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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继东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国共两党内战即将谢大幕之际，在国民党政权的长期统治之下，由于残重的压迫、剥削加之战乱不绝、匪徒横行、社会不稳、民不聊生，大规模的移民潮在晋、蒙、冀边境贫脊山区开始形成。此地区的人，大批大批向中国北方时属绥远省迁徙。我原籍大批清水河人，起步平顶山，渡过浑河黑水（即清水河县的浑河和呼市大黑河），落脚后大滩义发泉一带聚居。当时，以高三、梁四、梁科、薛万富、徐金来、李五秃等为代表的几大户，连同几家独姓小户，约十四、五户落脚义发泉东七、八里处。该地当时归贾老板买属领地，可让穷人开荒垦田，种地为生，只纳少量农税，也算慈善之举。 水乃生命之源泉，科学测算约占人体总重量75%，故为生命之本。该地西北山脚下，恰有一处可供人们生存的明泉，泉水不停地从地下面汩汩涌出，一汪泉水清沏见底，甘甜清凉，纯洁可口。在泉周围是一片杂草丛生面积不大的草甸，有明棘、枳机、马兰、落莲、丛草等。在我刚记事时，见人们只拿一个舀水瓢，提一只水桶，就可以取水。后来大概是因为养的牲畜多了，人们嫌吃水不卫生，在泉水处往深挖了一下，结果明泉缩下井底，再没有水冒出地面来。再往后，村上迁居人口越来越多，人畜用水量也随之增大，大伙儿便在原来明水井的基础上打了一眼用石头砌的、深浅有一丈有余的水井，故乡的村名也由此诞生，美名曰：明水泉村。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群众分得了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个体小农单干很快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若干户农民（三家或五户不等）在自愿的原则下自发组织起互助组。继而国家改造为初级农业合作社，发展到1956年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政府为了鼓励农村，大力发展水利，打井灌溉，每个村发给一台水车。明水泉村农业合作社很快组织全村劳力，在村东南50米左右雅称“门壕”选下井址，因为这里有一片能开出四五亩的土地，若打成井就能变成可灌溉的水地。通过全村人苦战一冬春，终于在高级社诞生的当年春天，打成了一眼能用水车取水的井。此井是全村的第三口水井。在该井之前，还在中村打成第二口吃水井，只不过中村的井水不及第一口井的水好吃。多数人不吃该井的水，常用于饮牲畜、洗衣服、浇花草、浇葱、浇韭菜等。 打成的水车井属浅层水井，水量不大，水位也低，套一头骡或马拉水车抽水。只能抽一个多小时就不上水了，然后再停下水车蓄水一个时辰，才能再抽。就这样停停歇歇，一天根本浇不了多少地。不过就全村仅有的几亩水浇地引发了人们对水地的渴望，开启了故乡农家吃到蔬菜的历史。这块水地曾经在大跃进年代试种过小香瓜、西瓜，试验证明后大滩在干旱高寒地带也可种植瓜类作物，只可惜当年一场村上小顽童抢瓜事件将故乡人的种瓜梦击得粉碎。如今的故乡人对种植“小人参”红萝卜情有独钟，这当然是后话，无须多提。 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毛主席亲自为农业制定了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水的地位提到农业发展的重要位置。当然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民，对水是农业的命脉这一道理的认可度较为一致，十分明白。然而，大家就打井开渠的选址认识却是南辕北辙。因为合作化后打出的水车井水不尽如人意，泉水不旺，水量不大，灌溉不足。大家再一次把目光瞄回了井卜子的明泉上。大家的意愿是，既然泉水那么显明浅露，打深了不是泉水更旺、井水更多了吗？时下谁也没有对这样的判断作出否认。于是最后定下在离井不远的低凹处开挖一条2米宽、3米深、数十米长的水渠，准备挖开渠道后一旦出水了，那渠水就可奔流直下向大南滩倾泻了。 因为村子、水井、水渠坐落处要比南滩的地面高出几十米，那落差可是够大的，想象那个水渠一旦挖成该是村里一道多么亮丽的风景奇观。然而事与愿违。全村青壮年劳力投入了好多，第一段大渠与水井仅仅一二十米远，按计划挖了一冬春，始终不见泉水涌出。大家急红了双眼，累坏了筋骨，盼来的结局竟然是开渠梦的破灭。那时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口号对每个人的鼓舞相当大，尤其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诞生更给战天斗地的社员注入了新的活力。后来在偏激口号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等思想的鼓动下，人们开启了又一次打井开渠的构想。这一次是把第四井址选在第一口井南下坡约300米处，准备在那里打出井，沿井南下开道大渠，直引入南滩耕地，使旱地变为水田。但这次打出的井依然是小泉眼，困山水，水质很好，水量不是很大，依然不能达到开渠引水南下的效果。不过这次打下的水井能给村西住户饮水带来方便，也为搬迁生产队的饲养院创下一个好去处。随后也正圆了将饲养院及生产队场面一齐搬迁到西井旁的梦。这倒是比较科学合理，因为饲养院及场面远离住户，对防火、防洪、防盗、防牲畜糟害等极为有利。 后来，还在东山坡与东南滩交界处（即山与川的接壤地）由西至东又连续选了距村最近第五井、距村稍远第六井、距村较远第七井。这三处井有意识放到同一排总相距300米左右，若出水后，可使用一条垅道送水下南滩。三个井同时开工，但仍不理想。最远的第七井是枯井没水，第五、第六井两处曾打出泉水，但水量极小，更谈不上引水拢渠浇田了。同时井水的质量也很差，味道苦涩，人们都不喜欢饮用。即使人们在最艰苦的拔小麦中，苦天焦渴，也不愿意饮用这井里的水。此井后来逐渐被废弃。至此，曾几度围绕村子附近，打井、开渠、引水南下灌溉的计划暂时落下了帷幕。 1964年在全国掀起的社教运动俗称“四清”运动，察右中旗被定为内蒙古的旗县级试点。全旗七千多名四清工作队员，同一天由旗所在地开拔，同时进发全旗各驻地。那组织形式和浩大声势是空前绝后的。在运动中的农村社会实践自然少不了打井、开渠、修坝等兴建水利工程。在四清工作组的引导下，全村社员讨论决定，再次定下在明水井（第一口井）附近开一口连环套式的大井，开成后再向村南滩耕地引水灌田。这次组织了全村最强壮劳力，在工作组亲自带领下夜以继日地开挖。此次除了人工挖，还用了火药炮炸石。然而，仍然进展缓慢，原因有两个。一、此地开挖两米深浅后就见到岩石，是纯石头结构，整体坚固若磐，开凿太艰难了；二、明水仍不见，在一丈开外才见到些许困山泉水，出水量并不大。照此计算，根本就打不成引水南下的大渠，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地埋水管及水泥渠），水量连沙土渠道的渗透都不充足。开井人信心大失，干劲随之有减无增。 第二年夏，四清工作队撤走了，工程不了了之，搁置了。以后的年月里，四清的打大井只给村里留下一处人工遗迹——人造土石山，供小孩们练打仗。甲队攻，乙队防，是一处跌打滚爬的“好战场”。同时，它也给打井受过苦难的人留下了永久的伤痛。现实就是这样，有时会诱惑人一次次误认，会戏弄人一次次误判，但科学是无情的，一次次击碎人的美梦，一次次让人们从失败中得出教训，最终不得不清醒过来。事实证明，明泉井是绝好的吃水井，而不是引水灌田的井。我倒有点突发奇想：假若现在办一个矿泉水加工厂，是否可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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