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远帖》是迄今为止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迹，书者王珣是东晋大臣、书法家，王羲之之侄，该贴是晋人墨迹中唯一署有名款的真迹，备受世人珍视。
此帖与陆机《平复帖》为现今仅存的两件晋代名人法书。《伯远帖》乃成熟的行书，风格古逸洒脱，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它的笔画偏于瘦劲，结体却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疏朗飘逸，真有“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伯远帖》共5行47字，原文释为“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 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剋申。分別如昨永爲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内容是一封问候友人病况的书信。因首行有“伯遠”二字，遂称《伯远帖》。
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 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剋申。分別如昨永爲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
王羲之作为“书圣”，垂范百代。但他的书作只以临本、摹本和刻本的形式流传，没有一件真迹传世。王氏家族世代擅书，名家辈出，然命运亦大抵相同。唯羲之族侄王珣有此短笺留在人间，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二王”行草书使转用笔的精微之处，这是刻帖和双勾填墨摹本所无法传达的。
卷前引首有乾隆御书：“江左風華”四大字，上有“乾隆御笔”一玺。并御题：“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況晉人耶！內府所藏右軍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繭紙家風信堪並美！幾余清賞亦臨池一助也。御識。”钤“乾隆宸翰”、“涵虛朗鑒”二玺。
乾隆御书
前隔水御书：“家學世範，草聖有傳，宣和書譜”12字。下有：“乾隆宸翰”、“幾暇臨池”、“耽書是宿綠”三玺。又御识：“乾隆丙寅春月，獲王珣此帖，遂與快雪中秋二迹並藏養心殿溫室中，顔曰：‘三希堂’，御筆又識”，钤“乾”、“隆”二玺。
乾隆御书御识
正文后隔水上有明董其昌跋：“晋人真迹唯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宫大令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书。视大令不尤难觏也！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戊戌冬至日，董其昌题。”
后有乾隆御绘枯枝文石，并识：“王珣帖與其昌跋皆可寶玩，即裝池側理亦光潤堪愛，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長春書屋御識”，钤“几暇怡情”一玺。后有“墨云”一玺。
明董其昌跋，乾隆御绘枯枝文石
而后为明代王肯堂跋文：“右晋尚书令谥献穆王元琳书。纸墨发光，笔法遒逸，古色照人，望而知为晋人手泽，经唐历宋，人主崇尚翰墨，收括民间珍秘于天府不知其几矣！而尚有遗逸如此卷者，即赏鉴家如老米辈亦未之见，吾于此有深感焉！元琳书名当时为弟珉所掩，故为之语曰:法获非不佳，僧弥难为兄……己冬十二月至新安，吴新宇中秘出示留赏信宿，书以归之。延陵王肯堂。”后钤“王肯堂”印一。
明代王肯堂跋文
卷尾为清董邦达受乾隆之所命而绘《林下萧散之致》图，其形象地构思了一幅油然而生的画面情景，画中一老翁屹立在通向河面的石头上，四周风景秀美，有碧水清山环绕，老翁扭头，似在欣赏这山川大河，又似触景生情、凝神思索。隔着一片丛林，一位年轻人也在驻足观望，观望气势恢弘的山川、波澜壮阔的河流，或感叹人生。
林下萧散之致
图后附董邦达题记：“上既以王氏三帖贮三希堂，诏臣达绘为图又以此伯远札，卷尾余纸，命补其空，臣谨按札中有志在优游及远隔岭峤语辄仿佛情景乍林下萧散之致。窃念希世其珍屡得附名其后簪笔之荣实深蹈拼。臣董邦达稽首敬记。”
最后则为清沈德潜书“三希堂歌”。
清沈德潜书“三希堂歌”
