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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你回到年轻时的世界生活，会发生什么？你会和世界一起变年轻吗？科学研究会告诉你答案。 1979 年，心理学家艾伦·兰格（EllenLanger）和她的学生们仔细做旧了一座旧修道院，使它充满 20 年前建造的复古风格。然后他们邀请了一群 70-80 岁的男性，让他们按照 1959 年的生活方式与研究者们在这里共度一周。兰格说：“那个年代的一台 IBM 电脑大得要一整个房间才装得下，丝袜也刚被美国女性所接受”。兰格的目的其实是让这些人至少在心理层面上回到自己更加年轻、健康的人生阶段，看看这能否会产生生理上的影响。在那一周里，兰格和她的学生们每天都会和这些人讨论“新闻”，他们谈到美国的第一次卫星发射、菲德尔·卡斯特罗进军古巴后进入哈瓦那、巴尔的摩小马队赢得了美国橄榄球联盟冠军，他们也一起讨论了“新”出版的书籍，伊恩·弗莱明 （Ian Fleming）的《金手指（Goldfinger）》、利昂·乌里斯( Leon Uris）的《出埃及记（Exodus）》。他们用黑白电视上看埃德·沙利文（Ed Sullivan）、杰克·本尼（Jack Benny）和杰基·格里森（Jackie Gleason），以及出演《热情似火（Same Like It Hot）》的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并在收音机上听纳特·金·科尔（Nat KingCole）的节目。Marilyn Monroe |via：Pixabay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些老人们带回 1959 年。兰格还另外邀请了一组与实验组相同年龄、相同特征的老年男性作为对照组，也来修道院里静修，但他们并没有被带入模拟 1959 年的生活环境中，而只是被告知，实验的目的是让他们静修和回忆。
一周后，兰格发现在感官和心态上完成了“时空穿越”的实验组参与者们的视力、听力、记忆力甚至体力都有所提高。和同样来到了修道院，却没有被带入模拟 1959 年生活环境的对照组的人们相比，实验组在之前提到的各个方面都优于对照组，说明他们从客观上似乎的确返老还童了。如今担任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的兰格还补充道，研究人员在实验前后分别给这些参与者们拍了两次照片，然后把这些照片展示给一批对本实验毫不知情的志愿者，他们仔细浏览后都认为那些人在实验后的照片看起来更加年轻有活力（Langer & Imber, 1980）。兰格的实验吸引着我们相信，以我们的出生日期为标准的实际年龄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我们实际的衰老程度。当然，兰格本人也孜孜不倦地研究着在我们的感觉和行为变老的过程中，心态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自她的研究以来，人们对于人体的衰老过程有了更加客观的看待方式。人们把目标重新放在了确定一个人实际的“生理年龄”上，“生理年龄”的目的是反映人体的生理随时间的进程发育和衰老过程，并由此有理有据地预测患疾病以及死亡的风险。在科学家们努力研究人类生理年龄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人体的不同器官和组织的衰老速度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数字完整地概括一个人的生理年龄。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兰格的实验还有着异曲同工的发现。他们发现光是我们对自己年龄的主观认识（对自身衰老程度的感觉）就能在客观上影响我们衰老的进程。对于人体的衰老而言，万年历上一页一页翻去的老黄页并不是事情的全部。虽然我们都本能地清楚“衰老“的概念意味着什么，但想要准确地定义衰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956 年，后著有《性爱圣经》（The Joy of Sex）而成名的英国老年学家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曾广为人知地将衰老定义为“生命活力下降而不断变得更加脆弱的过程”（Comfort, 1956）。他写道，衰老并不意味着死亡，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随机原因”而死。进化生物学家认为衰老是由于“内部生理功能的退化“导致我们整体的生存和繁殖能力逐渐衰退的过程。这种生理功能的退化可以从细胞功能的角度来理解：器官中的细胞存在的时间越长，它们就越容易停止分裂从而走向凋亡，或者是突变从而导致癌症。这就使我们相信，我们的身体可能存在一个真正准确的生理年龄。然而，找到准确计算生理年龄的方法十分困难。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寻找所谓的“衰老生物标志物”， 这是一类随着身体机能变化改变，因而可以被用来预测一个人罹患老年疾病的可能性以及剩余寿命的生物标志物。