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中的词法

作为古典诗词创作的诗性语言，有其自身的审美特质，即具象性与隐喻性。诗性语言词法的终极目的是词语的意象化。意象内蕴诗情诗意，借具象感发，隐含关联，故具隐喻性。作为诗性词语之词法，需遵循的法则有三项：词语营构、分类及隐喻功能。

1、词语的集聚与新构

诗性词语的集聚途径，首先源自诗性语言的建设与传承。

《诗经》无疑是诗性词语建设的首期工程。《诗经》为上古流传的民歌，是一种民间口头创作，后经孔子整理编纂而成，《诗经》语言属于以夏言为基础的口语。楚辞阶段（屈原等）对夏言、楚语相混杂的口语进行提炼改造，使民歌语言同文人语言有机交融，从而奠定了诗性语言的雏形。楚辞之后，诗性词语的继承便以文人诗为标准了。

传统诗学在探求词语建设途径中注重选择“文化定位”的词语，是一条重要的词语积累策略。徐寅《雅道机要》借助词语涵义内外相别、词意共存之理，提炼出一批可入诗词语库的词汇，如“日月、白昼、残晖、圆月、残月、雨露、荆榛、珍珠、鸳鸯”等等。

诗性词语集聚的另一条途径是重构，即把前人诗中一些有突出审美价值的词语作引申或调整（转义或借代等），使诗性词语扩大。如“窈窕”一词，状美好貌。语出《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表静态美。中古诗引申为举止轻盈、姿态优美，用以描摹动态之美，如《夏歌》“轻袖拂华妆，窈窕登高台。”继而被诗人用以表达婉转曲折之义，如《晋诗》“撼柯石难行，窈窕山道深。”“窈窕”一词已从引申变为转义了。当转义再进一步，诗性词语便可借“借代方式”不断转义。

诗性词语的新构，是一项创造性工程。建立在两大审美心理基础之上，一是直觉感应，以物观物；二是印象摄取，以我观物。

首先，古人“天人合一”的直觉感应，决定中国传统诗人在诗性词语新购时，往往采用以物观物的思路，将神话思维融入自然、宇宙之中，将现实的人世生态与超现实的宇宙生态叠映，以期达到人神共化的境界。

其次，印象摄取，以我观物。主体凡是在对象世界中能感觉到并留下记忆的印象，均可摄取，用以构筑具有感兴体验之美的词语。分为两类诗性词语：第一类是由感觉而生的借代词语。第二类诗性词语，是由主体感觉拼接而成的偏正结构或并列结构词语。传统诗人构筑偏正结构词语时，常将主体感觉融入对象，使之呈现“外物着我”之感觉色彩。

在构筑并列结构词语时，主体将两个感觉对象载体（独立名词）并列，使欣赏者非主从同步感应对象，物象承载意象密度倍增，信息蕴涵多于偏正词语。如“水风”一词，为“水”与“风”并列组成的词汇，抑或带水之湿风，抑或随风飘溅之水花，殊难定论，然终能给人以水之湿柔温润、风之清凉曼妙的浑融感觉。柳永《玉蝴蝶》中有“水风轻，蘋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之句。又如“烟花”一词，是繁花如光雾弥漫，还是迷雾似花香浮荡，不得而知，当为光感色味嗅觉混合之感。

诗性词语有单字词与多字词之分。一般而言，单字词偏于担当原生态（泛指）意象的载体，如天、地、山、水、花、鸟等。多字词偏于承担非原生态载体，如艳阳天、洞庭湖、丁香花、百灵鸟等。单字词承载原生态意象远较多字词为多，是确立点面感发类隐喻语言体系的基础。多字词受主体制约，带有人为修饰性，是线性陈述类逻辑语言的基础。二者融合，将多字词折开，各嵌入单字词，可形成一种新的重构词语，古人称之为“拼字法”。

2、典故词语的构筑

典故词语在诗性词语中地位独特，它以不同单字词、多字词搭配而成，兼具重构、新构特点。典故与现实相关，亦与历史相连，典故词语的联想契机，成为意象的符号，注定其内涵的借代意义。典故词语具有“简略的暗示”性能，在诗性语言活动中显示出“压缩式历史的运用”功能。“典故”指代功能的发挥，借助于欣赏者对“历史原型（史实）”的领悟而得以实现。

典故词语分为三类：用事比拟事理，用事激发情思，用事感兴境界。

（1）、用事比拟事理，为借喻式暗示。如“济川舟”，典出《尚书·说命上》，以“济川舟”比拟宰相，柳永《瑞鹧鸪·吴会风流》中有“旦暮锋车命驾，重整济川舟”，用以祝美对方将得以施展宰相之才。

（2）、用事激发情思，为隐喻式暗示。如“楚奏”，典出《左传·成公九年》，借用楚囚操琴奏南音之“事”以激发对故国家园的一片怀望之情。

（3）、用事感兴境界，为象征式暗示。“镜中鸾”，典出南朝宋范秦《鸾鸟诗序》，借“鸾鸟三年不鸣，悬镜相映，鸾鸟睹形悲鸣，哀响冲霄，一奋而绝”之悲情事件，以此感兴不耐孤栖困囚，向往自由，不惜以身殉志之生存境界，颇具象征色彩。

