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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跃:明代杭州西湖的治理

2020-11-30  联合参谋...

明初的杭州,与宋、元时期相比,市区萎缩,人口减少,经济萧条。到明中叶以后,杭州的经济得到了恢复,丝绸业、棉麻纺织业、印刷业、造船业、造纸业等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及航运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对西湖的治理和建设也逐步展开,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01

明初对西湖的治理

有元一代,统治者把南宋亡国的主要原因归于南宋君臣耽溺湖山。为避免重蹈覆辙,除了在元世祖至元期间曾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外,元时对西湖基本上是“废而不治”。“元代守令治湖者无人,故《元史·河渠志》不及西湖”。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明初,前后长达两百多年。西湖因此而发生了近五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淤浅。

“苏堤迤西,直抵西山之麓,尽化桑田,仅留六港,以行缸瓜舟子。…… 里湖亦皆桑田弥布,惟留二三丈如带,酒船往来而已。外湖则自苏堤北第一桥迤东,沿西林桥、孤山路过断桥,沿城而南至雷峰塔,为池荡,桑梗弥望。由是外湖浸以窄小,昔所十里,今无五里焉”。

由于西湖长期不治理,到明代时已到处葑草丛生,许多地方变成池田桑埂,大量西湖水面又被豪绅所占,宋时西湖美景不再。

明初,一些被占的湖田还由官府登记造册,发给地契,确定税额,成为合法的私人田产。唐宋年间,西湖水岸还在周围群山的山脚下,离山很近,有的就在山边。史载:

“明初,西湖仍元之旧。 西湖以山为岸者,去山日远。六桥之西悉为池田桑埂,里湖两岸亦然,中仅一港通酒船耳。孤山路南,东至城下,直抵雷峰塔,迤西皆然。”

宣德、正统年间(1426—1449),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要疏浚西湖,但地方官担心西湖中纳税的粮田减少会影响官府收入,不予采纳。景泰七年(1456),浙江布政使孙原贞向朝廷奏述一些人侵占西湖造成的危害,提出要开浚西湖,这是明朝第一个提出治理西湖的官员。这一建议遭到占湖为田的豪绅们的强烈反对和阻挠,没能得到实施。孙原贞只能采用救急的方法,用赈灾的余款修筑了西湖二闸。

由于长期不治理西湖,不仅使西湖面积逐步缩小,西湖景观大为逊色,而且还降低了杭州城市和西湖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遇有特殊天气,西湖常常受灾。《西湖志》载:

“明正统五年(1440)杭州自秋冬不雨,湖水涸成平陆。正统七年杭州旱,冬十月,湖水竭。景泰七年(1456)杭州自秋至冬,数月不雨,湖水涸成平陆。

嘉靖十八年(1539)杭州大旱,三月不雨至于六月,井泉皆涸,湖泥龟坼。”

由于湖床较浅,调控湖水的能力弱,不仅无雨成灾,雨一多也成灾。

“明弘治四年(1491)六月,杭州大雨,龙井、凤凰两山水瀑涨,淹田禾。弘治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大风,西山水发,山崩地裂,西湖溢,坏民庐数百家,死者数十人,城墙崩摧。弘治十三年灵隐山水横发。嘉靖十年(1531)七月,杭州大雨水,浃旬不止,西湖诸山水溢平堤。万历八年(1580)五月,杭州大雨水,西湖溢涌金门”。

后来,镇守浙江的太监李义向朝廷提出了疏浚西湖的奏议,由工部复奏,终于得到同意。浙江布政使宁良、按察使杨王宣负责组织疏浚工作。这次疏浚在涌金门北辟水门,通导西湖水从柳洲寺后进入城区,与城河相通。又在凤凰寺前后筑三桥,使小船可以直接进入湖面清除淤泥。

成化十年(1474),西湖水域堙淤过半,杭州郡守胡浚对西湖 外湖进行了小规模的治理。成化十七年(1481),御史谢秉中、布政使刘璋、按察使杨继宗、杭州知府梁万钟等,对西湖中被豪绅侵占的湖田进行了清理,对继续侵占湖面的人进行了查处,使侵占湖田的人受到了震慑。经过疏浚之后,西湖蓄水能力有所提高, 减少了旱涝灾害。弘治十二年(1499),御史吴一贯、都水主事姚文灏、钱塘县知县胡君道等组织修筑了西湖石闸,撤换了谋私的官 员。这些对西湖的治理虽然规模不大,作用也有限,但对西湖的保护有积极的意义。

