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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渔樵与历史 | 文化纵横

2020-11-28  lindan9997

文化纵横

11-23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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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汀阳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 张文江 |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导读】近期,多地纷纷迎来今冬初雪。与雪天有关的诗歌创作中,唐代柳宗元在《江雪》一诗中塑造的遗世独立的“孤舟蓑笠翁”形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在《红楼梦》第五十八回大观园姊妹芦雪广雪后烧烤的名场面中,宝玉特以“披了玉针蓑,戴上金藤笠”的渔翁扮相出场,被一众丫鬟婆子笑道,“我们才说正少一个渔翁,如今都全了。”可见到了清代,渔翁已成为雪后文人雅趣中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

赵汀阳回溯了渔樵这一意象的生发历史:至少在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赋予了渔父一种超越的形象,汉代有所世俗化,在唐代转变为一个精神上自由自在的得道形象,到了宋朝以及元明清,渔樵形象才逐渐定型为历史讲述者。赵汀阳认为,山水在中国文化中代表了一种“落地”的超越性。渔樵以山水的眼光看历史,所以说出来的历史,重点不在故事,渔樵要言说的是一种历史哲学。渔樵不关心专业化的历史真实性,而更接近历史哲学家,关心的是历史结构、格局、形势、时势、时机、时运之类暗示了历史之道的问题。渔樵不喜结论,渔樵的史学方法论就是让历史的每一个事情都变成问题,变成永远可以争论下去的问题,也就是“无定论”,因为渔樵关心的是历史可以永远说下去。渔樵对永恒和无穷的意识并不落在纯粹时间之上,渔樵要看无穷变化,只有在无穷变化中,道才得以显现。

张文江认为,渔樵有两个特点,一是不脱离生存和劳动,一是身居边缘的观察者。渔樵是凡俗和超越的结合,观察的是整个历史的局,应该是一些不甘心局限于某个学科领域的人,在古代是不甘心局限于身处位置的人,换另外角度来思考。渔樵是文明有意无意所设置的“闲子”,其源头来自古代的史官,保留文明自知和反省的可能性。他们讨论历史,在对谈中自我进化,遥遥指向终极的不可及。

本文原发表于《上海文化》2020年9月,转自“思南读书会”,此处为摘编版,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渔樵与历史

赵汀阳:要破解意象的密码,需要历史的解释,而不是逻辑的解释。通过历史的解释来揭示意象的内在线索和外部线索,但线索不只是历史故事,如果只是故事,意义就停在故事的特定情景里搁浅了,走不动了。破解意象是要为意象建构出一种历史性。历史性和历史这两个概念不太一样,历史当然就是由事件或故事构成的过程,但历史性却是一个哲学概念。历史性的要点在于某种可以循环重复的活力结构,打个比方,有点像音乐里的母题,这个母题在不同章节中不断以不同方式呈现,不断回归而常新。

历史性的意义不是知识性的,而是哲学。理解一个意象的历史性,就几乎是破解意象的意义,关键在于,一个意象的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是否能够形成重叠,如果形成语境重叠,那么历史和当代就形成了一种“共聚点”,就是意义或问题相遇的地方。这里借用的是托马斯·谢林的概念。如果历史和当代的意义或问题能够成功相遇,就意味着,历史的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当代问题的这把锁。如果历史钥匙能够打开当代问题的锁,这个历史就是活着的生命,否则就只是有纪念意义的遗物,就像博物馆里的遗物,不是活在现实中的遗产。

说到中国思想的基础是意象,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易经》里面的卦象,都是意象。另外,还有大家熟知的大量意象,比如山水、松林梅竹、牡丹花、龙、虎、鱼、桃、天圆地方,诸如此类,表面上是生活事物,但同时在历史线索中也成为了重要的意象,几乎和概念一样重要。我们今天只能非常局限地分析其中的一个意象,就是渔樵。

