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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玉法印初探甲编 ——关于一方明代道教玉法印的诸多问题 杨峥峣 我介绍这一方道教玉法印，出现在上海呗美2020年秋拍，目前只看见了一些清晰的图片。此印长9.2cm，阔7.3cm，通高5.2cm，龙钮，印文“佛法僧宝雷霆都司北极驱邪”。通体带沙坑沁，或为早年所出旧物。（图1-1）由于印象里玉质的法印不多，见到此印后，产生一些兴趣，于是对其年代、是否官方制作、用途及发现的意义等方面问题作了一点考证，下面算是考证的摘要（大多文献不引原文，但注明卷数）。 - 年代此印我判断在明成化弘治之间，属于明中期，其依据：
- 无论年代与性质，龙虎山龙钮“阳平治都功”印应作此印最大参考（虽然此印玉料、做工、尺寸皆逊，力度也稍弱，但形制大体相同，作同类观庶几无谬）。按《七修类稿》卷十一、《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二、《留青日札摘抄》卷三皆载弘治赐龙虎山一枚“阳平治都功”玉印事。又按明末张国祥增补《汉天师世家》卷四，记成化间御赐一玉印，不知印文是否“阳平治都功”，且此书记““正一嗣教大真人府”金印为成化间赐，亦与明人笔记不同（然而《明实录》、《明史》、《国榷》皆不载赐印事，实录我查的类纂本，未必全）。龙钮“阳平治都功”印有元押遗风，想必即是弘治（或成化）御赐这枚。（图1-2）
图1-1 图1-2 - 此印与“阳平治都功”印龙钮尾部分叉状态又似西藏青玉“灌顶国师”印的风格。西藏这方印钮对比《三才图会》、明故宫脊兽等，可确认为较少见的海马钮。我以为很可能就是《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一中赐给答力麻巴剌的“玉印海兽钮”。所以，这方西藏印应属洪武年间。我介绍的印和“阳平治都功”印尾部更繁琐，应稍晚于西藏印为是。（图1-3）
图1-3 - 此印与“阳平治都功”印皆有较直的披发，很有特点。应对照目前世上仅存的半方明代谥宝——仁孝皇后谥宝（香港苏富比2004年秋），此印很可能作于洪熙年间。（图1-4）
图1-4 - 此印与“阳平治都功”印都有卷吻。这类卷吻不常见，主要用于明早期建筑螭首（故宫、长陵等可见）。用于玉的，有青玉龙首饰（或用于车，香港苏富比2016年秋）、大英博物馆藏玉舞饰（按《大明会典》附图，用在乐舞道具）等，这些玉年代在明初的几率大。（图1-5）
图1-5 - 此印印文体现了佛道二家神衹的融合，据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郋园翻刻明本《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俱参照影本），此风元明间已极盛。但按《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中载，英宗对此很不满。鉴于此印有官方制作性质，似置于释道风气更盛，僧道制度更混乱的成化及以后更合适。不但释道二家合成印，“雷霆都司”与“北极驱邪”的合成也不早于明中期，王育成对正统《道藏》中法印辑录，还没有出现这类印章。“佛法僧宝”与“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各有带明中期纪年者，见《永昌大元帅金印考》（《四川文物》2018年3期），本文玉印内容是这两方印的合体，即三合一，是继续发展的产物）。
- 此印印文方正，曲叠较少，应是受碾玉工艺所制，未可做断代依据。可参照仁孝皇后谥宝。至于字体构型，由于道教印较特殊，没有找到可参照依据。不同内容的道教印文字构型各有程式，相同内容铜印尚未发现带纪年者。（图1-4）