血压和体重就是一组常见的生物标志物，二者都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上升，但是它们并不可靠。血压可能受药物影响，而体重则取决于生活方式和饮食。而且有些人的体重也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20 世纪 90 年代，一个充满前景的生物标志物进入了研究者们的视线， 那就是一段名叫端粒的 DNA。端粒是一个位于染色体末端的 DNA 片段，它像帽子一样保护染色体免受磨损，也有学者形容它像是保护鞋带末端的塑料套。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会随之变短一些，当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时细胞就会凋亡。端粒的长度与人体的健康状况和癌症以及动脉粥样硬化这样的疾病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一系列研究都在试图寻找端粒与衰老的联系，但它们仍然很难证明端粒就是准确的衰老生物标志物。2013 年，匹兹堡大学老龄化和人口健康中心主任安妮·纽曼（Anne Newman）和同事们通过整理现有的端粒相关文献得出结论：即便端粒长度可以被看作人类衰老的生物标志物，那它也仅仅是一种预测能力差且准确度低的生物标志物（Sanders &Newman, 2013）。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遗传学家史蒂夫·霍瓦斯（Steve Horvath）说：“20 年前人们曾对端粒寄予厚望，希望端粒长度能真正解释生物衰老的本质，甚至希望端粒缩短就是衰老的根本原因，而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的 10 到 15 年里人们已经意识到，一定有其他因素和原理在衰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于是霍瓦斯把注意力转移到人体中干细胞的衰减速度，也就是线粒体（细胞中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的细胞器）的效力上。他搜集了大量相关的数据和文献，比如研究基因表达与衰老的相关性，以期对生物标志物有更进一步的发现。但他始终一无所获。然而，这并不代表可靠的生物标志物不存在。霍瓦斯一直在刻意回避一组与 DNA 甲基化有关的数据。细胞们通过 DNA 甲基化的过程关闭特定的基因。DNA 甲基化主要指细胞通过在 DNA 序列中的部分胞嘧啶（DNA 链上的四种基本单位之一）上连接一种“甲基化基团”来调节基因表达的过程。因为 DNA 甲基化是从外部修饰基因表达而并不会改变基因序列，所以这个过程被称为表观遗传。起初霍瓦斯认为表观遗传与衰老无关，所以他并没有认真研究与表现遗传相关的数据，以为看了也是白看。但是在 2009 年的某一天，霍瓦斯改变了想法。他通过分析人类基因组中 27000 个位点的甲基化水平发现了令他自己倍感惊讶的结果。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项工作在一小时内就能完成”，但在他过去 10 年的基因数据分析工作中，他从未想过要分析这组数据，更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找到研究方向的霍瓦斯开始了高强度的工作。他从普遍存在于所有人体组织和器官的细胞中的基因组中筛选出了 353 个特殊位点，之后他又开发了一种新的算法，克服不同种类细胞间的差异，利用这 353 个位点的甲基化水平来建立表观遗传时钟。2013 年，霍瓦斯发表了一组惊人的研究结果，他通过自己开发的算法计算了 8000 个样本甲基化水平的加权平均数来评估一个人的生物年龄，结果发现这个数字与人的真实年龄密切相关。在超过一半的样本中，该算法得出的生物年龄与时序年龄的差距小于 3.6 岁，这表现出比任何其他生物标志物更强的相关性（Horvath, 2013）。他还发现，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表观遗传时钟的快慢可以反映其生理老化的速度究竟有没有超过真实年龄。尽管生物年龄与衰老显著相关，但这种相关性只适用于较准确地预测特定的组织和器官的衰老程度而不能用于反映整个人体的情况。生物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可以小于零、等于零，或大于零，小于零表示组织或器官还很年轻；等于零表示组织正常衰老；而大于零则表示组织或器官较预期更老。数据显示，同一个人的不同组织可能出现不同的老化速率。一般来说，疾病会使表观遗传时钟加速。这在唐氏综合征患者和艾滋病患者中尤为明显，这两种疾病的患者的器官和组织往往比正常人老化得更快。例如艾滋病感染者的血液和脑组织出现了更快的老化现象。除此之外，肥胖也会加速肝脏的衰老，阿尔茨海默症会加速大脑前额叶皮质的衰老。另外，霍瓦斯通过对 6000 个癌组织样本的分析，发现在患有癌症的情况下表观遗传时钟的转动速度要快得多，也就是说癌变组织的衰老速率明显超过正常的衰老速度。尽管有了充分的研究数据，但我们还无法解释为什么甲基化水平与生物年龄会有极强的相关性。