渔樵的意象到底指向什么样的人?我们首先来看渔樵的生活背景。生活背景蕴含了他的精神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山水。山水意象在中国文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有多种解释,比如说从山水画或山水诗的角度去解释,这是文人看渔樵的角度,但在这里,我试图理解渔樵自身的角度,即渔樵自己安身悟道的角度,也就是,作为渔樵的生活背景的那个山水所蕴含的意义。属于渔樵的山水是真实山水,不是画中或诗中被想象的山水。真山水是一个离社会很近的地方,但又超越了社会,是俗世与超越性之间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山水是一个边界的概念,是隐逸之地和世俗之地的分界处。渔樵的山水是近人山水,而不是荒蛮的远人山水,比如说喜马拉雅山或唐古拉山,人迹不至,在古代不会有人去攀登。远人的荒山野岭没有历史,那个地方没有发生过历史,所以与渔樵无关。渔樵是要讲历史的,所以只生活在近人山水,那里看得见社会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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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意象意味着世界内部的超越之地。这个精神维度很有意味,它意味着,存在着一种落地的超越性。我们知道,超越性是属于神的性质,是在世界之外的,是俗世之人够不着的,比俗世更高,所以才具有超越性,而够不着的东西就只能去相信,这是信仰的理论理由。中国没有宗教,那么,中国思想的超越维度就不可能落在世界之外,而必须落在世界之内。中国人如此关心俗世,于是必须在世界内部去建构一种与生活有关的超越性,这种在世的超越性就在生活的世界里,是人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地方,而又必须具有超越俗世的品格,那就是山水。山水就是俗世中的超越之地,虽然在世界中,但又是不俗的,是超越的,所以说山水是俗世和世外的边界。在具有超越性的边界上能够看得见社会和历史,也就有话可说,而且可以凭借山水的超越尺度而超越地看待社会和历史,所以渔樵能够在道的层次上去理解历史。

这里说一个小插曲。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渔樵不能第二次找到桃花源。根据传说,找到桃花源的是一个渔父,一般人是找不着的,渔父熟知山水,知道山水的一切秘密,所以能找到,但是渔父与桃花源人告别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我的解是这样的,渔父是故意不再去桃花源的。渔樵熟知山水,没有他找不着的地方,之所以传说中说他再也找不到桃花源的入口了,这是故意的安排,渔父没有必要再进去了,因为世外的桃花源不是他的话题。桃花源人甚至不知秦汉魏晋,是一个落在历史之外的孤岛,桃花源里只有时间而没有历史,再也没有变化,几乎就是历史的终结,桃花源人的每一天和另外一天是一样的,永远重复。渔父进去之后看见了,已经明白了,知道里面的历史结束了,没有需要讲的内容,所以对桃花源不感兴趣。渔父不是不尊重桃花源,他敬重世外的桃花源,但他不感兴趣,所以假装再也找不着入口。

渔樵意象为什么被赋予了得道的超越精神?其中有秘密,涉及文明早期的秘密要交给张老师,他的《渔樵象释》已经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见解,我的书也采用了,那是关于作为文明初始作者的渔樵的秘密。不过在大量书籍中谈论的渔樵是后世的渔樵形象,后世的渔樵形象就比较复杂了,这里只能简单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姜太公钓鱼。姜太公是个假渔父,钓鱼技术很差,钓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有钓着,后来有个真渔父教他钓上了大鲤鱼,肚子里有一张布条,说他将来会封为齐地的领主,当然是迷信传说。姜太公于是打扮成渔父,在周文王出没的地方去钓鱼,终于遇见周文王,然后被重用,成为开国元勋。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不重要,关键是姜太公为什么要假扮渔父,这意味着,在远古时候,渔父就已经被识别为超越高人的形象,所以才能吸引周文王,可见渔樵的超越形象是非常早的产物。关于姜太公的故事主要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记载。