上列六条证据，足以把这方印定格在明中期了。年代的确定是其他因素讨论的基石。 - 是否官方制作此印虽非官印，又不是封号印，不具备官印性质。但我以为这方印的体量、工艺达到了官方制作的标准，且很可能来自御赐。下列几条依据：
- 从目前的玉器流传看，明代早中期的玉要远少于明晚期。成书于成化间的《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六中，邱濬甚至感叹“闾里小民”不知道玉是什么东西。既然如此，民间即使有玉，制作也一定达不到标准（拙作《对几方释道玉印年代的判断》中判断龙虎山虎钮“阳平治都功”印不是御赐，可能出于私造，但其水平可以媲美官作，应属极个别现象。且这方印并没有用龙钮）。
- 翻阅《明史》、《大明会典》、《大学衍义补》等书舆服部分，皇帝以下不得用玉，更不得用龙钮。有人或许以为，这只针对于官印。但是，乾隆皇帝在《清高宗御制文三集》卷八辨一方嘉靖年间道家用玉押时说：“此印即刻以玉，而其纽复用蹲龙，非道家方士所敢用者。”这是以皇帝内行的视角观察前朝印制。于是我翻阅《明实录》、《明史》、《国榷》、《罪惟录》等史书，想看看有没有其他赏赐玉印的例子。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是赐金印、银印，玉印几乎没有。（太祖时赐番僧玉印，前文已述）这方面资料较详赡的，首推《弇山堂别集》卷十一“赐印记”，不但记得全，且连材质都一一注明（这些材料也多散见于明人笔记，但往往失载材质。其实御赐印章的材质关乎礼制，可见王世贞独到处）。成化间最得宠的李孜省，只获赐银印，晚到嘉靖时邵元节、陶仲文才获得玉印。不过，如果注意到西藏现存的一批玉印，可以发现，有不少明早期（洪武为多，或因礼制尚未完备）玉印没有著录到正史。这些印玉质未必精，雕工未必细，但体量都很大，与龙虎山龙钮印相仿（10公分以上见方），且以封号印居多，也偶有龙钮者。西藏可谓元明玉印最大的宝库。按《国榷》卷三十五写成化四年番僧“仪卫过于王侯，服玩拟于供御”，成化时对释道二家封赏又远过于明初，超出礼制不少，明中期大量用玉印封赏是有可能的。只是这方面实物资料流传很少，文献记载更少，甚至连龙虎山张天师的印都没记在正史，是不是由于正史书写的曲笔，把诸多破坏礼制的内容删除了？皇帝赏赐算破格，但如果私人琢刻，就成僭越了。《明英宗实录》卷十一载一条宣德十年妖僧被诛事，妖僧自己伪造了玉印、刀剑。只是不知此玉印是不是真玉，待考。
- 再论此印最大参考龙虎山虎钮“阳平治都功”的地位。阳平治居道教二十四治之首，执道教之牛耳。龙虎山张家与阙里孔家地位并架，甚至《菽园杂记》卷八载成化中张真人待遇高于衍圣公，此事引起不少士子不满。明代道教人数虽少，地位却不低于佛教。说龙虎山印是终明之世三教最高级别的一方印都不为过。虽然“阳平治都功”这种标明道统的法印与一般内容法印有区别，但单就形制相似度来看，本文介绍这方印的级别也不会低。
- 用途由于道教印钤盖频率太繁，即使以玉之硬亦能受损。如耀州药王山“敕封妙应真人之印”（或以为宋，或以为清，我断为嘉靖间）即印面损坏，以铜修补。所以道教玉印（尤其体型厚重，移动不便者，明嘉靖及以前反玉质印皆如此，详见拙作《对几方释道玉印年代的判断》）未必实际用于钤盖，而是作为象征地位用。绝非时常转移的游方妖僧妖道所有。下面举例三条：
- 1. 西藏博物馆除官方赐予的玉印、铜印外，还出现了大量“复制官印”。李帅先生《论西藏地方的明代复制官印》一文采辑弥富，且对原印进行比对。“复制官印”有以玉、木、象牙、铁或组合材料制作的，其尺寸往往缩小，钮制也变成西藏地方样式，但印文还有较好一致性，他们依然具有法律效力（杂钞李文）。李文分析，这主要为了便于携带和保护原印，实际上，内陆也有此习俗。
- 2 检索故宫藏明清玺印，可以发现很多制作粗糙，或木或石的印章。我初疑是作为印样，但有些石印雕有不同于玉印模式的印钮，且有的道教木印（清代“道经师宝”）上带有墨书“上”字。可见这些印章是实用的，但不知道有没有原型，是否也出于复制。（图1-6）
