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里第一篇记载历史重大事件的文章。作者挑选它开篇，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安排的，是对其赋予了极其重大和深远意义的。把《左传》写成一本什么类型的历史书，它将来起的作用是什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都隐含在这第一篇文章中。 后世的学者也均具慧眼，历代的古文选本，都少不了这篇文章，而且都把它放在首篇。但他们都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选评的，都认为是文章写得如何好，叙事如何精练，刻画人物如何细腻准确。都没有从政治的角度去探究。因此他们对事件及人物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的。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去探究，我认为，作者之所以如此慎重地安排和写作这篇文章，是要给后世的君王们写一本如何执政的教科书。之所以放在首篇，是好引起君王们的重视。之所以如此精心地描写，是要把郑庄公的执政艺术充分地展现出来，好教君王们揣摩和学习。 作为君王，怎样执政，怎样治权，怎样治人，怎样治事等等，作者都进行了透彻的讲解和分析。 文章一开篇便围绕领导权展开。武姜由于生大儿子时难产而厌恶大儿子，喜欢小儿子，想把君位传给小儿子。要知道，历代的规矩，君位是传长不传幼的。明知是规矩，可武姜就是要破坏，可见这个女人是多么偏执。文中用了一个“亟请于武公”，就是多次、不断的在武公面前纠缠，可见这个女人是多么顽固，似有她想办的事办不成就不肯罢休的架式。“公弗许”，是武公作为国君和丈夫的双重权威能镇住她，才使她的主意落了空。大儿子接了国君的位子，她是一万个的不高兴，一定要想办法把君位夺过来给小儿子。 庄公就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下走上执政之路的。面对一个偏执、顽固、非把自已搞下去不可的母亲，庄公不仅没有他父亲武公那样的的双重权威，而且按照古代百事孝为先的传统，庄公只能处处顺从、礼让他的母亲。母亲说什么是什么，不得违抗。如果这样下去，庄公的君位迟早会失去。既要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又想保住母子、兄弟亲情，庄公必须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才能处理好这一重大问题。 作为政治家的庄公是十分清醒和高明的。他制定的战略是：在绝对保住自己的国家、君位、权力的前提下，保住母子、兄弟亲情。国家君权第一，亲情第二。两者不可兼得时，只能弃亲情，决又能弃国家君权。这就为后世君王们如何执政、如何处理重大政治问题确立了战略选择原则。 庄公一即位，他母亲的第一个要求就來了。要把“制”这个地方封给小儿子。庄公迅速分析了此要求的意义和他母亲的策略：占据险要位置逐步积蓄力量，最后武装夺取君位。庄公面对母亲的第一个要求，不答应是非常不好的，一是母亲不高兴，二是臣民会说自己不孝顺；答应了对自己是有大害的，是把弟弟往危险的路上送，为国家埋下动乱的隐患，处理不当就会丧失自己的领导权。庄公权衡再三，还是勇敢地拒绝了母亲的第一个要求。说：“制，岩邑也，虢叔死焉。”意思是：制是个险要的地方，以前的虢叔就是在那儿丧命的。让段住在那儿不是把他往死的路上送吗？后世的评论者说，庄公早就蓄有杀段之心，这是不对的。如果庄公有杀段之心，就应该顺从答应母亲。这样既讨了母亲的欢心，又把段往死的路上推了一步，一箭双鵰，何乐而不为呢？又有评论者说制太险要了，答应了就制服不了段了，所以庄公拒绝。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既有心杀段，庄公就会制造各种机会，不会等到段到了制地后，发展起来有了力量才动手。庄公是怕断了手足之情，才硬着头皮拒绝了母亲第一次要求。又生怕母亲生气怪罪，所以赶紧接着说了一句，“佗邑唯命”。从庄公诚惶诚恐的语气中，我们可以认为，庄公绝没有杀弟之心。从最后的结局看，庄公也只是赶走了段，并没有杀段，“书”记载的也不是“杀段于鄢”，而是“克段于鄢”。