差不多的时间还有另外的旁证,《庄子》里面的渔父也是超越的形象,按照编造的故事,孔子碰见渔父,被渔父以道的见识教育了一番。道家喜欢编此类故事,都是孔子见老子故事的演化版本。但这种传说也同样证明了,在战国之前,人们已经赋予了渔父一种超越的形象。另外一个证据是《楚辞》里的渔父。屈原遇见渔父,屈原跟他诉冤屈,渔父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他没有得道,没有达到超越的境界,唱着歌就划船离开了,不理他了。这些早期文本都证明了,至少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赋予渔父一个超越的形象。而樵夫意象的形成似乎相对比较晚,这个问题我一会想问问张老师是否知道其中缘故。而且,樵夫的人物原型大多数也没有渔父形象那么高级,这也是一个很有趣而未经证实的问题。

汉代时候,渔樵的形象虽然保持高度精神性,但明显世俗化了,这也是我不太理解的一点,我没有找到答案。汉代时候把渔父的形象给了严子陵,把樵夫的形象给了朱买臣。严子陵大概还说得通,他不想当官,拒绝当官,整天钓鱼,但他不是真渔父,而是文人,钓鱼与生计毫无关系,只是表现一个超越的态度。可是朱买臣的形象就有一点差劲,朱买臣因为穷困只好去砍柴补贴家用,但他一心想升官发财,拼搏了几十年,岁数挺大终于当上大官。朱买臣其实很世俗,这个形象没有任何超越性,只不过是一个吃得苦中苦后来终于当了人上人的故事。

到了唐代,从唐诗以及山水画中看到的渔父形象,转变为一个逍遥自在的形象,很孤独,精神自足,一叶扁舟,看上去有一点像范蠡这种品格人物的渔樵,是一个精神上自由自在的得道形象。到了宋朝以及元明清,渔樵形象转变为爱讲历史,谈古论今话不休,这样就又有了历史的精神深度。作为历史讲述者的渔樵是宋以后塑造出来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形象,《三国演义》开篇词最为典型地描绘了这个渔樵形象。可以看出,渔樵意象是重重叠加而成的,因此含义特别丰厚。既然最后定型的渔樵形象是历史讲述者,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渔樵如何讲历史。

渔樵以山水为根据地,山水成为精神依据,但却讲的是历史。虽然说山水是渔樵所征用的超越象征,但渔樵不会去讲山水。山水不是渔樵的言说对象,而是渔樵的思想格局,渔樵以山水作为精神格局去谈论其他所有事情,而作为精神尺度的山水本身却不被谈论,就像尺子是用来衡量物件的,却不是用来衡量尺子自身的。事实上只有文人才以山水作为言说或描绘的对象,文人爱写山水爱画山水,爱谈山水之情,这是寄托了一种隐逸、飘逸、逍遥、脱俗的想象,这是文人的思路。这种文人想象虽然很美,却偏离了山水本身的精神。一旦山水成为了描述的对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山水,因为对象化就是隔阂。只有渔樵才吃透了山水的精神,而文人很难拥有渔樵那样的山水观,还有以山水观奠定的历史观。渔樵以山水的眼光看历史,所以说出来的历史,重点不在故事,历史故事只是素材或道具,渔樵要言说的是一种历史哲学。

渔樵的原始意象都是文明的伟大作者。传说中的古代圣王都是文明的伟大作者,更准确地说,文明早期的那些伟大作者因为有创作之功,所以成为王。渔樵意象一开始也是伟大的作者,这个细节我们要请教张老师,因为张老师写过一篇《渔樵象释》,专门解释这个问题。第一代的渔樵是作者,后世的渔樵转化为述的意象了,即后来出现在国画、诗词、文献里的渔樵,都是叙述者。渔樵叙述的是历史,或者说,渔樵的话题是历史。实际上的渔樵可能也说了许多别的事情,但赋予渔樵的意象是言说历史。既然讲历史,就意味着,渔樵有一种渔樵史学,或者叫渔樵史观。那么,渔樵史学与其他史学必有所区别。