图卷前后有古半印二，漫漶不可识。清代所钤宝玺有：“石渠宝笈”“乾隆鉴赏”“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养心殿鉴藏宝”诸玺。除此之外还有乾隆的“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御赏”“内府书画之宝”“神怡性灵”“研露”。收传印记上钤有“郭氏觯斋秘笈之印”“范阳郭氏珍藏书画”等。
王珣《伯远帖》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进入内府，经乾隆品题，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内的尽间，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
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带出宫，后流散在外。1951 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将《伯远帖》、《中秋帖》购回，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王珣与《伯远帖》书史地位变迁述略
《伯远帖》历来被奉为经典，王珣也因此作成为与羲、献媲美的书家。事实上，在唐代以前王珣充其量不过是位三流书家，远不可与羲、献并论。前后反差之大，当与东晋以降文本的追述相关。换言之，王珣及《伯远帖》的书史地位是后人不断建构起来的。
东晋至唐代：王珣善书形象的确立
王珣家族三代皆有书名，尤其是其祖父王导、父亲王洽、弟弟王珉。在唐以前王珣与其他家族成员相比，各方面都无甚建树。北朝王愔《古今文字志目》所列魏晋善书者五十八人，王导、王洽、王珉三人均在列，但未录王珣。南朝庾肩吾《书品》载汉至齐梁能真草者一百二十三人，类分九品，王珉位列中之上，王导、王洽位列中之下，亦未录王珣本人。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录秦至晋能书者凡六十九人，王导、王洽、王珉三人均在列，亦未见王珣。上皆表明珣书在唐以前不被世人所重。
唐人所编的《晋书》主要介绍了王珣官职、婚配及军政作为，突出强调了王珣的才学文章，但未涉及书法造诣，而在更为简短的王珉传中却有提及：『珉字季琰。少有才艺，善行书，名出珣右。时人为之语曰：「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僧弥，珉小字也。』『法护』乃王珣之字，由于王珉书艺过于出色，常常使兄珣为难。编者为了夸饰王珉书艺而以珣衬托，第一次将王珣与书法联系在一起，也说明唐人眼中王珣书名仍不比王珉。张怀瓘介绍王珉时亦言『兄珣亦善书』，首次提出王珣善书，后又在《书估》中将王珣列第四等（共五等），使王珣成为载入史册的书家。因此，王珣善书形象是在唐代才初步建立起来，此时并未述及王珣的代表作品，我们仅能得到其擅长草、行的朦胧线索。或因其书名甚微导致只存其名、未见其作的『书因人贵』现象，此况在宋代发生了变化。
宋代：王珣擅草之名的传播
《宣和书谱》记载了御府所收王珣作品的情况：『王珣字元琳，导之孙，洽之子也，与弟珉俱有名，官至尚书令。珣三世以能书称。晋武帝雅好典籍，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被遇……然当时以弟珉书名尤著，故有「僧弥难为兄」之语。僧弥，珉之小字也。则知珣之所以见知者不在书，盖其家范世学乃晋室之所慕者，此珣之草圣亦有传焉。今御府有二：草书三月帖，行书伯远帖。』
据上可知：一、此时王珣草书《三月帖》、行书《伯远帖》均藏御府，《宣和书谱》首次将书者与书作对应，但此时是一（书家）对二（作品）的关系。二、珣三代善书，然珣之所以被世人悉知非因善书，实乃其家范世学及政治声望。三、珣书名犹不及其弟珉，《宣和书谱》王珉传中『（珉）名出兄珣之右』亦可印证。四、此时王珣被世人认可是草书而非行书，故擅草之名广播。
宋代刻帖之风盛行，刻帖的出现对书史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宋以后书家学习书法的范本主要来自刻帖，对书法的认识也是通过刻帖建构起来的。王珣的书法作品（草书《三月帖》）也正是通过刻帖的形式在更多人群中流传。
被誉为刻帖之祖的《淳化阁帖》对《三月帖》的收录，使王珣草书进入无缘获观内府真迹的书家视野被更多人接受，也为以后的刻帖提供了摹本。
嘉祐年间潘师旦集刻的《绛帖》是北宋难得的民间刻本，《三月帖》被收录其中，标志着王珣书名及其草书下移，在民间具有了一定影响。
《大观帖》依《淳化阁帖》重摹，内容与《淳化阁帖》基本相同。《淳化阁帖》《大观帖》在各自分卷《历代名臣法帖》中均收录《三月帖》，但将《三月帖》的标题改为《尚书令王珣书》。说明刻者关注作品是否出自王珣本人而非书作之内容，也表明此时《三月帖》命名尚未固定，不过为王珣名下一般书作，仍未建立起与书家的固定搭配。
