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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五):粒粒皆辛苦

 察右中旗人故事 2020-12-10

本文作者:徐刚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悯农》诗在民间广为流传,长期被选入小学课本,几乎妇孺皆知。

诗题为《悯农》。“悯”意为怜恤,“悯农”应是怜恤务农的人。作者李绅是唐代诗人,字公垂,被誉为悯农诗人。他曾中进士,入幕府,坐过狱,当过官,遭过贬,一生坎坷。他的诗写得不错,但题目用“悯”则有居高临下之意。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农为本,无农不稳。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耘,求的是丰衣足食。可实际上,千百年来务农的人最苦、最累、最穷、最被人看不起。诗中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烈日当空农民劳作的景象,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远蕴意,表达了诗人对农民的同情与怜悯。不过,也仅仅是同情与怜悯而已。实际上农民需要的不是同情与怜悯,而是尊重和平等。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农民才彻底改变了命运,成为了神州大地真正的主人。

根据气象学的标准,当连续五天平均气温稳定在10-22℃之间为秋季。老百姓说:“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在这个季节里,农民早出晚归,更加辛苦,为的是颗粒归仓,抓住收成。

我插队那地方除了拔麦子、放夜牛这种最受累、最受罪的活儿,秋天还有很多活儿对知青来说最难受和最难熬。

在我眼里最舒服的活儿是跟车。队里运输主要靠大车,最讲究的是三套车,即一匹马驾辕,两匹马一左一右拉边套。当然,拉车的不光是马,也有骡子和牛。三套车跑运输需要一个车倌儿,一个跟车的。车倌儿不好当,技术含量高,要会伺弄牲口,还要会装车赶车,起早贪黑的很辛苦。几挂大车是队里的重要财产,出点事儿就了不得。跟车的坐在车后边,那里有个装置,叫做磨杆,实际上就是刹车,用一根长长的皮带连接着,一头抓在跟车的手里。碰到下坡,跟车的要适度收紧磨杆,让车速减下来。如果坡陡车快,就要死命把磨杆拉住,否则马车就会失控,一旦车仰马翻,后果不堪设想。但是,跟车的责任虽然大,但最为清闲。最难受的活儿是脱莜麦。莜麦上场,一是用连枷打,费时费力,二是用机器脱粒,快是快,但那个罪实在难受。不是劳动强度大,而是莜麦在脱粒的时候飞扬起来的麦芒儿让你躲不胜躲,防不胜防,哪怕你扎紧袖口儿,脖领儿,戴上口罩,妇女用头巾将头脸包住,仍然拦不住细小的麦芒儿钻进来。灰头土脸不说,主要是那种痒,刺挠,让你浑身不自在,收工回家即便洗了,身上也是一片红斑,火辣辣的痒掺杂着火辣辣的疼。

最想干的活儿是去粜粮。秋天场面活儿基本收尾就开始交公粮。我们粜粮的粮站在黄羊城,离塔布忽洞15里。我被派去跟着粜粮,天刚蒙蒙亮,就开始往车上装粮食,都是大麻包,装得满满登登的,用牛毛绳刹好,车倌儿一扬鞭子,大车浩浩荡荡出了村。一路上寒气逼人,人们蜷缩在车上一阵儿,跳下车跟着跑一阵儿,但看着满车的粮食,心里高兴。农民盼什么,就盼着有个好收成。见到了黄灿灿的麦子,一年的劳苦都值得。到了粮库需要排队等候,依次进去验粮,确定成色等级,然后卸车入库。这才是真较劲的时候,高高的粮囤子一条木板斜立着,扛起麻袋来一手叉腰,一手扶着,稳稳当当像走独木桥似的上去,到了顶上斜着身子一拉口袋绳儿,麦子倾泻而下。我试着扛过一回,麻袋一上肩,身子就打晃儿,摇摇晃晃好容易上到顶儿,一拽口袋绳儿,差点连麻袋一起栽下去,惹得老乡们一阵大笑,我的脸臊得红到了脖子根儿。

粜完粮就快晌午了。黄羊城村里有一家小饭馆,主食只经营馅饼。这可是十里八乡唯一的饭馆。队里的规矩,粮食粜完可以下馆子吃一顿,管够。你想想,在村里多少日子不见油腥了,看见油汪汪的馅饼,就如同一群饿狼见了骨头,一顿狼吞虎咽,犹如风卷残云一般。然后抹着油嘴,唱着歌上车回村。

