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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是土坯房。土坯房的房顶不像现在的瓦房，又尖又陡，它坡度平缓，矮趴趴的样子。童年的房顶虽然很不起眼，土里土气，但是用处多着呢。 记忆中的某个黄昏，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晚饭，突然外面传来一阵阵叫喊声。一家人停止了咀嚼声，静静地听；如果还听不清楚，就会站起身，来到院子里听；如果距离太远，声音依然模糊，那就只好顺着梯子爬到房顶上面去听了，因为当事人就是站在房顶大声吆喝的。 房顶上的人喊的是什么呢？ 村里人上房顶喊话，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家里丢了东西，通常是家禽类的，所以你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迷糊到谁家一只鸡啊？天黑了，快回来吧！黄色的老母鸡啊，正下蛋啊，都给觑顾觑顾吧，快点儿给俺送回来吧，家里指望它过日子呢……”丢鸡的人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类似的话，一直喊到声嘶力竭了才罢休。如果第二天丢的鸡没有回家，主人会再次选择黄昏时刻到房顶上重新吆喝一番。四五天过去了，主人深感结果无望，就会话风突变，爬到房顶上开启咒骂模式：“俺家正下蛋的鸡让你藏起来，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你吃了俺家的鸡下的蛋，不怕噎死吗？你做这种没脸没皮的事儿，不怕报应吗？”当然，我这是尽可能选择了一些比较文雅的语言，并进行了一番粉饰。当时的农村妇女骂街的水平太高了，字字见血，句句有脏字。一来我不便重复，二来我确实忘记了。 第二种情况纯粹是泄愤，比如自留地里的庄稼被人偷了或糟蹋了，比如家养的狗被打瘸了腿。这种情况主人通常是开门见山，首先描述事实真相，然后直接连骂带咒。当事人骂得痛快，周围人们听得痛快，皆大欢喜！现在回想起来，黄昏时，村里人站在房顶上骂街简直就是一道佐餐下饭的小菜，让大家的晚饭吃得更加有滋有味。比如，听到骂街声传来，人们会纷纷走出家门，来到胡同口，端着碗一边吃饭一边猜测这是谁家媳妇发出的声音，然后开始评说这件事的过程和真伪，最后像福尔摩斯一样开始推理作案者是谁。碗里的饭扒空了，话也说得差不多了，骂街的人也早从房顶上下去了，人们就像看电影散场一样意犹未尽纷纷回家了。 有一天傍晚，鸡该进窝了，母亲发现少了一只芦花母鸡，我们四下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母亲吃不下饭去了，打算去房顶上喊几声，但父亲怕让村里人笑话，坚决予以制止，母亲虽然不以为然，但最终还得听从父亲的话。母亲心疼那只一天下一个蛋的芦花母鸡，一晚上没睡好觉。大清早，母亲一打开家门，那只芦花母鸡扑棱棱飞了进来，吓了母亲一大跳。转怒为喜的母亲抓了一大把棒子粒偷偷犒劳这只迷途知返的老母鸡。 夏天的房顶是乘凉的绝佳场所。老家的院子被称作“天井”，可不就像一口井嘛，四周都是房子，坐北朝南是正房，东西两侧是偏房，南面是倒座房。人坐在院子里，环顾四周，没有任何风景，只能抬头看天了。夏天的风根本刮不进来，躺在院子的凉席上，一会儿一身汗，再大的蒲扇都不管用。那就上房顶吧！父亲一声令下，我们姐弟四个高兴地跳起来。 为什么在我家孩子们不能随便上房顶呢？这里需要安插一个故事：大概是我四岁的那年，有一天，哥哥姐姐去上学了，我和弟弟在炕上睡觉。睡醒后，我自己竟然顺着梯子慢悠悠爬到了西偏房的房顶。母亲正在正房房顶上晒东西，她一抬头看到了我，大吃一惊，让我待在原地别动。第一次登高的我哪里听得进去，我一边笑嘻嘻地左顾右盼，一边向正房的房顶走去。西偏房和正房房顶之间是门檐部分，大概有一米宽，我就从那里一脚踩空，摔了下去。母亲一边惊呼一边飞奔下来。据说，我当时就失去了知觉，昏死过去。父亲远在外地教书，母亲一个人六神无主，赶紧叫来附近的婶子大娘们讨主意。大家都唉声叹气，以为我必死无疑。谁知道，半夜时分，我突然醒了，看到一屋子人静静地坐着，默默地望着我，我感到很奇怪，嘟囔了一句，你们都不回家睡觉，在我家干啥？说完，我自己扯过一个枕头，香香甜甜地继续大睡。第二天，我活蹦乱跳，能吃能喝，一点儿毛病也没有，母亲悬着的心才慢慢着了地。村里人知道了此事，都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惭愧的是，人到中年，我依然没有大的造化，甚至小的造化都没有。但是，从此，母亲对我们姐弟四个宣布，不经过大人允许，谁也不许上房顶！ 通常，我们把凉席铺到西偏房的房顶，因为这个房顶几乎是平的，躺上去很舒服、很安全。如果天实在太热，我们就去正房的房顶，毕竟正房的房顶稍高一些，不过正房房顶有斜坡，让人感觉有点儿不安全。躺在房顶的凉席上，夏日的风若有若无，但是比起在院子里，凉快多了。