王宷集刻的《汝帖》亦可印证此点，《汝帖》所收录王珣《四日帖》实乃《三月帖》节录。王宷将《四日帖》列在《晋渡江三家十七帖》之下，与之前刻帖列在《历代名臣法帖》之下完全有别。之前刻帖的编排中更多考虑的是王珣作为晋代名臣在政治方面的地位和影响，而王宷则更倾向于将王珣归到晋室书家群中。命名不定、内容不符的情况同样也出现在《兰亭续帖》中，该丛帖所录王珣《四日帖》颠倒节刻《阁帖》中《此年帖》，仍是世人对王珣及其作品的印象较为模糊，王珣草书还未深入世人之心，尚未形成常识中的固定称谓。
宋代御府著录不仅对王珣作了详细介绍，还记录了《三月帖》和《伯远帖》两大代表作品，使王珣『善书』逐渐被世人接受。宋人对王珣的认识是通过《三月帖》建构起来的，因此王珣『草圣有传』的书名被时人接受，而其行书《伯远帖》因藏在内府且无刻帖流布，世人鲜有耳闻，直到明代才进入到人们的视野，成为王珣代表作及东晋法书典范。
明代：《伯远帖》人、书对应关系的生成
明代《伯远帖》由御府流向民间。许多珍迹在少数收藏家间递藏。在古书画上题跋，不仅可使题跋者与书画一同流芳，而且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题跋将会使作品更为增值，因此藏家总是乐意将自己的藏品展现名公雅鉴，当然获观者常会题跋答谢。文徵明就曾以题跋的方式酬谢吴纶和唐寅出借画作，
董其昌也曾两次对《伯远帖》进行题跋。据王珣《伯远帖》后董跋，董氏将《伯远帖》与羲、献书法并较，认为王珣传世作品因少见而尤显珍贵，堪称『尤物』。这样首次将王珣与羲、献并称，在明代意非寻常，从鉴赏的角度将王珣抬到了东晋乃至书法史的最高峰。然而董氏推崇的理由是『少见难觏』，并未上升到艺术品评的高度。在另一则董跋中则突破了这一局限，据《画禅室随笔》载：『米南宫谓右军帖十，不敌大令跡一。余谓二王迹世犹有存者，唯王、谢诸贤笔尤为稀觏，亦如子敬之于逸少耳。此王珣书，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在眼前。用卿得此，可遂作宝晋斋矣。』
董其昌在为吴廷的题跋中再次提到《伯远帖》因希觏而备受珍重，并从鉴赏角度将其潇洒古淡之风视为东晋风流代表。此后《伯远帖》完全被视为可以代表东晋书法之典范。
除董氏之外，杨明时的题跋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王元琳书，在世绝少，即宣和仅二，《伯远》其一焉。少故名不甚见称，不称又焉有赝，吾乃今得睹真晋矣……用卿获此，何异天球赤刀，当俾尔子子孙孙永保勿失。万历廿六年春二月十又二日，杨明时书。』
杨明时亦将《伯远帖》视为羲、献之外的另一高峰，并认为王珣书传世绝少以致名不甚见称，故少有赝品。吴廷后来将《伯远帖》及董跋、杨跋刻入《余清斋法帖》，在王珣前仅列王羲之一人。从次序上足见吴廷推崇王珣的用意，《伯远帖》也首次以刻帖的形式流布后世，世人对王珣书作的认识也由草书转向行书为主，王珣和《伯远帖》人、书对应的关系也得以确立。《伯远帖》因董其昌等人题跋而备受重视，正印证了董氏曾经发出的感慨：『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
《伯远帖》后还有晚明王肯堂于万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至新安吴新宇家中获观后的题跋，亦将此帖
视为晋人手泽。评曰：『王元琳书，纸墨发光，笔法遒劲，古色照人，望而知为晋人手泽。』王氏也和董其昌一样将《伯远帖》鉴赏为晋书典范。
明代经董其昌、王肯堂、吴廷、杨明时等人的品鉴，《伯远帖》上升到了可以代表晋书最高水平的地位，相对而言，《三月帖》则渐渐淡出时人视野。王珣书名也因一帖传世而受世人所重，成为比肩羲、献的东晋代表书家。
在书法史上，王珣和其书作的关系，由唐代的『书因人贵』向晚明的『人因书贵』逆转，自此其人、其书都占据了最显著的历史地位。
清代：王珣及《伯远帖》的『封神』
像董其昌、王肯堂有机会被邀请为书画题跋的人毕竟极少。所以不少人开始寻找可与古代名作建立永久关联的其他方式，书画著录即是其一。有关书画著录的书籍在明清层出不穷，王珣与《伯远帖》被反复收录。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简述了《伯远帖》上钤有宋徽宗『宣和』『政和』小玺。
顾复《平生壮观》不仅记录了《伯远帖》的纸素、书体，还对题跋、钤印等记载甚详，对王珣智略勇谋、造福晋室以及捐舍佛寺等轶事时有评骘：『《伯远札》，白麻纸，行书。宣和、政和长玺，钤角，前后六玺具备。徽庙泥金题签。本文四十七字……兹见其《伯远札》，纸坚洁而笔飞扬，脱尽王氏习气，且非唐氏勾摹，可宝也。』