典故词语的构成途径有四：

（1）从典故化情事中抓“关键词语”。即于典故中选取关键性词语，代替故事情节，对典故情事进行微缩，从而使关键词语演变为典故词语。

（2）于典故化诗句中选择“典型词语”。此类典故为数众多，即前人诗词被后人化用，传之久远，成为一种文化情结，关乎此类佳句之情景亦会变成典故，如果于中选择颇具意象感发功能的词语代表全句，则构成又一类典故词语。

（3）从意境感发点上寻求隐喻词语。即选择意象词语合成典故词语。此类意象词语无论是言说典故化情事的“关键词语”，抑或提炼典故化诗句的“典型词语”，只要具备意象化功能，均可选择并作有机拼合，形成隐喻词语。其关键在于词语的选择与相应的拼合应集中于意境感发点上，并为强化意境之感发而发挥作用。此类典故词语可按一定原则在前述两类典故词语中自由选择，错综拼合，其选择与拼合的自由度极大，形成的词汇数量惊人。

（4）在精神托寓物上定“借代词语”。典故词语中有一类构筑途径是借代。借代词语内涵的微型故事作为某中精神的托寓物，附着其物质外壳的借代词便成为拥有借代功能的典故词语。

3、词类划分与词性定位

当代西方语法，词类划分为名、动、形、副、介、连、数、量、叹词等，古典诗词词类划分较为简单，词类仅划分为实字词虚字词，其相互对应关系，当代学者启功将其概括为：“实字即包括今之所谓名词，虚字即包括今之动、状（性状，即形容词）、附（副）、介、叹等类。”

词类划分的基础是词性，易闻晓在《中国诗句法论》中，对古典诗词的词性进行了详尽分类：“实字词有两种，一种是“实”字，即实物名词，如“天、桃、诗、书”等；另一种是“半实”字，即非实物名词，或称“半实死”字，如“声、情、阴、阳”等。虚字词有四种，一种是“半虚字”，即量词，如“层、番、豪、端”；另一种是“虚死字”，即性状词，如“长、短、高、低”等；第三种“虚活字”，即动作词，如“腾、听、观、想”等；第四种是“半实活字”，即“体之用动作词”，如“怀、思、面、育”等。”在此基础上，易闻晓对古典诗词在词性定位上呈现出的“不稳定”现象，进行了深入辩证的剖析：“然而所谓虚实之“体”，在古人实亦无定准。

古典诗词独特的“词类划分含混与词性定位不稳固”之词法特色，为诗性词汇的词类活用及词性转化提供了便捷之途。在古典诗词的创作中，实字词连用能达“意象密集”之效，然过于“堆积窒塞而寡于意味（范晞文《对床夜话》）。”当于关键处使用虚字词，使直陈之情思渗入，方得灵动之效。有鉴于此，古人常采用“以实为虚”和“以虚为实”技法进行创作。

“以实为虚”技法，如罗隐《登夏州城楼》：“万里山川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诗例中“万里山川”、“唐”、“土地”与“千年魂魄”、“晋”、“英雄”众多意象密集堆砌，情思传递颇显窒塞之感，将“唐”“汉”两实字词（名物字）虚化为动作词“万里山川唐拥了土地，千年魂魄晋成了英雄。”意象则似“行云流水”般浮动逸远，情思亦如“自然雨露”般泽润渗透。

“以虚为实”技法同然，如杜甫《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中，表性状（颜色）之形容词“红”、“青”（虚字）被置于句首，成为表动作“入”、“归”的行为动作发出者（实字），于视觉上给人以强烈冲击，虚字的颜色获得旺盛之生命活力，从而使情思富于意象质感，在具象中得以传递。杜甫堪为颜色大家，笔下多出绘色。

诗性词汇的词类活用与词性转化，在具体句子中以“体用之别，声调之变”得以灵活的显示。

诗性词汇的词类活用与词性转化，强化了通感联觉功能，使古典诗词的词汇建设更接近于诗词的质的规定性。亦为线性陈述之逻辑语言体系渗透进古典诗词点面感发类隐喻语言体系打下了基础。

4、虚实字应用之演变

六朝以前，虚实字使用在古典诗词创作中丝毫不受限制，视内容需求而定。近体诗大发展时期，由于绝、律体有“四、八行”与每行“五、七字”之限规，以及字词组合之平仄协调（律诗尚有对仗）要求，导致词语的高度浓缩，可有可无之词必然尽可能精简。近体诗注重借意象造境以感发情思，作为意象材料的名物性实字得到超常重用，表性状、动作的准实字---动词、形容词及部分副词受到次等重用，而表关联、转折、疑问、语气等的虚字则被轻视，成为精简对象。虚字在唐诗中大减，迁延日久，发展到宋代，其情思流转受阻之弊端逐渐显现。宋诗盛行以议论为诗之风尚，抒情方式受逻辑制约，其陈情叙事需借重虚字来建立种种分析---演绎关系，虚字在宋诗中重新受到重视。作为“诗余”的词，强调借景抒情，情景之间尤其注重其逻辑关系，虚字更是倍受重视。如“又”、“才”、“但”、“然”、“几多”“合当”、“须当”等等。例举“又”，置于句中，起转折、强调作用，辛弃疾《念奴娇》“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但”，置于祈使句，增强祈使语气，柳永词《斗百花》：“盈盈背银釭，却道你但先睡。”“便纵有……更”为让步句之关联词，柳永《雨霖铃》“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宋代诗词虚字风行，发展到元代，元曲小令中直接陈情、如实叙事功能进一步加强，虚字身价倍增。宋元以后，诗性语言之逻辑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古典诗词点面感发式隐喻语言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