霍瓦斯也承认表观遗传时钟的最大缺点是它背后的分子机制尚不明确。他猜测表观遗传时钟与“表观遗传维持系统”相关，该系统通过分子和酶保护表观基因组使其免受损害。他认为这些标志物是整个保护过程留下的足迹，但他同时也强调这仅是自己的猜测。“至于为什么它能如此准确？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理？这些问题是当前最大的挑战”，他补充道。即使我们无法彻底了解其背后的原理，表观遗传时钟仍可成为测试那些抗衰老的干预措施是否有效的工具。霍瓦斯说：“如果能够开发一种能够重置表观遗传时钟的疗法，那将会非常令人兴奋！”就在霍瓦斯研究激素疗法的同一时期，兰格结束了在修道院对老年男性的实验，最终得出“我们可以通过心灵的力量影响身体状态”的结论。但 1979 年的兰格并没有在任何一份科学杂志上发表她的研究成果，她解释说：“我没有资金支持，在五天的时间内很难控制好所有的变量，比如让对照组去度假，实验过程也不够严谨，因此最后结论也不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我觉得把这个结论发表在二流期刊上也没有什么意义。为了更好地把成果公之于众，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一本书中第一次分享了我的实验，也因此得到了关注”。此外，她认为自己提出的“身心同一”的观点对那些杂志审阅者来说太过超前。“他们不太可能认可其中的理论部分，比如老年人的视力和听力得到改善的研究结果过于不可思议，我想他们不会为了我的论文而冒这个险。”从那以后，兰格一直通过更加严谨的研究来探索身心联系及心态对衰老的影响，而如今那些研究已经在无数科学期刊上发表。在传统意义上，心身问题是指人们很难解释主观精神状态是如何对客观存在的躯体表现产生影响的，这种现象在安慰剂效应中已得到充分证实。对兰格来说，精神和躯体是一个整体，两者之间永远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兰格开始思考主观精神状态是否会影响到Ⅱ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等客观临床指标，于是她又进行了一项研究，让 46 名患有ll型糖尿病的受试者玩 90 分钟电脑游戏，并且根据自己电脑桌上放置的时钟，每隔 15 分钟换一个游戏。其中，三分之一的受试者的时钟被调慢了，三分之一的时钟被调快了，剩下的受试者时钟则是准确的。兰格说：“我想了解的问题是血糖水平会跟随真实时间还是人们所感知时间而改变，而实验结果是主观感知的时间”。这个实验明确证实了主观时间认知（即心理过程）会影响控制血糖水平的体内代谢过程。虽然兰格没有深入探索精神状态和表观遗传变化之间的联系，但其他学者的研究显示了这种可能性。2013 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的研究甚至显示，单纯的冥想也可以影响基因的表达。他们评估了 19 名经验丰富的冥想者在完成了一整天高强度冥想前后的变化。
同时，研究人员安排了 21 位悠闲度过了一天的人们作为对照组，以相同的方式研究他们的表现。结果显示，冥想者的炎症相关基因的活动水平显著降低了，甚至接近人们服用消炎药时出现的效果。这项研究也显示在此过程中受表现遗传控制表达的其他基因的活动减少了。个体的精神状态似乎确实可以影响其表观遗传（Davidson& Kaszniak, 2015）。这些研究共同为解释兰格在修道院得到的研究结果提供了线索。受试者们的思想被带回到他们年轻时的感觉，他们的身体状态随之也回到了早些年的水平，由此带来的生理改变使得听力、视力得到了改善。但必须指出的是，生理性的衰老过程是不可阻挡的，良好精神状态所能减缓衰老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兰格还是认为衰老速度与我们对衰老的看法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些看法往往受到人们所处社会文化的影响。兰格说：“无论是衰老还是其他方面，当周围的人都对你有某种预期时你都会下意识地去满足这些预期，无论这种预期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像戴着真实年龄的枷锁，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只做自己年龄该做的事”。比如年轻人总是会想办法从轻伤中恢复过来，而 80 多岁老人宁愿接受创伤带来的痛苦也不愿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兰格说：“因为有这样的社会期望，许多人常说‘不能指望自己和年轻的时候一样了，岁月不饶人啊’，这种想法是他们不再设法改善自身状态，而是自我实现别人的预期”。安东尼奥·特拉恰诺（Antonio Terraciano）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心理学家，他也渐渐开始一个人对年龄的认知，或是主观年龄的课题格外感兴趣。霍瓦斯的研究表明生理年龄与疾病相关，那么主观年龄呢？主观年龄也与疾病相关吗？每个人对自己年龄的看法都有明显不同。