有两点需要格外注意：其一，顾复将《伯远帖》排在第五位，甚至连谢安、王羲之、王献之等都在其后，这种次序可见顾氏用心良苦。有意思的是这种编排并未招致时人和后人之非议，是否可以证明在清代以及后人眼里，王珣与王羲之皆为东晋最高水平的书家，并且由于《伯远帖》为东晋唯一传世名家书法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要比王羲之书迹更加宝贵？顾复评《伯远帖》『脱尽王氏习气，且非唐氏勾摹，可宝也』，更加证明在其看来《伯远帖》远比王氏诸书皆优。其二，顾复对《伯远帖》典型宣和装的描述，显然与存世真迹不符，唯一的解释就是其所见并非真迹，而是伪作！这一点穆棣先生曾有论述。对本文而言，产生伪作的原因远比作品真伪本身重要。一件作品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才有可能被好事者作伪。首先，该作品必须出自名家之手且在历史上具有较大影响，如此方有利润；其次，作品原作已佚或被私人所藏，虽屡被提及但常人难以得见。这两点《伯远帖》都已具备。
《伯远帖》的伪作绝不止一，吴其贞《书画记》载有王珣《伯远帖》一卷，『纸墨佳，盖唐人廓填也。此系刻入淳化帖中。上有宋徽宗印玺，卷后宋章清题跋、明董思白题跋』。吴其贞所见亦是伪作。与顾复不同的是，吴氏已经看出《伯远帖》并非真迹而将其定为唐人郭填，但『刻入淳化帖中』一事与事实不符，《淳化阁帖》仅收录王氏草书《三月帖》。有关《伯远帖》真迹的记录也时有出现，较为可信的是安岐《墨缘汇观》。安岐详细记录了《伯远帖》的纸张、行数、字径、钤印、题识、递藏等内容，相对而言安岐的记载更加与事实相符。不管是对真迹的著录还是对伪作的记载都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王珣《伯远帖》此时早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名作，足以与王羲之颉颃。
御府著录也对《伯远帖》进行了载录。康熙年间，《佩文斋书画谱》收编了《晋书》中有关王珣身世与文章才学以及《宣和书谱》中有关王珣三代善书、草圣有传的文字，还收录了摘自《画禅室随笔》董其昌的题跋。因《伯远帖》尚未入御府，故《佩文斋书画谱》仅收编相关的已有文字资料，并未作其他补充。
乾隆时期《伯远帖》重归御府，《石渠宝笈》极为详尽地收录了有关《伯远帖》的钤印、题识、尺寸、装裱、御制枯枝文石图、御敕董邦达绘图以及沈德潜之三希堂歌等内容。
乾隆帝对《伯远帖》喜爱非常，曾五次对该卷题识，一次作画，还将《伯远帖》与《快雪帖》《中秋帖》专设『三希堂』藏之。『三希堂』的设立标志着王珣及《伯远帖》最高历史地位的确定。至此《伯远帖》成为天下第一等稀世珍宝，而王珣与羲、献并称的地位被官方确立巩固，『三王』（羲、献、珣）鼎立的书史局面得以完全定型，并且突出强调王珣书之『韵』—这一最能代表东晋审美品格的字眼。
乾隆还命人将《伯远帖》刻入《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该丛帖共三十二卷，收录一百三十五家三百四十
帖，第一卷为锺繇、王羲之两人，第二卷为王羲之、王献之、王珣三人。
从编排的次序上亦能窥探出他有意将王珣及《伯远帖》推至历史巅峰。如果说董其昌凭借鉴赏才能将《伯远帖》推向魏晋风流典范，那么乾隆则以帝王之力将《伯远帖》推向万人恭仰的神坛。此后的相关文字无不遵循乾隆圣谕而将《伯远帖》供奉至高地位。
结语
综上，王珣及《伯远帖》在书史中的地位经历了多个环节。首先是唐代之前被书史遗忘到唐代史书对王珣本人（无关作品）的记载，虽然唐人确立了王珣善书之形象，但书名一直在王珉及其他王氏书家之下，王珣更多的是凭借家族名望被后人所知，有关他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政治、文章等与书画无关方面，『书因人贵』得以使其书名有传。
其次，王珣善书形象到宋代被逐渐接受，王珣及其作品的人书对应关系形成，但由于《伯远帖》藏入御府，而《三月帖》随各类刻帖广为流传，所以宋人对王珣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三月帖》所建构起来的，因此，宋人更加关注王珣在草书上的成就。
第三、经过董其昌、王肯堂和吴廷等人的努力，明代《伯远帖》被视为晋代书法的最高典范，又以刻帖的形式传世，世人对王珣书作的认识也由草书转向行书为主，王珣和《伯远帖》经典人书对应关系得以确立，『人因书贵』使明人对王珣推崇备至。
第四、最后，清代书画著录对《伯远帖》的著述穷尽搜录纸张、钤印、题跋、真伪、流传等信息，表明此时庙堂、乡野都将《伯远帖》视为珍宝，王珣也因此被后世奉为晋韵之代表，书史也由之前的『二王』（羲之、献之）并称发展为『三王』（羲之、献之、珣）鼎立的局面，这一『造神』运动中最有力、最关键的推动者莫过于清帝乾隆！
不同书史文本下隐藏的思想观念各异，而后来发生的事件或叙述常会影响甚至改变之前已经定性的讨论。对王珣及《伯远帖》经典化过程的研究不仅可以还原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和影响，还可以窥探后人推崇背后的动机、方法和效果等，从而明晰书史是如何被书写成如今的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