02

杨孟瑛疏浚西湖

明代最大的一次西湖疏浚为杭州知府杨孟瑛组织的疏浚,这次疏浚在西湖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西湖的保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杨孟瑛字温甫,四川丰都人,弘治十六年(1503)任杭州知府。杨孟瑛任杭州知府时,杭州比较萧条,他办公的官署也是破败不堪。而当时的西湖也与他通过诗词和传说而想象中的大不一样,西湖水面已被地主豪绅霸占十分之九,荒凉的西湖已经失去了白居易、苏东坡和许多诗人笔下那绮丽迷人的风光,令他大为失望。在湖边,杨孟瑛听到的已不是赞美西湖的诗句,而是这样一首儿歌:

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

待他享尽功名后,只见湖光不见笆。

看到这种情况,杨孟瑛感到十分惋惜。他说:杭州为人物都会,财富之奥区,而前贤建立城郭,钟灵毓秀其中。若西湖占塞,则形胜破损,生殖不繁。杨孟瑛是个有抱负的官员,他认为在此为官一任,就要有所作为,造福于民。面对即将消亡的西湖,杨孟瑛决心要效学白居易和苏东坡,对西湖进行治理。

杨孟瑛要治理西湖,其难度远在唐朝白居易和宋朝苏东坡之上。一是西湖荒芜、淤塞的程度要大于白、苏时的西湖,因此工程量较大;二是因要触及许多富豪的切身利益,来自人为的阻力也要比以前大得多;三是审批的手续要比以前繁琐得多,白居易当年可以自己做主治西湖,而杨孟瑛却要请示朝廷,用较长的时间来等待朝廷的批准。

杨孟瑛力排众议,以《开湖条议》上表朝廷,要求开浚西湖。他提出疏浚西湖的理由有五点:

第一,加强城西防御;

第二,保障全城安全;

第三,解决居民饮水;

第四,便利官商贸易;

第五,灌溉千顷良田。

消息传出以后,立即受到富豪们的反对,他们不肯放弃侵占的湖面,不肯迁屋平田,离开自己的小乐园。杨孟瑛就发出文告,晓之以理:

先贤为民,深弘利本,特浚西湖之浸,用溉上塘之田。多历岁年,渐成湮废。比者,乡贤侍郎何公,生长是邦,习知成事,著为三说,辩析百端。伏蒙当道俯念地方,力图浚复,予又职司水土,敢惮劬劳?重惟湖上之园池,尽是豪富家之封殖,一旦开毁,百口怨咨,民既伤 心,我亦动念。但今民产,本昔官湖,民侵于官以肥家, 固已干纪,官取于民以复旧,岂为厉民?又惟上塘万顷之亩,宿仰西湖千亩之水,水尽湮塞,田渐荒芜,利归于数十家,害贻于千万井。况古人留利物之泽,岂今日启生事之端?幸相导以平心,勿相摇于异说。

他要求住在湖边的百姓以大局为重,及早搬迁。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经济政策,给迁移者以一定的补偿。

在杨孟瑛的一再请求之下,明武宗终于在正德三年(1508)二月批准疏浚西湖。杨孟瑛随即组织了大批劳力投入疏浚工程。在疏浚过程中,杨孟瑛常常亲临现场指挥。他令人把从湖中挖出的大量葑泥,一部分运到苏堤上,把苏堤加高了两丈,把堤宽增加到五丈三尺,并在堤两边种植柳树,使苏堤得到了保护,以往的苏堤景观得以再现;还有一部分淤泥,则从栖霞岭起,绕丁家山直到南山,另外筑起了一条长堤,堤上建有“环碧”“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浚源”六桥,人称“里六桥”。杭州人为纪念杨孟瑛疏浚西湖的功绩,把这条堤称为“杨公堤”。杨孟瑛在疏浚西湖的过程中,还对苏堤进行了修筑,使苏堤得到了保护。整个疏浚工程总共花了152天时间,用了670万个工日,耗费银子23607两,拆毁田荡3481亩。

图 ▎杨公堤

这是杭州历史上继白居易、苏东坡之后,第三次大规模的西湖疏浚。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称赞道:

“西湖开浚之绩,古今尤著者,白乐天、苏子瞻、杨温甫三公而已。”

杨孟瑛疏浚西湖,实际上是对西湖的一次挽救,没有这次大规模的疏浚,西湖很可能已经湮没。史书记载,这次疏浚以后,“西湖始复唐、宋之旧”。工程完成后,西湖的游客又多了起来,许多人来到湖边赋诗作画,称赞重现的西湖美景。明正德七年(1512),一位叫答里麻的日本使臣来到杭州,在游览了西湖美景之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费工夫。