克，是制止、制服的意思。所以说庄公没有杀段之心。《古文观止》的编者认为庄公毒甚，处处险蓄杀心，是不对的。 庄公“佗邑唯命”一出口，这可被他刁钻的母亲抓住了，再提什么要求庄公也不能拒绝了。她就来了个狮子大张口，要把京这个地方封给小儿子。京是个什么地方呢？据祭仲的说法，京是仅次于国都的大城，按祖制是不能封给段的，给了段，庄公将受到威胁。庄公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但他不能听祭仲的。如果那样，庄公就会违背做君主的一个处事原则：诚信。君王应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怎么能在允诺了“佗邑唯命”后，又不答应母亲的要求呢？即便是庄公拿大臣的意见来堵母亲的嘴，他母亲那么刁蛮，一定会抓住庄公的话不依不挠的。所以庄公对祭仲说：“姜氏欲之，焉辟害。”意思是：我母亲要这样，这个祸根在我母亲那里，又怎么能避开呢？称姜氏而不称母亲，可见庄公是又气愤，又无可奈何。不管祭仲说得如何严重，庄公也只能是听天由命：“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寄希望于母亲和弟弟不要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古文观止》的编者说祭仲是梦中人，不明庄公的心思，又说庄公之心愈毒甚，意在杀段，才允居京，显然是陋人的见识。编者的意见是在此时就应该制止，不让段居京，才是爱段。如果那样的话，庄公就会处于不信不爱又无理的境地。答应了，对事是信，对母是孝，对弟是爱----我有国，也分了一个大城给弟，庄公理占尽。如果到此为止，母亲和段安分守己，好好过日子，那庄公处理此事就十全十美了，不至于引来后世那么多的误解。庄公就会是一个又孝又爱又信又高明的政治家了。 然而，他母亲和弟弟本来是蓄意而为，又怎么会按照庄公的想法去做呢？一到京地就开始抢占庄公的地盘。段首先是将西部和北部的地方弍于己，即庄公在管他也要管。大臣子封向庄公建言，国家的土地不能两个人管，这样老百姓不知听谁的。要么给予他，要么除掉他。子封对问题看得准，但处置的办法不妥。庄公怎么处理呢？给段，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绝对不行；不给，除之，理由又不充分，不能说弟弟帮哥哥管了一下偏远的地方就要除掉他，从道理上说难占住脚；如果进行规劝，必会引起母亲和弟弟的不满，争论起来对自已不利，别人又会说我不孝不爱，为点小事伤亲情，只能忍。所以庄公说不用去除他，如果段继续做对不起我的事，祸害会自然落到他身上。后世的评论家说庄公“毒甚”，纵容弟段，这也是不对的。如到此为止段再不做对不起哥哥的事情，那后世就会认为庄公宽容大度，为君为兄都做得好。 可是段和他母亲把庄公的宽容当成软弱好欺，以为庄公是个糊涂虫，识不破他们的阴谋，所以变本加厉，明目张胆地大干起来了。当段把弍于已的地方公开占为已有时，子封又进言：再有理由除段了吧，土地多了，百姓就会拥护，百姓一拥护，就更难除了。庄公还是觉得理由不充分。无非是一块地吗，兄弟俩为争一块地闹得要你死我活，在老娘那儿怎么说呢？他老娘肯定为着弟。老娘一为着弟，发起怒来，别人还是会说庄公不孝不爱，庄公还是处于无理的境地。不仅不能除段，就连劝阻几句都易引起误解。 只有到段要动手了，他老娘也帮忙作内应了，一切都是明刀明枪杀将来了之时，庄公这时才有理由除段了，这时才敢责怪他母亲了。这时庄公怎么做都不过分，都不失理，都没有人说他不孝不爱。即便是杀了段，杀了他母亲，也没有任何人说庄公的不是。毕竟庄公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既没有杀段，更没有杀母亲，只是把段赶走了，把他母亲安置在一个远离自己的地方。以示恨他，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至此，《左传》的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有主见，懂战略策略，临事不乱，处事有理有利有节，精明果敢的君王形象。像这样一场祸根在母亲，对手又是亲弟弟，母弟联手比自已有多重优势的权力大争斗中，庄公都能够稳操胜券，取得最后的胜利，还有什么样的险阻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呢？