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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守篇 回忆我的父亲 □吴金高 父亲当的是我们生产队的第二任队长。是啊，当队长算什么？但那时候，入社了，是大集体年代，真不是谁都能当的。之前的队长政治上还过硬，可农事上是外行，在他任上发生过组织抢收不力、队里大片湖田夏粮烂在地里的严重事故。后来大队和社员们还是看准了“外门独姓”的父亲，这一当就是十几年。 父亲自然明白，大集体不同于单干那会了，大呼隆，重要的是大家心能想到一处，劲能使在一块，你队长要想一声喊到底，光是声音大，人家最多是表面听你；要想人家信你，得懂生产，有本事；而要让人心服口服，还要凭自身的正气。 当队长的父亲没有辜负大家的信托，他简直就是大公无私。 母亲生我们兄妹几个，父亲都没有做过一顿饭，每天清早，闹钟一响，父亲拿起哨子就出门了。队里起山芋、挖萝卜了，旁人家的孩子左一个右一个连吃带拿，我们兄妹几个边都不敢拢，我们晓得父亲严着呢，别看他平时没有个高言语，这种时候，不管人前人后，吵起我们来就是一声炸雷。母亲回忆，我二哥四岁那年的一天中午，生产队食堂里煮糯米饭，二哥饿了要吃，母亲就提前打了一点，二哥碗才端到手还没吃，刚好被当队长的父亲看到，立即把饭又倒进了饭缸。母亲气不过，说了两句，父亲说：“就是你家个侠子（小孩）要吃，人家的侠子不饿？！”那天是因为突击抢场，中午放工就迟了些，食堂要等人齐了才可以开饭。 好像是1974年冬天，公社分大队组织各生产队干部办“学习班”， 相当于现在的“主题教育” “专项整治”，上湾大队各小队的队长和会计集中在九队林厚恩家，统一食宿，自我批评，检视问题。记得那次我送米给父亲刚到家，姑妈在呢，她跟母亲说的话我记的清清楚楚：“人家当队长能发财，我二哥哥当队长，要是有问题，多在二分钱！” 我印象中，要说父亲利用当队长的“特权”谋过“私”的，倒是有那么“一物”和“一事”：一物，是生产队的那只“母鸡带小鸡”的闹钟，一直是放在我家堂屋“宝书台”旁边的（注：宝书台，“文革”期间，各家各户堂屋里，在临门紧靠墙壁的“老爷柜”正中间，有一个木结构的台盒，盒子上面放毛主席石膏像，里面放一套红宝书，即《毛泽东选集》1-4卷），那是父亲“叫早”吹哨子喊人上工的专用。那 “一事”，是大约1971年夏天，我家的一头猪仔跑到了果园树档子草丛里，几天找不归家，那天社员们在附近古塘窝薅秧，父亲趁歇畔（劳动间隙在田埂上休息）的空档，递上香烟，请大家在果树林里“拉网式”地搜寻了一阵。 凭着忠厚实诚、勤恳正派，父亲当生产队长十几年，全队人没有一个失望的，没有一个小瞧的，也没有一个不服的。 可是，几年后一件意想不到的失窃案，却让他好几年抬不起头来，我们一家人也差点陪着他扛一辈子冤枉梢子。 1963年秋天，一天夜里，摊当队长的父亲和本队的卢福星两人看场……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把被子送回去，就去街口上湾八队我外公家，要把家里的大桶挑回，队里要分粮食了。巧的是，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发现，他们看的稻堆子少了一半，这在当时可是“重大案件”啊。 大队干部和驻队的公安特派员很快赶来，问了个大概，就把两个看场的带到大队部那边，分别“安排”在一户人家——隔离审问。审问的人在卢福星那边说吴明贵交了，在父亲这边说卢福星承认了……但一天都没有结果。大家始终认为两个人的嫌疑很大：早不去迟不去，吴明贵一大早去街口亲戚家干嘛？而且，巧的是，两个看场的，都是上湾八队潘家的女婿。第二天，他们的嫌疑进一步升级：队里有人在通往西南方向的一处田埂上，发现了撒下的一摊稻粒，而再巧不过的是，两个看场人也都有一个亲妹妹在西南边的牌楼一队郑家，这不是明摆着吗？！可无论怎么盘问，甚至有威吓和诱诈，父亲都指着胸口平静地说，你们就是枪毙我，没偷就是没偷。 第四天，两个人被放回了家，但看守失责，偷去的稻是要赔的——队里分口粮时，两家各扣掉了200斤。200斤稻，就是将近150斤米，现在真不算什么，可在那年月，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子还在，是比现在的200斤猪肉还要金贵的啊！母亲当时正怀着我，眼看看的要分口粮了，一下子却少了那么多，还要受那个冤屈耻辱呢，她整天哭哭啼啼，以泪洗面，父亲也有口难辩，但只有自认倒霉。 公安上那个孙特派员倒是劝过母亲：“也不要哭，只要没偷，等案子破了，稻子一两不少还给你们。”母亲说：“破案，还稻？差不多做大头梦呢，到‘那’辈子大概。” 偏生，事也凑巧，该派老天不冤枉好人。 又过了两三年，东边果园八队冯学春看场时稻子也被偷，他们那堆稻很特别，褐色的糯稻和金黄的大稻混在一起，颜色杂了。队长倪保仁看着场上的“杂稻”，灵机一动，第二天就带了一些这种稻，分别到当时我们周边仅有的三处机米房（西北郑岗窑厂、西边新生大队王庄机灌站，还有闸东面粉厂各一处），向机工出示了一下，说明来意，并特意叮嘱：“以后有人来机米，要是遇见这种稻，无论如何告诉我一声”。 又是两三年过去了，一天，王庄站来了个机米的，机工一看笆斗里的稻，和那种一模一样啊，就叫挑稻的男子等一下，说出去有点事——悄悄去旁边大队部摇了电话。一会儿，倪保仁来到了机房，他在其中的一担稻子跟前停下，先问“这稻子谁的？”又问应答的那个男子：“稻子哪来的？”那人说是自家长的，倪保仁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留了几年的“杂稻”：“你家也能长出这种稻？”和笆斗里的一模一样呢，那人立马慌了……到了公安局（当时黎城没有派出所），很快就交代：他家姓陈（化姓），官塘牌楼6队的，多年来，他家爷儿四个（他是大儿子）经常结伙偷盗集体和个人的稻子、麦子、黄豆等，每次去都是四副挑子，其中就有上湾七队公场那一次。 案子破了，父亲也被叫到公安局去核实，他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洗冤，喜出望外啊。他回到生产队，扬眉吐气地“宣布”了这个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喜讯，可队里个别人却不见亮：“怎么可能，几年了，案子到哪块能破？” “想给自己洗干净身子呢。”没有办法，老实巴交的父亲又去公安局如实相告，接话的人说，哪一个不相信，叫他自己来。某人去公安局一听，到底相信了。 很快，队里如数称还了粮食，至此，远近不少的人才彻底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不久，父亲被撤掉的队长也“官复原职”，最重要的，当年看场的两家子，结束了动不动被人指指戳戳的窝屈日子。 上面组织一队人马去陈家挑运不义之财时，母亲也想去：“按我个气性，非去跚（方言，读“栓”的去声）那个老东西几脚！”父亲说：“要打要搉（方言读“壳”），该怎么责罚，有公家呢，案子能破就算不错了。”
作者简介：吴金高，1963年9月出生，现为金湖县教师发展中心语文研训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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