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医培训期间，尤其是在最忙最累的外科病理轮转时，经常一天只能吃顿晚饭，他把这种状态戏称为「三合一」；为了避免白天血糖低而影响工作，他在系里的咖啡室自制「速效提神升血糖咖啡糊」，笑言考虑以此申请个专利。
培训结束找工作时，得知雇主医院上一年5个住院医的病理执业资格考试AP部分（Anatomic Pathology，解剖病理）全军覆没，他拍着胸脯告诉系主任：「我来后，如果再有人通不过，你扣我工资！」
勤奋，幽默，热心，精湛——他就是我们栏目本期对话的华人病理医生，耶鲁大学病理系副教授潘增刚。他一向认为：教别人是最好的自我学习。正是通过这样日积月累的刻苦努力和教学相长，他成为一名术有专攻的淋巴瘤亚专科病理医生。
潘增刚
病理学博士，病理学医生。专业方向是血液病理学和普通外科病理学。现就职于美国耶鲁大学病理学系，任副教授和住院医培训副主任。
本科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大学期间和北医病理工作的三年里，师从高子芬教授，学习淋巴瘤诊断和科研。
出国读病理学博士期间，在血液病理学家Wing C. (John) Chan 的指导下，从生发中心B细胞和相关淋巴瘤中克隆出了两个新的基因，GCET1和 GCTE2/HAGL，现应用于淋巴瘤的分类和研究。
博士毕业后，先后在美国Creighton大学医学中心接受解剖病理和临床病理住院医培训，在Alabama大学病理学系接受外科病理学专科培训，以及加州City of Hope医学中心接受血液病理学专科培训。曾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病理学系任助理教授、副教授、住院医培训副主任。
潘增刚老师说，他常在阅片时播放一些轻松的古典钢琴曲。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堪称经典，给人带来宁静的心情。
笪倩：淋巴瘤病理诊断在病理诊断中算非常疑难的一个学科，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您的亚专业？您觉得淋巴瘤病理诊断难吗？
潘增刚博士：这要感谢我病理的领路人，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系（北医病理）的高子芬教授。我大学的专业是基础医学，大四下半年开始要去实验室做科研。我一直对病理感兴趣，就当仁不让地选择了病理系，然后很幸运地被分到了高教授的实验室。我先做了一年半的淋巴瘤相关科研，本科毕业后留在北医病理工作，继续在高教授的实验室从事淋巴瘤的科研、教学和诊断，直到三年后出国留学。在她的影响下，我对淋巴瘤科研和诊断的兴趣越来越浓，决定以此为将来的职业。高教授对自己所有的学生都像严师慈母般的教导和关怀，付出了大量心血来培养病理科研和诊断人才，如今桃李满天下。尽管高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她还在积极推动国内血液病理的规范化诊断，尤其是整合诊断。
淋巴瘤的诊断比较难。如今淋巴瘤病理的分类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所以对于新手或没有经过血液病理专科培训的医生而言，可能会更难。但对于长期专门从事血液病理工作的人来说，难度会小很多，毕竟真正的疑难病例还是少数。
笪倩：您赴美后经历了攻读博士学位、通过美国医师执业资格考试、住院医培训和两个专科训练。这条漫长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潘增刚博士：我的经历和许多在美国行医的华人同行相似。在美国想要成为合格的医生，无论是国际医学生还是美国医学生，都要经过漫长的学习和魔鬼般的培训过程。对我们这些「国际医学生」而言，更是难上加难；首先要在读书或工作之余挤出大量时间备考，还要克服语言、文化和教育差异等不利因素。
我是一边读博、一边复习考试，博士毕业后没有做博士后研究，就直接开始了病理住院医训练。虽然比较顺利，但那几年真的非常非常辛苦，对自己的身心是极大的挑战。所以，外国学生要在美国行医，通常要有健康的体质和坚强的意志。另外，家庭和朋友多方面的支持也是十分必要的。
笪倩：您是怎样术有专攻、成为淋巴瘤病理诊断专家的？
潘增刚博士：其实，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专家，我和心目中的「专家」还有很大的距离。在我看来，想做好一件事情，其基本原则都是相似的：首先要有足够的兴趣，然后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最后就是坚持。我非常喜欢病理，病理不仅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日常爱好」，看病理切片和琢磨各种疑难病例是我的乐趣。