最难熬的活儿是上场面。秋收冬藏,庄稼拉回到场面上,繁重而又难熬的活计就开始了。每天天还没放亮,队长就扯着嗓子吆喝上了:“动弹嘞……快快动弹嘞”。我们揉着惺忪的睡眼,哈欠连天地来到场面上。上麦场的首先要挑个子摊麦子,从高高的麦垛上将一捆捆麦子挑下来,下面的人转着圈将麦子铺平,厚薄要适中,铺成一个相当于大半个篮球场大的圆。十月份的塔布忽洞,昼夜温差极大,凌晨寒冷刺骨,手冻得连叉子把都握不住,脸冻得生疼,跺跺脚,哈哈手,坚持干完铺好,太阳也就升起来了。碾场的套上牲口,挥着鞭子开始劳作,我们则各回各家去吃早饭。等到再回到场面的时候,头遍场已经碾完,牲口下套饮水休息,我们则开始翻场,一个挨着一个,拍成一字形,手中的木叉将碾压了一遍的麦子翻过来,翻的过程中要轻轻抖动。接着,套好的牲口再次登场,我们开始做着后面的各项准备,例如清扫场地、安置风车、准备台秤和麻袋等等。等那边牲口一卸套,碾压的过程就结束了。大家一起上手,麦秸推到一边,麦粒扫到一起,扬场的都是有经验有技术的老农,他们抓把土轻轻一扬,确定风向后站定位置,用木锨一锨将麦粒扬起。风把麦粒中的尘土和麦屑(花子)吹到稍远的地方,麦粒和小石头土坷垃落在脚下,过一会儿,清理的就要上去将麦屑(花子)和麦粒分别清走。如此反复,再倒入风车摇动把手,利用风将麦子与小石头土坷垃彻底分开,黄灿灿的麦粒堆积起来,装进统一规格的麻袋。队里的会计上场了,大家七手八脚把麻袋抬到秤上,保管大声报出斤数,会计记账,一切核对无误后,开始入库。存粮食的圪旦(库房)就像一个个圆形的大蘑菇,门很小,开在圪旦中上部,大小只能钻进一个人。麦子倒入圪旦,只见保管钻进去,用手中的印板将麦粒刮平,倒退着出来,边出来边在麥堆上打上印记。印板大约一尺来长,半尺来宽,上面刻着“四队”两个字,非常清晰。如果有人私自进库,麦堆上的印板都会走样甚至消失。最后一个临门的印记打完,保管锁住仓门,才算收工。往往此时已是繁星满天,夜色阑珊,大家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

一天两顿饭的生活要过到场面活儿全部结束。粮食入库,交了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的才是社员的口粮和分红的本钱。受了一年的苦和罪,知青和社员们一样眼巴巴地盼着分红。

粜完了粮,队里进入了结算的阶段,饲养院里的灯光彻夜不息,队长召集会计、出纳、保管和记工员凑在一起,紧张地进行着核算。天已经冷得外面待不住人了,队里没有大的活计,大家都在休闲,沉不住气的社员时不时地往饲养院溜达打探消息。

队长终于发话,社员可以盯工了。什么是盯工?就是和记工员进行工分核对。记工员和社员手里都有一个记工本,每天干的什么活儿,该得多少工分经过评议后都要记在记工本上,记工员盖上自己的名章。记工员要与社员手里的记录相一致,才能进行最后的决算。这下饲养院可热闹了,人溜溜儿地往那里涌,饲养院大炕上挤得满满当当,抽旱烟的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加上炕头那口熬着喂猪用的烂山药的锅里冒出的蒸汽,人们在雾气蔼蔼中交谈着、争吵着,一分一分地盯对着,这关乎着一年的收益,谁都不愿意打马虎眼。

盯工结束,进入决算。根据相关政策,队里计算出一个工(10分)多少钱,再用这个钱数乘以社员的工分总值,算出社员应得多少钱;再从应得的钱数中扣除分的粮油、蔬菜以及副食、借款等等一切开支,才能看出最后应分多少钱。这个钱很多家大人口多或劳力少的社员都拿不到,老弱病残甚至还要欠队里的。我记得1968年每个工合8毛多钱,这在旗里算是比较不错的。我们知青从9月份下去,由于头一年每个月有国家补助,所以所挣工分应该是可以分红的。不料决算出来,我才分了20多元钱,有个女知青只分了两毛钱,气得她钱也不要,哭着转身就跑了。到了第二年,补助没有了,全凭工分吃饭,工值又低,全体知青统统倒挂,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倒都欠队里的。

从插队开始到现在,我的饮食生活中就没有离开过山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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