40 至 80 岁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比如 60 岁的人可能会说他们感觉自己只有 50 或 55 岁，甚至是 45 岁，他们很少会说感觉自己变得更老了，而相比之下 20 多岁的人通常认为自己的年龄与真实年龄吻合或者感比真实年龄更成熟。特拉恰诺发现，主观年龄确实与握力、行走速度、肺活量等标志着衰老的生理指标相关，其中甚至还包括血液中反映体内炎症水平的 C 反应蛋白水平。当你感觉自己越年轻，这些反映年龄和健康状态的指标就越好，你会走路更快、握力更强、肺活量更大，而炎症也更少。主观年龄会影响认知，同时也可以预测人们罹患痴呆症的可能性。泰拉恰诺收集了5748名65岁以上人群的数据，通过对他们当时的认知能力进行评估建立基准线，然后对他们进行长达四年的跟踪记录，在每个阶段受试者会被问及感觉自己有多少岁。研究人员发现，主观年龄较大的人在四年后更容易出现认知障碍甚至痴呆症。然而，这些相关性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有可能是那些步行速度更快、肺活量更大、血液中的 C 反应蛋白水平较低的人健康状态较好，而身体强健者自然会感觉自己更加年轻，所以怎样才能证明是我们的主观年龄影响了生理状况，而不是生理状况影响了主观年龄呢？这正是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的雅尼克·斯蒂芬（Yannick Stephan）的研究目标。他招募了 49 名年龄在 52 至 91 岁之间的成年人，并将他们分成了实验组和对照组。首先他们询问了两组人的主观年龄并测试了他们的握力，以建立基准参照。接着实验组被告知，他们的表现比 80% 的同龄人要好得多，对照组则没有收到任何反馈。在这之后两组再次进行握力测试，并报告自己的主观年龄。平均而言，实验组第二次报告的主观年龄比他们最初的主观年龄要小，而在对照组中却未出现这样的变化，而且实验组的握力也有所增强，而对照组的握力略有降低（Stephan,Sutin, & Terracciano, 2019）。然而，这些研究结论并不意味着年轻的心态就一定能够让我们更加健康。泰拉恰诺的下一步计划，是探究人们的主观年龄与可量化的衰老生物标志物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虽然尚未有研究发现新的表观遗传标志物与主观年龄之间存在联系，泰拉恰诺仍热衷于探究两者的关系。从这些研究中我们能够学到的是，真实年龄真的只不过是个数字而已。泰拉恰诺认为：“如果认为变老会使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因为变老而切断社会关系，如果因为变老就接受那些限制自己生活的负面观点，那么其实这些想法才会让你真的衰老。只要与消极态度作斗争、不断挑战自己、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就一定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参考文献（点击滑动查看） 1.Comfort, A. (1956).The biology of aging. Lancet, 271(6946),772-778. doi:10.1016/s0140-6736(56)90976-x 2.Davidson, R. J., & Kaszniak, A. W. (2015). Conceptual and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research on mindfulness and meditation. Am Psychol, 70(7), 581-592.doi:10.1037/a00395123.Horvath, S. (2013). DNA methylation age of human tissues and celltypes. Genome Biol, 14(10), R115.doi:10.1186/gb-2013-14-10-r1154.Langer, E. J., & Imber, L. (1980). Role of mindlessness in theperception of deviance. J Pers SocPsychol, 39(3), 360-367. doi:10.1037//0022-3514.39.3.3605.Sanders, J. L., & Newman, A. B. (2013). Telomere length inepidemiology: a biomarker of aging, age-related disease, both, or neither? Epidemiol Rev, 35, 112-131.doi:10.1093/epirev/mxs0086.Stephan, Y., Sutin, A. R., & Terracciano, A. (2019). Subjectiveage and adiposity: evidence from five samples. Int J Obes (Lond), 43(4), 938-941. doi:10.1038/s41366-018-017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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