我每次看到好的病例，都会花足够的时间去琢磨、看书查文献、总结每个病例主要的临床和病理学特征，还要研究鉴别诊断。这样可以举一反三，同时学习其它相关病变。通过长期积累，至今我收集了大量的经典或疑难病例，并且一一照相编号，归档形成自己的资料库。
我特别享受一个人坐在显微镜前、静静品味和思考的过程。有的病例要花上一两个小时，但它们的特征会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有时我觉得，病理诊断如同在人群中寻找一个人，如果很了解对方，可能一眼就会辨认出来，哪怕是侧面或背面。要记住一个人，不在乎见过多少次或相处多久：如果用心，也许一两次即可铭刻在心；如果不在意，纵有数十次擦肩而遇，终如过眼云烟。
（以上两段文字摘自微信公众号「美国医人」中潘老师的文章）
笪倩：您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多次提到自己对教学非常有热情，还曾立下军令状帮助系里的住院医通过考试，为什么这么喜欢当老师？
潘增刚博士：在我个人看来，教学是最好的自我学习过程。想教会别人，自己首先要充分学习、消化和整理，这种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程度，远远胜于自学或听别人讲。我在外科病理专科训练期间把住院医和专科规培医生们组织起来一起学习。我自己先系统学习了外科病理，再把十几个章节分别整理成图文并茂的幻灯片，带着他们一起学。后来开始组织华人病理住院医学习，直到现在。在这个反复教和学的过程中，我自己的收获也是巨大的。
教别人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尤其是帮助别人走出困境时。当年，我在接受专科培训时，我同级的专培医生来找我帮忙, 因为他病理执业资格考试的两部分（AP和CP）均没有通过，成绩非常不理想。他平时培训和科研比较忙，找工作也屡屡受挫，家里事情也很多，所以每天都灰头土脸的。我帮他制订了详细的学习计划，把书上的内容一条一条给他总结出来，让他系统地学习。然后每周见面三次，反复提问他，并带他一起看片子。后来他顺利通过了考试，找到了工作。我工作后有一次外出开会，他还特地开车数小时来看我。当时的他容光焕发，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
笪倩：对一些年轻或初级的病理医生，在学习淋巴瘤诊断方面，您可以给一些建议吗？
潘增刚博士：美国病理住院医培训一共四年，其中淋巴结病理、骨髓病理、流式的培训时间加起来一般不超过四个月。所以这四个月仅仅是给血液病理打基础，了解淋巴瘤的大概分类和诊断思路，远远不足以单独处理病例。住院医毕业后需要经过一年系统的专科血液病理培训，这样才能单独发血液病理报告。
没有专门接受过血液病理专科培训的医生，如果对淋巴瘤比较感兴趣，想进一步学习，要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和自我要求而定。可以只是泛泛地掌握，这样在平时工作中至少能够判断手头上的病例可疑淋巴瘤、需要给血液病理医生看；如果打算签发一些相对常见的和简单的淋巴瘤，这个要求就高一点；当然，如果想签发疑难的淋巴瘤病例，这个要求就更高了。
我个人觉得，想学淋巴瘤病理，第一步要有扎实的普通外科病理基础，因为淋巴结的病变不一定都是淋巴瘤，也可以是转移癌、黑色素瘤、或者其它非淋巴造血肿瘤。我在看每一个淋巴结病变时总要提醒自己，有没有可能是外科病理病例（即非淋巴造血病变）。第二，要有淋巴造血系统的基本知识，特别是要熟练掌握正常淋巴结的解剖结构形态、亚结构特点、细胞学特征、免疫表型、相互关系和功能等。直到现在，每当看到反应性的淋巴结时，我都会花一点时间来细细品味正常淋巴结的镜下形态特征。当你把正常的结构吃透了，处理不正常的病变就容易多了，许多病变会迎刃而解。第三，要熟悉常见的反应性和肿瘤性的淋巴结病变。比如说Kikuchi-Fujimoto disease、慢淋、弥漫大B、霍奇金淋巴瘤等，要知道它们的主要临床表现、形态学、组化、分子遗传学、亚型或变异型、和鉴别诊断。最后，还要掌握诊断淋巴结病变的思路和辅助诊断手段的应用，包括流式、组化、特染、分子、遗传学。
潘增刚博士：这是多种因素决定的。单位整体的环境和氛围很重要，如果病例多，有高年资、经验丰富的淋巴瘤病理专家可以带教，这样非常有助于提高诊断水平。当然，关键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需要花大量时间去看片子、看书、查文献、请教别人、听讲座、体会和思考。病理学习，不光是血液病理，是一辈子的事情，真的是学无止境，需要坚持不懈的学习、思考、打磨、和积累。
笪倩：我还想问您一下，您那边的淋巴瘤病理，在您日常工作中，是做淋巴结活检比较多，还是穿刺比较多？因为穿刺只是局部组织，我觉得穿刺对淋巴瘤的诊断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潘增刚博士：美国这边的淋巴结穿刺多，淋巴结活检相对少些。淋巴结穿刺主要是两个目的：第一是筛查，如果穿刺的结果可疑淋巴瘤或者其它肿瘤，下一步通常需要淋巴结活检。第二，有些淋巴瘤在穿刺组织上可以有明确诊断。当然，能不能在穿刺组织上诊断，要看几个因素，包括：