图1-6 - 3. 据上述引述四种明人笔记，弘治间赐龙钮印就为了怕祖传“阳平治都功”印随身有失。郎瑛见过真人府知印，可以置信。用工料这么好的玉印作代替品，可谓豪举！他又记，真人府本有一方“正一玄坛传箓之印”，二品银印；后来因为不好用在符箓上，又讨了一方“正一玄坛之印”，制如六品。两方印内容实不是关键，《大明会典》卷七十九载张真人理应二品银印，他何以自降身份？还是为着六品印比二品印长宽皆小了一寸，又是铜制，用起来简便罢了。又据清光绪《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法印”条，祖印、龙钮印等最尊贵的在天师出远门时都要随身携带，又有几方“印文同制”者留在山中，用来“镇山”（此“镇山”非谓其珍重，而是留在山中作“驱治符章法事”之用）。看来只要按原印印文复制，新印也有了法力。
可见这类大印都是样子货，用来镇山和标识身份的，表示道观或道士地位（看明晚期道教玉法印衰落的规律，亦可以发现此点，见拙作《对几方释道玉印年代的判断》）。道观、道士受道录司节制，假使没有朝廷赐予，谁敢自己做一个夸示四方呢？ - 意义
- 市面上有不少印文内容相同，字体构型相近的铜印（如《羌族“巫师”宗教法印》《四川文物》1988年4期），此玉印可为其断代提供标尺。（至少可证明铜印有早倒明中期者，道教法印制作跨度很大，直到民国亦有同文法印制作，铜印印钮简单，较玉印更难断代）（图1-7）
图1-7 - 明早期以玉押代替签押的风气还在，至于明中期渐绝（宫廷还有，如上述嘉靖押、现存故宫崇祯押等，但臣民无论玉或铜都少多了）。元押中刀工较弱的或属明初物。明晚期商品经济渐渐发达，市民用玉增多，玉印数量水涨船高。明代只有中期玉印资料少，此印可做补充。（近几日又发现杭州宋代玉器艺术馆藏有一枚“貘纽印”，我请教了何少峰先生，他表示馆方通过研究，认为此印应是元代押印，钮形是异兽。但我通过图片还是以为此钮是上吻加长的龙，在瓷器纹样中常见，出现于宣德，盛行于成化。如此，这方印章应该是少见的明代中期印章。由于没有见过实物，尚不敢决断。我把馆方订阅号里的资料截图，供大家参考）（图1-8）
图1-8 - 王育成在《中国古代道教法印研究》、《道教法印令牌探奥》中，都极力辩郧县出“都天大法主宝”印绝非御赐，他以为朝廷赐法印不合乎礼制（其实《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一章第二节就引用了一条宝贵的《徐仙真录》卷三英宗赐银、铜法印的材料），如此，《七修类稿》中记载张真人索六品印作法印一事如何解释？他用了不少篇幅说明洪武朝对道教态度的冷淡，此公既不相信王正华在《明代“都天大法主宝”玉印》文中对这方玉印御赐来源的推断，又何以轻信对洪武这一断代的判断？其实，王正华先生没有拿出充分证据说明此印是洪武年间的，我判断此印实际是正德、嘉靖年间制作，所以对洪武态度的分析实属白用功。我以为论此郧县印，出于朝廷赐予的概率极大。因为这方印和遂宁广德寺两方“敕赐”印、黄梅五祖寺“敕建”印、武当山“都天大法主”几印关系密切，年代、性质相当，拙作《对几方释道玉印年代的判断》一文有所辨析。我介绍这方“佛法僧宝雷霆都司北极驱邪”龙钮印恰恰也是一方法印，寺观玉质印章存世稀少，出名的大寺庙、道观也往往只有一两方，龙虎山现存六方玉法印，已成巨数。它对研究朝廷赐予法印的问题提供了一条材料。
我最大疑惑在其形状为何是长方形。看内陆与西藏玉印，即使六字印也要设计成正方（武当山“都天大法主宝”印长宽略不同，但年代较晚，此时做印不如明早中期严谨，不足为据）。我初疑为模仿“不入流”的铜条记，然而长宽比差距又太大。对此问题殊为不解。或许因为法印不必严格按官印制作，为保证单字的正方形而破坏了整印的形状吧！ 2020年11月18日 都门阳阿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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