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一场生动活泼的“文化转译”试验

昵称gscVD7fg 20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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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袁天鹏与村民互动现场

《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上海人民2008），译者袁天鹏、孙涤。读过之后多次想写书评，苦于找不到最想表达的角度。近来读寇延丁、袁天鹏著《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浙江大学2012，以下页码标记引文来自此书），忽然有了。

孙中山：会议失败即民主失败

1917~1919年，孙中山出版《建国方略》共三部。其中1917年的“社会建设”分册，书名《民权初步》，其序言写道：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孙中山心目中，革命尚未成功，第一位原因是人民集会技能低下，由于民众集会权利被统治者长期压制，导致民众合群天性缺失，几乎每逢集会都沦为乌合之众的丑陋演出。为促使国人掌握集会技能，他写就《民权初步》（初版书名《会议规则》），此著以《罗伯特议事规则》为基础，编译扩展成书。

匆匆百年流逝。国人现在的集会技能有没有改观？一支热心改良社会的行动团队，通过对安徽阜阳颖州区三合镇南塘村的调研，得到的结论是：当今民众集会仍是秩序阙如、效率低下，每逢集会几乎都陷入“一言堂、跑题、野蛮争论”困局。

行动团队向跨国救助组织乐施会，申请到“四方合作举办农村合作社内部治理能力建设培训”项目，具体内容是：“《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以袁天鹏为主角的知识精英团队与南塘村农民（主要是留守村民）互动，通过培训、模拟、评估，搭建理论与行动的对接框架，最终使村民习得集会议事技能。行动团队骨干成员之一、作家寇延丁主笔，把整个项目实施过程录像、记述、总结，出版《可操作的民主》。

文化转译实例

议事规则塑造妥协社会

作为专职律师，我平时参加议事集会颇多，与会者的文化、资历平均水平，估计应高于留守村民。但不能不说，绝大多数的集会欠缺必要的秩序。一言堂、跑题、野蛮争论，也是我参加过这么多会议的整体面貌。

这样开会，袁天鹏总结其最明显的坏处有：“要么是位高权重的人垄断了会议，要么是与会的各方争吵不休，不欢而散，没有结果。与会者……不能心平气和地倾听和说服，不会用规则来维护自己和尊重别人的权益。”散会之后，持有不同意见的各方，更难谅解、让步，互相妥协、折衷的机会更小，怨恨却加深。得志方越发盛气凌人，失败方更愤世嫉俗。

《罗伯特议事规则》作者是一位陆军工程兵长官，1876年初版，是一部全球认可的会议程序经典。看外在形式，它是实事操作层面的工具，而它的内核却蕴藏着法治、民主的理念，深刻而又丰富。

此规则有一段名言，概括了它的核心精神：“是要让强势一方懂得他们应该让弱势一方有机会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让弱势一方明白既然他们的意见不占多数,就应该体面地让步，把对方的观点作为全体的决定来承认，积极地参与实施，同时，他们仍有权利通过规则来改变局势”这就是最真实、最由衷的理性妥协精神。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故乡美国，早在联邦立宪时期，人民就相当理解、熟练地运用议事规则，“规则塑造妥协”的佳话数不胜数。例如马萨诸塞州“投票非常接近：187票赞成，168票反对，只有19票之差（宪法被批准）。大会解散前，有七名反联邦派人士起来说话。（来自制宪反对派）火爆的老怀特首先上场，……怀特说，现在既然多数获得胜利，他回去尽全力劝导选民在新宪法下和平共存，欢欢喜喜地接受它。”

缅因州的反对派代表威杰里说，“虽然他反对接受这部宪法，可是已经被贤智之士组成的多数派击败。他将在自己代表的人民中间，努力播撒联合与和平的种子，并尽量阻挡抗议行动，因为他相信，这个（本州批准宪法）大会‘已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会议了’”。

大名鼎鼎的帕特里克·亨利，独立战争时期发表著名演讲《不自由，毋宁死》，却是弗吉尼亚州批准宪法大会上最强烈的反对派领袖。“89：79，宪法获得胜利。……愤怒的反联邦派决心抵制新宪法，当晚在里士满举办了一场群众大会，由帕特里克·亨利主持。可是亨利却告诉他愤怒的同仁们，他们已经‘在最适当的场合（本州宪法批准大会）’尽全力反对过宪法了。亨利说，事情如今已成定局，‘作为真正的、并忠实的共和人士，你们最好还是都回家去吧’”。

有序表达带来更多妥协机会

文化转译

文化转译，是台湾学者杨弘任创造的社会学概念l。

一切改良社会的行动者，如果不能充分深入地动员民众参与，就不可能成功。据他分析，社会运动中，民众难以动员的原因，在于两类行动者——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在知识形式、关注兴趣、行动倾向等诸多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导致二者难以对接共识。受杨弘任理论的启发，归纳对比如下表：

民众、精英知识比较表

文化转译行动，目的是使精英、民众两类知识实现互通交融。文化转译行动有两重：第一重是认知行动，精英深入民间社会，切身参与、体认民众的知识不靠抽象思维活动而建立，而主要是通过身体实践习得；第二重，精英主动、努力地介入实践，寻找与民众意识和行动互通交融的转译界面。

转译界面即实践行动界面。袁天鹏等知识精英，在南塘村身体力行，找到了向留守村民转译议事规则知识并付诸行动的界面。在充分互动的情境下，蕴藏于罗伯特规则的高大上理念，被转译成“萝卜青菜”顺口溜，经由行动实践逐步内化为村民的新习惯新文化。

《可操作的民主》附带视频光盘，录制精英与村民互通交融124分钟，多组互动内容生动活泼，使我有如进入行动者的实时场景：南塘村民对现代民主精神的领会、转换，根本不存在什么国情鸿沟、文化障碍。

2014年以来，笔者参加官方主导的法律下乡社会实践，先后担任20个村委会法律顾问，切身体会到：我们的乡村建设，迫切需要一场类似台湾1990年代的“社区营造”运动，现在我们知识精英的理念、论述相当丰富亦不乏深刻，甚至可以讲早已饱和，而村民被带动的实作、实践，却异常稀缺，与梁漱溟1930年代所说“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不相上下。

南塘村实验给读者的启示，可谓足够震撼。也许制度空间相当有限，物质资源严重短缺，人力组织也有很大制约，但有志改良社会的行动者，如果善于运用文化转译，仍然能够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