他看到的西湖,就是经过了杨孟瑛疏浚以后的西湖。

然而在疏浚工程完工以后,“群议”仍然不绝。次年,杨孟瑛遭到查盘御史胡文璧的参奏,说杨孟瑛浪费官帑,浚湖无功。杨孟瑛不久便被免除了职务。但杭州人民却一直没有忘记杨孟瑛,称他为“苏白以后贤郡守”,杨公浚西湖的故事被世代流传。

03

对西湖园林景点的建设

在西湖保护发展史上,除了白居易、苏东坡、杨孟瑛等地方官组织大规模疏浚西湖之外,还有许多地方官在任内为西湖的保护和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明代,为西湖建设出力的官员有不少。 明中叶以后,随着杭州经济的逐渐繁荣,西湖的园林建设也得到了加强。

嘉靖十八年(1539),巡按御史傅凤翔向朝廷奏请:“禁豪家包占西湖。”明嘉靖十八年和四十年(1561),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傅凤翔、庞尚鹏分别发出文告,禁止侵占西湖。庞尚鹏还订立《禁侵占西湖约》,刻立碑石于清波、涌金、钱塘三门,禁谕:

“凡有宦族豪民仍行侵占及已占尚未改正者,许诸人指实,赴院陈告。”

这对制止当时的占湖为田之风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明以前,三潭印月只有三座石塔,尚未形成风景区,而且到了明代,宋代苏东坡所建的三座石塔已经废圮。嘉靖三十一年(1552),杭州知府孙孟在原三塔的北塔旧址上,建了振鹭亭。后又经司礼官孙隆扩建,形成了湖心亭,使西湖又添一处佳景。在湖心亭中极目四眺,四周湖光潋滟,群山叠翠,美不胜收。“湖心平眺”被列为西湖十八景之一。万历四年(1576),按察司佥宪姑苏徐廷祼、大参海虞王笠、钱塘尹西蜀姜如重建湖心亭。明代汪珂玉曾说:

西湖功德主,今当推二孙。一为司礼监孙隆,一为郡太守名孟者。风流蕴藉,无俗吏卑庸之气。栽花弥谷,锦绣被磴。种荷花满湖,堤畔柳丝成畦;荒祠废殿,丹青一新。

图 ▎明代蓝瑛《西湖十景图》

万历年间,孙隆对西湖的建设花了不少心血。万历十七年(1589),他主持修建昭庆寺,使之决胜一时。万历二十年(1592),孙隆修净慈寺,并重修上天竺教寺。此外,他又重修了灵隐寺,并在涌金门临湖处建问水亭。万历二十三年(1595),他重修龙井寺,构亭轩,筑桥,锹浴龙寺,创霖雨阁,使此处焕然一新,游人骈集。之后又在凤凰岭上“一片云”石后面筑片云亭, 在云亭前设石棋枰。万历二十八年(1600),改建湖心亭为“清喜阁”。明代张岱在《西湖梦寻》“湖心亭”一文中称此阁“金碧辉煌,规模壮丽,游人望之如海市蜃楼。烟云吞吐,恐滕王阁、岳阳楼俱无其伟观也”。他又称:孙太监以数十万金装塑西湖,其功不在苏学士之下。

万历三十五年(1607),钱塘县令聂心汤发动民工,仿效苏东坡疏浚西湖的方法,在三塔附近挖取葑泥,绕滩作埂,在西湖中形成了一个湖中之湖,作为放生池。并在滩中建造了德生堂,安排寺僧居住、看管,禁止渔民越界捕鱼。这样,三潭印月景区的雏形基本形成。

到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钱塘县令杨万里又在“湖中之湖”的四周筑起了环形外堤,使“湖中之湖”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后来又经十年时间的建设,终于建成了“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江南水上庭院,与南面水面上天启年间重建的三个石塔,形成了“山光静对烟波际,塔影清涵水月间”的独特风景。 白堤和苏堤,是西湖美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到明代时,这两条堤均因年久失修,变得十分荒芜残败,游人稀少。白堤上的涵碧桥已经坍圮,白堤成为一条杂草丛生的荒径。万历年间,司礼官孙隆发动民工在堤上填石铺沙,修路护堤,将堤增阔至二丈,在堤上种植花木,由于堤上繁花似锦,被称为“十锦塘”。孙隆还在涵碧桥旧址又建起了木桥,称为锦带桥。在堤上新建了垂露亭,使白堤美景又现西子湖上。对这段历史,明朝张岱在其《西湖梦寻》 中,作了较详细的记载:

十锦塘,一名孙堤,在断桥下。司礼太监孙隆于万历十七年修筑。堤阔二丈,遍植桃柳,一如苏堤。岁月既多,树皆合抱。行其下者,枝叶扶苏,漏下月光,碎如残雪。意向言断桥残雪,或言月影也。苏堤离城远,为清波孔道,行旅甚稀。孙堤直达西泠,车马游人,往来如织。 兼以两湖光艳,十里荷香,如入山阴道上,使人应接不暇。游船小者,可入里湖;大者缘堤倚徙,由锦带桥循至望湖亭,亭在十锦塘之尽。渐近孤山,湖面宽广。孙东瀛修葺华丽,增筑露台,可风可月,兼可肆筵设席。笙歌剧戏,无日无之。今改作龙王堂,旁缀数楹,咽塞离披,旧景尽失。再去则孙太监生祠,背山面湖,颇极壮丽。近为 卢太监舍以供佛,改名卢舍庵,而以孙车瀛像置之佛龛之后。

西湖周围寺庙、楼阁的建设也有不少成绩。据万历《武林梵志》记载,西湖南山有寺院100所,北山有196所。明朝初年,重建了岳飞庙。以后庙中设施也逐渐增加。正德年间,都指挥李隆铸秦桧、王氏等三跪像。嘉靖年间,巡按御史张景刻嵌莆田洪珠书的“尽忠报国”四字。著名的灵隐寺在明洪武、永乐、宣德、正统、万历朝都进行过修缮。万历十八年(1590)僧如通、祓秽和居士程理重建了灵隐寺理公塔。洪武初年,僧人可祥、惠炬重建了智果寺。明汪砢玉所著《西子湖拾翠馀谈》中记载,永乐年间重建了玛瑙宝胜寺。明弘治十年(1497),浙江右参政周木在万松岭宋报恩寺旧址上建设万松书院,建成了大成殿、明道堂,居仁、由义二斋,颜乐、曾唯二亭。嘉靖五年(1526年),御史潘仿建毓秀阁。明时,吴山上还建有太虚楼。

成化十年(1474),郡守李端葺治林逋墓。嘉靖年间,钱塘令王釴在孤山重建放鹤亭。“至元间,儒学提举余谦既葺处士墓, 复植梅数百本于山,构梅亭于其下。”景泰七年(1456),于谦以“谋逆”罪被冤杀于北京。两年后,于谦魂归故土,义子于康扶棺南下,将于谦遗骸安葬在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弘治二年(1489),于谦冤案得以平反,孝宗皇帝表彰其为国效忠的功绩, 赐谥“肃愍”,并在墓旁建祠纪念,取名“旌功祠”。

明代西湖周边地区建有许多私人园林,《湖山便览·小瀛洲》记载,明时涌金门外“园亭鳞比相并,有祁世培的楼外楼,余武贞的尺远居;南则黄元辰的池上轩,周中翰的芙蓉园;北则张元汴的寄园,戴斐臣的戴园”。涌金门外还有钱麟武的钱园、王业浩的剩 园。在南屏、雷峰、理安山、石屋岭、凤凰岭、孤山、灵隐山等地,也有许多当时较为知名的别墅园林。如明代新建的楼外楼、小瀛洲、藕花居、南屏别墅、南庄、玉岑诗社、龙泓山居、大雅堂、 岣嵝山房等,明代著《四时幽赏录》的高濂也在苏堤跨虹桥下东数步建楼,名为“山满楼”。一大批园林景点的建设,进一步丰富了西湖周边的景观。 通过对西湖的治理及景点的建设,西湖的景观得到改观,旅游业也日趋兴旺。嘉靖二十六年(1547),钱塘人田汝成撰写的《西湖游览志》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杭州和西湖的游览景观和景点, 西湖的旅游线路开始形成并逐渐定型。明郎瑛撰的《七修类稿》、 高濂撰的《四时幽赏录》、袁宏道撰的《西湖记述》、李流芳撰的 《西湖卧游图题》、汪汝谦撰的《西湖韵事》、汪砢玉撰的《西子湖拾翠馀谈》、黎遂球撰的《西湖杂记》,都对明代西湖景点和风光有所记载和描写,反映了当时西湖风景和游人的一些情况。

由于明代对西湖的治理,使西湖和西湖文化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对于明代在保护、疏浚西湖方面所做的努力,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作者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杭州市政协办公厅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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