1）穿刺组织的大小：有没有足够的组织；
2）穿刺质量：说有没有穿到肿瘤组织，有没有过多组织挤压现象；
3）淋巴瘤的特点：有些淋巴瘤穿刺很难诊断，比如说结节性淋巴结为主型的霍奇金淋巴瘤；
另一方面，像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套细胞淋巴瘤、慢淋比较容易诊断，即使没有流式。当然，也要看病理医生的经验和水平。
笪倩：您刚才提到北医病理高子芬教授在积极推动国内血液病理的整合诊断，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
潘增刚博士：是的，高教授这几年一直在为之努力。国内的血液病理，尤其是骨髓病理诊断，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不少单位在诊断骨髓病变时，外周血涂片、骨髓涂片、骨髓活检、流式分析、分子遗传分析常常是不同部门、不同人看。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会带来许多问题，不光费时、费钱，更会影响诊断的精确性和临床治疗。
淋巴瘤和骨髓病理诊断在美国基本上是一体的。除了一些标本量特别大的单位，外周血计数、外周血涂片、骨髓涂片、骨髓活检、流式通常是同一个人分析。病理医生可以根据骨髓的形态特征来选择流式的方案和特定的分子遗传分析。最后病理报告也是一个整合报告。这样做既快速经济，又精确细致。
笪倩：对，您说的我们自己就会很有感触，就像您刚刚说的流式是一个地方，然后骨髓涂片是一个地方，穿刺是一个地方，分子是一个地方，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平时工作的确遇到类似的情况。
潘增刚博士：是的。我见过不少国内的骨髓报告，做的检查很多很细，但往往比较零碎或缺少选择性，并没有把所以资料整合分析、从而下定论。这个整合工作应该由谁来做？毫无疑问，病理医生是最合适的，而且只有病理医生才能做好。可是国内的病理医生很难做到，因为他们通常接触不到流式、涂片、分子等；另一方面，病理医生也缺少这方面的系统培训。当然，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正慢慢改变，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整合诊断。
笪倩：所以您在做这方面工作，会在国内的会议上去呼吁，各个单位去加强这种整合诊断的推送广。
潘增刚博士：对，包括高子芬教授，她在过去的几年内在不断推动血液病理的整合诊断。我回国探亲时路过北京，她还专门让我讲了一下淋巴瘤和白血病方面的整合诊断。
笪倩：提到整合诊断，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您能否告诉我们国外的优秀经验是什么？
潘增刚博士：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大环境问题。国内整体而言还没有这个氛围，需要从上往下、再从下往上，两方面一起去慢慢改变。目前许多地方操作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涉及到思想观念、管理、和经济利益。问题是，没有病理形态的指导，流式和分子在选择分析项目时可能会缺乏针对性，从而浪费资源和财力，另外对结果的分析也可能会有偏差。另一方面，国内许多病理医生在骨髓病理、流式、和分子等方面的培训不够，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做。
在美国这边，血液病理医生通常负责血常规化验室和流式分析室，许多血液病理医生还有分子病理专科培训。平时值血液病理班时，通常是同一个人分析涂片、组织形态、流式等。
可能国内一些病理医生感觉流式和骨髓病理比较难学。其实，我个人觉得，培训并不难。有病理基础的医生，通过一年的专科培训，就基本上可以达到要求了。美国这边的血液病理专科培训也就一年，但实际上集中看淋巴结和骨髓病理的时间只有半年多，因为还要轮转凝血和分子病理等。所以需要国家来推动，制定一些政策和计划，着手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当然，我们病理医生也要积极呼吁和推广。如果能整合分析和诊断，对病理医生、血液肿瘤科医生、医院、尤其是患者都是巨大的福音。
笪倩：您刚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主要依靠HE切片进行形态学诊断？那时候应该免疫组化也不多？现在分子诊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了，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更走在治疗的前端。这个过程也同步于病理诊断在国内的发展进程，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潘增刚博士：我1997年参加工作，那时免疫组化已经开始做了。分子以前在血液病理上应用很多，目前在各个亚专科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了。我除了做血液病理，还做一些头颈病理，比如像甲状腺肿瘤，以前只是形态学，现在发现它们也有很多突变和重排。但尽管如此，目前普遍的观点还是「形态最重要，是一切的基础」。