首先,渔樵史学与中国的正宗史学,就是春秋、公羊、司马迁的史记这些经典奠定的史学传统,肯定不是一类。渔樵不在乎历史故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去对历史进行知识论的研究,也不给出官方的或正统意识形态的伦理学结论。渔樵不喜结论,渔樵的史学方法论就是让历史的每一个事情都变成问题,变成永远可以争论下去的问题,也就是无定论,因为渔樵关心的是历史可以永远说下去,无定论才可以“话不休”。这样的言说一方面是游戏,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历史哲学,没完没了地说,思想就与时间同步,赶上时间,就接近了无穷性,也就进入了形而上的问题。真正的思想都是以问号为结尾的,而不是以句号,这是哲学的命运。

两千多年来有过许多哲学家,但我想说,哲学家从来没有解决过一个哲学问题,我们所有人从来都没有解答过一个哲学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和渔樵差不多,没完没了说了两千多年,其实没有结论。但这就是思想的标志,以问号为结尾,才是思想。渔樵的史学景深放得很远,超越了一切故事,也就超越了有限性,所以渔樵一定要居于山水,与山水同在。当然,山水是渔樵的生活资源,要打渔,要砍柴,但山水和渔樵更是精神绝配,山水是不朽的,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不朽的青山流水就是渔樵的精神标尺,渔樵以青山流水来衡量历史,衡量一切故事。

青史只有从青山的角度去看,才看得明白其中的大局大势。这也正是哲学的意义所在,只有形而上的尺度才足够大,大到足以超越当事人的偏心偏见和一时一地之得失。利益相关者讲的历史可以是对苦难的深切控诉,对不公的有力批判,只是批判和控诉还不是历史。渔樵借得青山流水的永恒尺度而超越了一切爱恨情愁,超越了一切兴衰成败,才能够看出动人故事背后的历史之道。在这个意义上说,渔樵确实接近于道。不过,渔樵对永恒和无穷的意识并不落在纯粹时间之上,他要看无穷的变化,只有在无穷变化之中,道才得以显示出来,因为道不是静止的永恒,而是动态的无穷。没有变化,道就显示不出来。没有变化,那就只有纯粹的时间,也就是西方哲学关心的问题,与纯粹时间同在的就是那个难以理解的“存在”。

最后一个细节问题:渔樵从何处得知历史故事。渔樵的来源复杂,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小部分原为文人、官员、将军甚至是江洋大盗,都有可能,比如《水浒》里有阮小二阮小七之类的强盗渔樵,那也是有的,什么样的来源都有可能,但渔樵的生活方式属于劳动人民,住在山水之间,经常到集市上卖鱼卖柴,因此我推测,渔樵所知道的历史故事主要是听来的,从说书、评书、戏剧那里听来的,渔樵也认识文人朋友,文人喜欢和渔樵一块喝酒,因此渔樵大概也从文人那里听到一些正史。

就是说,渔樵不在乎正史还是野史,历史故事估计是混着来的,不挑来源,因为渔樵不关心专业化的历史真实性,渔樵不是专业历史学家,而更接近历史哲学家,关心的是历史结构、格局、形势、时势、时机、时运之类暗示了历史之道的问题,所以渔樵不挑故事。那些传说的故事中大量是假的或被夸张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将》诸如此类,民间流传的故事里有许多都无考或者被夸大,真实性比较可疑,但对于渔樵足够了,因为那些故事虽然不真实,但所表达的兴衰成败的沧桑结构,与真实的历史其实是同构的,仍然显示着历史之道。

张文江:今天,作为人的意象,为什么要有渔樵?形成这个意象,是为了溢出学科之外,进行底层的思考。表层思考和底层思考,研究的境界不同。渔樵的意象,本来非常可能是出于想象,而作出这些想象的人,不一定是,甚至一定不是,真正打渔的人和打柴的人。应该是一些不甘心局限于某个学科领域的人,在古代是不甘心局限于身处位置的人,换另外角度来思考。

