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阴阳学说”引入医学之后就有辨证之说，《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药学辨证思想基础。从《伤寒杂病论·序》所说“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可以知道汉代之前已经有中医“辨证”专著。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本”就是“阴阳”。又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所以《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以及后世的“八纲辨证”，都是以“阴阳”为辨证大纲。 以胜理解“六经辨证”是在“阴阳”（二元论）指导下，实际操作是按照“一分为三”方法论（三元论）进行的。 以胜认为“三元论”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精髓、真谛。它可以涵盖“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它还是沟通“二元论”和“多元论”的思想武器，是人类全面认识世界的方法论。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继承了《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二元论），综合汉代之前的医学成果，创造性地发展为“六经辨证”。首先解决“病发于阴，还是发于阳”。“阴、阳”确定，就是“治病求本”之道。然后按照“一分为三”方法论（三元论），进一步探讨“病位之所在，病情之所属，病势之进退”；进而确定“表、里；寒、热；虚、实”情况，这就是“八纲辨证”。 如果只会辨证到“八纲”为止，还不能解决临床治疗问题。因为这些还没有把具体的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结合起来，就如找人只找到街道，没有找到住户；还不能确切而深刻地阐明各种复杂的病理变化，进一步指导临床治疗。而“六经辨证”把“八纲辨证”的内容落实到“脏腑经络”上，使“八纲辨证”和“脏腑辨证”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好解决“八纲辨证”之不足。由于“六经辨证”贯穿“八纲”而联系“脏腑经络”，是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变化为物质基础，使“辨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探讨“六经”之“经”字，可知“经者，径也。”根据“经”则知道邪气的来去之路径；“经者，界也。”根据“经”则知道病有范围界限，彼此不会混淆。有了“经”就会在辨证时一目了然。如见“头项强痛”，可知是“太阳经”受邪；见面赤、额痛、鼻干，可知“阳明经”受邪；见耳聋、胸胁苦满，可知是“少阳经”受邪；见腹满时痛，可知是“太阴经”受邪；见咽痛，可知是“少阴经”受邪；见巅顶痛、干呕吐涎沫，可知是“厥阴经”受邪。因为经络内联脏腑，外通肌肤，网络机体上下内外、四肢九窍、皮肉筋脉等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六经辨证特别注意脏腑经络病变的表里互相影响。如发热、恶寒而脉浮者，是“太阳经”邪在表；如果脉不浮反而沉，则为太阳表邪又内累少阴。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关系，当少阴阳气不足而外感风寒时，会形成两经同时受邪，形成太阳与少阴“两感”证。脾与胃互为表里，发生病变也会互相影响，故有“实则阳明，虚则太阴”的说法。 例如“六经”病中的“太阳病”，有“发热恶寒，头痛项强，脉浮”等证，八纲辨证属“表证”，仅仅如此辨证还不能指导治疗，必须再根据“有汗、无汗”来辨证，有汗为“表虚”，无汗为“表实”；进而可以指导“论治”：太阳表实证，要“开泄腠理，发汗散寒”，用“麻黄汤”。太阳表虚证，要“调和营卫，解肌祛风”，用桂枝汤。 再如少阴病有“脉微细，但欲寐”等证，八纲辨证为里证、虚证；还需要进一步了解阴阳盛衰，如果“无热恶寒，四肢厥逆，脉沉微细”则为少阴寒化证；如果“心烦不寐，咽干或疼痛，脉细数”等阴虚内热脉证，则为少阴热化证。分别运用“扶阳抑阴”之法，方用“四逆汤之类”；或用“育阴清热”之法，方用“黄连阿胶汤之类”。 由此可知，“六经辨证”的方法论，就是“一分为三”方法论。 （2013-1-21日凌晨于伦敦）（2013---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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