北圖“友竹軒”藏清抄本的底本。這三本同出一源，不僅卷目次序與月窗本不同，而且許多卷中較月窗本多出若干條。其三為《天祿琳瑯書目後續》卷二十著錄的明抄本，丁丙在題識中稱其“前集四十八卷，四十五類，後集五十卷，六十一類”，較其他版本前集少“苦吟”門，後集少“御宴”門。此本“鈔手極工”。[27]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部百卷鈔本，應當就是《天祿琳瑯書目後續》著錄的這個本子。明代《文淵閣書目》著錄有“詩話總龜一部六冊”，[28]應當就是《永樂大典》本的底本。而《永樂大典》編纂時利用的《詩話總龜》亦屬百卷本系統，可能就是《天祿琳瑯書目續編》中著錄的鈔本。 明人對於《詩話總龜》宋本，亦作了許多改編。張健認為《永樂大典》本少“樂府”等七門，“這七門是此後為人增補的。[29]周興陸指出這七門已經存在于六十卷本中，顯然並非明人增補，而是《永樂大典》底本刪削或殘佚的結果。[30]而《永樂大典》編纂時亦常有改動，存在著刪減或漏鈔的情況，《永樂大典》本缺少部分內容也是十分正常的。張健還認為紹定二年七十卷本與《永樂大典》本差別不大，七十卷本奠定了明本《詩話總龜》的基本規模，忽視了七十卷本與百卷本分屬不同的版本系統，是一個錯誤的結論。 月窗本程珖跋中稱：“校讎訛舛，芟剔重冗”，可見月窗本確實對宋本作了較多的刪改。張健認為月窗本、明抄本、永樂大典本的差異反映出《詩話總龜》在明代被增補的情況，忽略了版本的源流，是不能成立的。明代對《詩話總龜》或有少數幾條增補，但大體而言還是以刪改為主的。明抄本與《永樂大典》本基本保留了宋代幾個百卷本的樣貌，而月窗本則在刪改後廣為流傳，成為最通行的《詩話總龜》版本。 四、結論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六十卷影宋鈔本《詩話總龜》，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可用於輯佚、校訂文字、補正出處，乃至還原《詩話總龜》的早期形態，推論《詩話總龜》的成書經過。 六十卷本分前、後、續集，七十卷本分前、後、續、別集。六十卷本是七十卷本的中間形態，七十卷本是在六十卷本的基礎上增補內容、增設別集後形成的。六十卷本出於宋刻本，為影宋鈔本，但並非宋鈔本。六十、七十卷本與百卷本屬於不同的版本系統。六十卷本在前期百卷本的基礎上編成，七十卷本則在後期百卷本的基礎上彙編而成。 明人對《詩話總龜》宋代的百卷本作了許多調整。《永樂大典》本就有刪削的可能，而月窗本更是大量刪去了底本中的材料。明代的兩部鈔本，卻基本保存了宋代百卷本的樣貌。 無論六十卷本，還是《永樂大典》本，都有較通行本《詩話總龜》為優的地方，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本子。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的明鈔本，抄寫精工，亦可以用於參校。若以這些版本參校，對《詩話總龜》進行重新整理，應當可以得到更為準確和接近宋本原貌的整理本。 此外，《詩話總龜》的《永樂大典》本與六十卷鈔本，都可以作為《詩話總龜》中引書的參校本。新發現的這兩個《詩話總龜》版本，對於《詩話總龜》引書的校勘、輯佚、整理，都能夠提供不小的幫助，值得引起重視。 注釋： [1]《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下冊，頁1782中。 [2]《天祿琳琅書目續編》卷二十，見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八十七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66下。 [3]詩歌補佚的例子，參見點校本《詩話總龜》前言部份（周本淳撰，《詩話總龜·前言》，中華書局，1987年，頁3）。此外，郭紹虞先生《宋詩話輯佚》中大量利用了《詩話總龜》的資料，部份恢復了《古今詩話》、《王直方詩話》等重要詩學文獻的面貌。 [4]金程宇《新發現的〈永樂大典〉殘卷初探》，《文獻》，2005年第2期，頁166~169。 [5]郝艷華、洪濤《〈詩話總龜〉輯補——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輯佚之一》，《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05年第4期，頁61~65、頁76；《新輯〈永樂大典〉所載〈詩話總龜〉佚文》，《文獻》，2005年第4期。 [6]方回《桐江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426~428. [7]方回《桐江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429~430. [8]周興陸《從新發現宋鈔本考察〈詩話總龜〉早期形態》，《文彙報》，2011年10月30日，第11版。 [9]按：本文中以明鈔、明刻、清鈔本為百卷本的代表。此外，據張健的研究成果，《永樂大典》殘卷亦屬於百卷本系統，與今本的誤差一是源於《永樂大典》編纂時的刪削，一是由於明人對百卷本底本的刪削。金程宇認為《永樂大典》殘卷底本與通行本的底本並不相同，是一個迄今尚未為學界所知的本子，是不能成立的。 [10]張健《從新發現〈永樂大典〉本看〈詩話總龜〉的版本及增補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頁101右. [11]其中不包括郝艷華、洪濤利用《永樂大典》殘卷進行輯佚時，收入的那部分已見於通行本《詩話總龜》但被收入不同門類的條目。 [12]《詩話總龜》，周本淳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上冊，頁437. [13]《詩話總龜》，周本淳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上冊，頁7. [14]《詩話總龜》，周本淳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上冊，頁129~130 [15]《詩話總龜》，周本淳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下冊，頁5. [16]《詩話總龜》，周本淳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下冊，頁19. [17]《詩話總龜》，周本淳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上冊，頁389. [18]《詩話總龜》，周本淳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下冊，頁300~301、頁299~300、頁296。 [19]《詩話總龜》，周本淳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下冊，頁114. [20]《詩話總龜》，周本淳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下冊，頁290. [21]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六，廖德明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上冊，頁287. [22]張海鷗《北宋“話”體詩學論辨》，《中山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頁26~31. [23]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序，廖德明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頁1. [24]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一，廖德明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頁75. [25]周本淳《〈詩話總龜〉版本源流考略——兼向郭紹虞先生請教》，收入《讀常見書札記》，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17. [26]此處考證參考了周本淳《〈詩話總龜〉版本源流考略——兼向郭紹虞先生請教》，《讀常見書札記》，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21. [27]見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丁丙題識，周本淳點校本《詩話總龜》下冊頁320全文引錄。 [28]《文淵閣書目》卷十月字號第二廚書目，中華書局，1985年，頁137. [29]張健《從新發現〈永樂大典〉本看〈詩話總龜〉的版本及增補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頁98. [30]周興陸《從新發現宋鈔本考察〈詩話總龜〉早期形態》，《文彙報》，2011年10月30日，第11版. 注：本文发表于《古典文献研究》第18辑上（凤凰出版社2015年），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巢彦婷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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