渔樵有两个特点,一是不脱离生存和劳动,一是身居边缘的观察者。他是凡俗和超越的结合,观察的是整个历史的局。亚里士多德说,脱离城邦的人,不是神明就是野兽(《政治学》)。渔樵仿佛和两者都沾着边,但是没有脱离城邦,处于相对的边缘状态。这种边缘状态,可能是中国的思维方式,《易经》上有“出入无疾”的说法。好比在国际象棋中,棋子处于格子之内;在中国象棋中,棋子处于线条之间。象棋模仿的是城邦,而棋子中没有渔樵。渔樵安顿好自己的生活,超然象外,关注文明安危的根基。其中包含很多故事,而所有的故事中,都有着秩序的失衡和重建,也就是兴亡。

渔樵关注大尺度的历史,尤其是文明的兴亡,尽管表现形式往往是王朝的兴亡。这和历史学家角度不同,可以互相补充。赵老师书中提到,渔樵隐含着一个文化不能再化解的生存问题。在初始阶段,渔樵、哲学家和王者,三者是一体的。渔樵的渔,可以推原文明创建者伏羲,渔樵的樵,可以推原燧人氏。以后形成等级社会,《易经》上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到这个层面渔樵退出,劳动已有了分工。不过,哲人和王还在一起,其代表是尧舜禹。由公天下而家天下,哲人和王渐渐分离,王需要哲人的辅佐,自己也需要补充学习,比如殷商时的伊尹、傅说,结合得比较好。然后到周代,西周有周公,还靠近权力中心。东周有孔子,远离权力中心而试图返回,是重建文明社会的努力。

初步说来,周公是古文经学的源头,孔子是今文经文的源头。在周公和孔子之间还有居中的人,身处官民之间,那就是老子。随着周王朝进一步衰弱,老子最后出走,不知所终。他到底去了哪里?留下《道德经》的作者究竟是谁?现在还有争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对抗外来佛教,有人认为老子去西域,编造了《老子化胡经》。传统的内部演变,形成道家和儒家对立,而传统的外部演变,形成道教和佛教的对立,两种对立都跟老子有关。假设把这些都撇开,只从生存角度看,老子出走以后能去哪里,以及能做什么事情?那么能做的事情就是渔樵,或者说《庄子》书中的匠人。他作为史官系统的代表,依然保存着史官系统的源流。

古典学术原来是经史一体,和现在的“六经皆史”还有所不同。这个经史一体的作用近似于法,有些像现在说的不成文法或者习惯法,经过孔子整理成为经。经学是什么?如果转换成不完全准确的现代语言,大致相当于文明的宪法学。经学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对应法学的讨论,是对何谓正确的追求。公元前后完成的《七略》,史在那里依附经,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具体的原因另外讨论。经史子集的提法后来才出现,到《隋书·经籍志》最终确立。所以,历史的源头很早,而历史学家的出现较晚。青山为什么对照青史?青史对应的是纷繁的人事,青山静默无言,是永恒的观照,而起沟通作用的就是渔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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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镇 《渔父图》 局部

刚才赵老师引过一句诗,“输与渔樵话未休”。这句诗怎么解?渔樵能分离吗?作为意象的组合,不能互相分离。以易理来解释,渔樵就是阴阳,阴阳可以分合而不能分离,就是太极。而话未休通往永恒,将太极化为无极。渔樵互相质疑,互相补充,寻找思维的漏洞,补充见闻所不及。他们留下讨论的意象,没有留下具体的结论,以永远的开放性,启发有心之人。渔樵左右互搏,彼此对谈,不太参与社会的讨论,因为和社会讨论有危险。比如说苏格拉底在城邦里找人谈论,民众忍受不了,结果把他处死了。渔樵是文明有意无意所设置的闲子,其源头来自古代的史官,保留文明自知和反省的可能性。他们讨论历史,在对谈中自我进化,遥遥指向终极的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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