庄公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绝无仅有、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他要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不知要干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功业。如果像后世的评论者说的那样，作者是想把庄公塑造成一个阴险、狠毒、志在杀段的残暴君王的话，作者就不会接着写庄公后悔，想见其母，又想不出办法的焦虑情形。 作为一位君王，要反悔自已说过的话，要改变先前的决策怎么处理呢？这就是左传的作者要告诉君王们的又一条执政原则。作者并不是为了表明庄公以前恶毒，现在忽然天良发现，才塑造“隧道见母”这一情节的，而是要告诉君王们，反悔，改变决策的原则：君王一言九鼎，出言要有理,反悔、改变也不能背理。背理的事，一点都不能干，干了就会失去威信，干了就会失去民心，干了就会众叛亲离，就会被人说成是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翻云覆雨的卑鄙小人。 庄公对母亲发的誓是“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在地下，人只有死了才埋在地下，所以把死说成是入黄泉。本意是只有死了再见母亲。现在要反悔，想见母亲，但是都没死呀！怎么能相见呢？见了不就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吗？真是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怎么办呢？作者安排了一个聪明的颖考叔来给庄公想了一个高明的策略：挖个见泉水的地道，地道内不就是黄泉了吗？在地道内见母，不就是黄泉相见吗？又有谁能说不是黄泉相见呢？又有谁能说你庄公违背了誓言呢？如果作者塑造的庄公的誓言是“死了才相见”，那就没有任何策略化解了。用“不及黄泉”作誓言，显然是作者巧妙设计的。所以说，作者塑造“隧道见母”这一情节，不是为了修复庄公的残暴形象，而是要教导后世的君王处理反悔和改变决策这种事情的原则和策略。
《郑伯克段于鄢》以“初”字开头，故事最后又以“初”字结尾。历代的评论家们都认为：这是作者的一种笔法，如同《三国演义》以词起，以词结的手法一样，仅是为了“前后照应”，没有什么深意。我反复揣摩认为：这“初”字不仅仅是为了照应，而是一种“春秋笔法”，是有深刻的褒贬含意的。 文中，“初”是个什么状态呢？应是姜氏只生了大儿子的时侯，才叫“初”。这以后又生了小儿子，叫“以后”，就不能视为“初”了。开头的“初”，是小儿子还没有出生之前。最后的“遂为母子如初”的“初”，是小儿子被赶走之后。所以说，文中“初”的状态，应是没有小儿子的时候。意即造成庄公母子成仇的祸根，是小儿子。庄公虽是难产，姜氏只是恶他，不致于要消灭他。如果没有小儿子，庄公母子就会永远是“如初”的状态。这就是在贬斥小儿子，说“段不弟，故不称弟”，全都怪小儿子。丝毫没有指责庄公“阴险”、“毒辣”、“狡诈”的意思，进而似在褒奖庄公，事做得对，处理得好，既占了理，还能尽孝，又回到“母子如初”的状态，值得欣慰。 由此可见，后世的评论者给予庄公“虚伪”、“暴虐”等等的评价，是与作者的本意背道而驰的。 至此，《左传》的作者为后世的君王们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正在执政的君王形象。他的执政理念是：一、处理任何事务必须国家利益第一。在封建时代国家都是君王的，也可以说君王利益第一。二、处理任何事务必须精心制订战略和策略。三、处理任何事务必须有理、有据、有利、有节。四、反悔或改变自己的决策决不能背理，必须制定巧妙策略。可以说，庄公以后的历代君王，大多是在《郑伯克段于鄢》这篇教科书的薰陶下成长起来的。纵观历史上有成就的君王，他们基本上是按照庄公的套路来理政和处事的。这样做，国家就强大，政权就巩固，君王本人就保全。不懂得这样做，轻的一事无成，大权旁落；重的亡身、亡家、亡国。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