父母有一搭无一搭地谈论家里活儿、地里活儿，或者说一些人情往来的事情，我们孩子们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就在一起打打闹闹。有时候，我们也唱歌。我们这边歌声刚刚响起来，附近小伙伴们立刻响应，也跟着一起唱起来，原来她们也早早爬到房顶上来了。我们更加兴奋了，往往是这边刚刚唱罢，那边歌声又起。最后，我们坐不住了，纷纷要求去小伙伴们家的房顶上去玩。一开始，父母是坚决不答应的，但经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最终父母同意护送我们过去。我们小时候，村里的房子几乎都是连成一片的，只要房子建在胡同相同的一侧，我们能很轻松地从第一户人家的房顶走到最后一户人家的房顶。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更热闹了，大人们也趁机坐下不走了，聚在一起闲聊一番，比如各种农事、婚丧嫁娶等。不过，由于都是土房顶，人太多，承受不住太大的压力，偶尔会有踩塌了的危险。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蹦跳，只能安静地坐着或躺着，说话、唱歌、讲笑话、猜谜语、做翻绳之类的游戏。不知不觉，我们累了，慢慢睡着了。不管当初睡在谁家的房顶上，第二天醒来，一定是躺在自家的炕头上。看了电影《少林寺》之后，我觉得父母简直是武林高手，能把我们一个个睡得像死猪一样的孩子从房顶运下来，在不惊动我们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这一切，莫不是会轻功？某个清晨醒来，揉揉眼睛，我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梦：我昨天真的是睡在房顶上吗？现在不是好好地躺在炕上嘛，是不是自己记错了？ 童年的房顶最重要的功能是晾晒各类东西。 夏天的清晨，母亲经常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邻村扫盐土，然后自己在家制盐。那段时间，家里各种容器几乎都派上了用场，里面盛满了清澈的盐水，母亲怕放在院子里被鸡鸭鹅糟蹋了，顺着梯子反复爬上爬下，把它们一个个端到房顶上晾晒。我偷偷地爬到房顶观看，一层层洁白的盐片开始结晶，在阳光下闪着五彩的光芒，好看极了！可惜不好吃！ 到了秋天，房顶的用途更加凸现出来：偏房房顶上晒枣、晒豆子、晒棉花、晒芝麻，正房房顶上晒玉米。晒枣是我比较喜欢做的事情。我已经不是四岁的小娃娃了，母亲不再担心我的安全，她安排我时不时上房顶把枣翻翻，把坏了的枣捡到一边。我一边翻弄着小枣，一边把最大最好的捡出来，放到自己口袋里。累了，站到房顶的最高处，望着远处的村庄和河流，我小小的心开始长出翅膀：村庄后面还是村庄吗？河流的尽头是哪里呢？地球真的是圆形的吗？那我们站到地球表面咋掉不下去呢？美国真的在我们脚下吗？美国人也在房顶上晒粮食作物吗？ 在正房房顶上晒玉米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首先，要把剥完皮的玉米装到筐子里，然后一筐一筐运到房顶上。往房顶上运玉米这个活儿充分体现了分工合作的重要性。我和弟弟负责把院子里的玉米装筐，提到偏房靠近房檐的位置，那里放着一个板凳，我和弟弟齐心合力把一筐子玉米提起来，放到板凳上。站在偏房房顶上的父亲用一根带钩的长扁担把筐子提上去，哥哥和姐姐接过父亲手里的筐子，小心翼翼走向正房的房顶。站在正房房顶的母亲负责把筐子里的玉米倒出来，在房顶上摆好。为了防止玉米滚落下去，母亲用一些粗木头挡在房顶最下端。记得有一年中秋节，一家人忙着往房顶上运玉米，干完活儿，都快八点了。我们几个孩子累得七扭八歪的，什么也不想吃了，月饼、苹果、梨子统统失去了吸引力。母亲却高兴地说，今晚的月亮真好，亮堂堂的，咱们干活都不用点灯。我悲哀地想，月亮再大再圆有什么用，玉米晒干了，还得再运下来，又得受一番累！ 若干年过去，村里再也没有土坯房了，家家户户住的都是红砖房，带着高耸的红瓦顶，人们再也不必去房顶上晾晒各种农作物了。自然，现在的孩子们再也无法体会到房顶带来的快乐了。 童年的房顶，多像一个小小的舞台，上演着我们曾经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房顶上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但它作为一段记忆，将永远封存在我的内心深处。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忘记房顶上的时光，并且一遍遍重温，带着泪水或微笑。 作者：马士红，山东无棣人，高中英语教师，文学爱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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