我虽然不做分子病理，但个人认为分子病理的作用至少有几个方面：
1）有助于病变的确诊和分类，比如IGH克隆性分析用来帮助诊断B细胞淋巴瘤、BCR-ABL重排用来确诊慢粒等；
2）指导临床治疗。同一种肿瘤可能会有不同的分子和基因水平的改变，对药物和治疗方案的反应可能会不同。目前，临床上的许多靶向药物，就是根据分子和基因的改变来选择的；
3）科研和探讨发病机制。
笪倩：潘老师刚才讲到了分子诊断对于淋巴瘤病理诊断的意义，我有个疑惑：这说明分子手段不光是一个科研上的作用对吗？因为现在由于科研的需要，病理界往往把分型越做越细，但实际上在临床可能没有太多意义。对于淋巴瘤的分子分型的研究，是什么样的状况？
潘增刚博士：目前分子的发展飞速、信息量超大。许多东西可能超过了我们目前的认知范围，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或仅限于科研阶段。但我们的认知需要过程，现在看不清的东西，很难说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后会是怎么样的，这是我们的对疾病的探索过程。所以我非常积极的去看待分子在临床和科研方面的价值。我不认为这是浪费钱，确实是有意义的。
笪倩：在病理这一块是不是说美国比国内更加先进？放在国际上，怎么看待中国的病理诊断水平？
潘增刚博士：美国的医疗体系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整体来说从体制、临床到病理，还是比较规范的。比如美国的病理住院医和专科规培，管理比较规范、合理。国内现在的住院医和规培也开始了，这是好事情。另外美国的病理报告，虽然各个单位的格式不太一样，但总体框架和内容都差不多，比较规范化。比如结肠癌、乳腺癌等大标本，通常是满满好几页，从大体取材、镜下诊断报告、到整合报告，都写得非常详细，这样外科和肿瘤科医生就可以获得必要的诊断信息。国内的病理报告相对简单些，一方面可能是缺少规范化，另一方面国内的病理医生太忙、压力太大。美国这边，大学医院的外科病理医生每年大概处理2500到3000个病例，私立单位会多些。而在国内，病理医生往往要处理更多的病例，同时还要做科研、发文章、带研究生等。
至于诊断水平，我觉得国内诊断水平高的病理医生也非常多，但是跟人口基数比的话就少很多，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医生就更少了。病理的WHO分类系列是最权威、最有代表性的，每个亚专科分类的作者有近百名；比较遗憾的是，上面几乎看不到国内病理医生的名字，仅仅有少数美国的华人病理医生。但是其他亚洲国家的作者并不少，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说实话，每次看WHO作者目录，对我的自尊心都是一次冲击。所以，我们海内外的华人病理医生们要多加油、合作、一起进步。
一般来说，国际知名的病理专家往往是临床科研和诊断都非常厉害的。另外，对于英文非母语的病理医生而言，英文写作和口语交流也非常重要，因为除了写论文和著作，还得去国际会议上讲课、跟人交流。现在，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国内年轻一代的病理医生中许多人的诊断、科研和国际交流经验都很棒，他们都是国内病理的希望，相信他们会逐步提高中国病理在国际上的地位的。
我自己在国内病理学习和工作过，对国内病理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直关注国内病理的发展。衷心祝愿祖国病理事业蒸蒸日上、造福国人、并在国际病理舞台上成为主角！
提起病理学，「医学之本」、「金标准」之说早已不绝如缕。然而当我们从理想着眼现实，基层与三甲医院之间、整体上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病理学科发展与诊断水平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而现代社会对健康、对精准诊断的追求，既给病理人带来无穷的驱动力，也往往构成巨大的挑战。
衡道医学新媒体向以「传播精彩课程 分享经典病例 促进人文交流 推动行业发展」为己任，希望通过这个全新开设的【衡道丨对话】栏目，与全球优秀病理人对话，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学术与临床，沟通医学与人文，推动全球病理人的交流与合作，走通从技术到诊断的精准之路，成就病理学的使命与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