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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历史，源远流长，但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甲骨文记载的盘庚迁殷开始，至今约3300多年。盘庚迁殷之后，商朝也被称为殷朝。中国最早有明确历史年份记载的历史，是从周武王的九世孙、周朝第十位国王---周厉王姬胡被国人赶下王位，周朝实行周召共和的那一年开始，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距今有2861年。姬胡因为剥夺国人利益，压制国人言论，国人在“道路以目”（在路上相遇之时，不敢说话，只能以目光交互来交流信息）之后，发动国人暴动，将周武王的九世孙姬胡赶出国都。自此之后，中国进入信史阶段（可信的历史阶段）。 盘庚迁殷之前的历史，是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开始，即没有当时文字记载，也没有确切年份。在这段历史时期，战争传闻之外的道德传闻，是尧舜禹的王位禅让传说。当然，禅让与让国不同，前者是让国者濒临死亡之前，决定把王位传给贤者，并且在自己死亡之后，让贤者继位，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后裔。后者是让国者具有成为国君的资格之后或者是坐上王位之后，将王位传给贤者，不是在自己死后，才让贤者继位。 按照历史记载，在先秦时期，中国历史上有十大让国事件，最早是在三皇五帝时期，第一个是许由让国事件，第二个是务光让国事件。当时，尧帝准备禅让王位，先准备将君位禅让给许由，许由二话不说就逃走了，而且还跑到一条小河边去洗耳朵，表示听了尧的话，自己的耳朵被污染了。之后尧帝又准备将君位禅让给务光，务光也是二话不说就逃走了。最后尧帝将君位禅让给舜，舜接受了王位。就这样，据称舜开创了中国的大虞王朝（虞朝）。这是禹所开创的夏朝之前的一个朝代。 但是上述的两次让国事件，是在文字记载之前的时期所发生，属于传闻，不属于信史。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让国事件（将王位推让给别人的事件），在先秦时期，一共有八件。一是商朝末期周国的太子泰伯让国，二是商朝末期孤竹国的太子伯夷让国，三是商朝末期孤竹国的公子叔齐让国，四是东周时期宋国的太子宋兹甫让国，五是东周时期宋国的公子目夷让国，六是东周时期曹国的公子子藏让国，七是东周时期吴国的公子季札让国，八是东周时期燕国的国王姬哙让国。从商末到周末这近一千年历史时期里的这八次让国事件中，伯夷、叔齐、宋兹甫、目夷，这四人是属于商朝贵族，泰伯、子臧、季札、姬哙，这四人是属于周朝贵族。 中国现在的行省区划主要是来源于元朝，元朝以前的朝代，行政区划主要是来自于周朝和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与东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基本上是产生于牧野之战之后的周武王与周成王的分封，也就是说，是靠征战胜利而获得建立国家，但是，有一个国家是例外的，这个国家就是吴国。吴国的建立不是依靠战争，而是依靠和平。 第一个让国事件，是商朝末期周国的泰伯让国，关于泰伯让国的事迹，吴氏族人耳熟能详，因为泰伯是吴氏立姓始祖。泰伯是周太王古公亶父（姬亶）的长子，古公亶父想把王位传给泰伯的三弟季历，泰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之后，与二弟仲雍离开渭水北岸的周国，将王位让给三弟季历，泰伯仲雍兄弟二人远赴东南，在一千公里之外的长江下游南岸的江苏无锡梅里建立吴国。泰伯被孔子誉为“至德（极高道德）”，吴国也被称为“至德名邦”。 《史记》明确记载：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吴国是因义而归，从而结成国家。 由此可见，吴泰伯在信史中是辞让王位第一人，也是和平建国唯一者。 信史之中，第二个与第三个让国事件，是发生于商朝的孤竹国，时间约为泰伯让国奔吴一百多年之后。孤竹国是与商朝王室同宗的墨姓诸侯，位置在古代的燕国，现今的河北唐山一带。商朝末年，孤竹国的国君墨初（墨子朝）遗命立第三子叔齐为君，叔齐名为墨智，字为公达。叔齐讲究长幼有序，所以不接受君位，并将君位转交给长兄伯夷，伯夷名为墨允，字公信。伯夷也不接受君位，于是兄弟二人就离开孤竹国，向西南行走一千多公里，来到周国。在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兄弟二人还扣马谏阻，不让武王伐纣，认为武王伐纣不合君臣之道。在武王灭商之后，他们耻食周粟，饿死于黄河南岸的河南洛阳偃师市首阳山。三百八十多年后，东周春秋时期，孤竹国被齐桓公所灭。 第四个与第五个让国事件，是发生于孤竹国灭亡八年之后，地点是在首阳山以东约三百公里的宋国（现今的河南商丘）。宋国国君宋桓公的次子宋兹甫是宋桓公的嫡子，宋兹甫有一位兄长，名为目夷，目夷的母亲是地位一般的妾侍，因此，目夷是庶子。兹甫以嫡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公元前652年，宋兹甫的父亲宋桓公病重，宋兹甫认为目夷年长，而且仁义，所以恳求父亲把太子之位让贤于庶兄目夷。但是目夷认为，宋兹甫肯把国家让出来，这是最大的仁，而且废嫡立庶，不合礼制。于是目夷逃到卫国，兹甫的太子之位没有让出去。虽然兹甫在第二年还是登上王位，但其让王位的诚心是肯定的。后来兹甫成为宋襄公，目夷也成为宋国的国相，二人均享有让国之美名。宋襄公执政期间，处处以仁义为旗号，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最后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因为强调仁义而兵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后葬于襄陵（位于河南商丘睢县）。三百六十多年后，宋国被齐国、楚国、魏国所灭，国土被这三国瓜分。由于孔子、墨子、庄子和惠子四位圣人，都出自于宋国，商丘由此被誉为“中国圣人文化圈”，河南商丘可谓“至圣名邦”，与江苏无锡的“至德名邦”相媲美。 第六次让国事件是发生于宋襄公让国事件76年之后，地点是在宋国以北约70公里处的曹国（山东菏泽定陶）。公元前578年，曹宣公去世，曹国公子姬负刍杀了他的哥哥姬强（曹强），自立为国君，成为曹国第十九任国君曹成公。负刍的弟弟子臧准备逃亡，曹国人都要跟随他逃亡。曹成公承认自己的罪过，请求子臧留下来。之后子臧返回曹国，还把自己的地盘交给曹成公。两年后，公元前576年，各个诸侯国联合讨伐曹成公，并逮捕曹成公，准备立子臧为曹国国君。子臧说：古书上说，圣人通达节义，其次保守节义，最下失去节义，做国君不合于我的节义，我虽然不能像圣人那样，但是岂敢失节？于是子臧南下七十多公里，逃到同样讲究仁义的宋国。一年后，在曹国人的请求下，子臧回到曹国，曹成公也被释放回到曹国，子臧把他的封邑和官职全部交出去，不再做官。曹成公继续担任曹国国君，直到二十年之后去世。 第七次让国事件是发生于吴国，事件的主角是季札，季札正巧出生于曹国的子藏推让王位的那一年，公元前576年。季札是吴泰伯的第十九世孙，也是吴氏先祖之一，所以吴氏族人对季札的事迹非常熟悉。公元586年，在季札十岁的时候，吴国国君寿梦继位，并自封为王，吴国国势逐渐强大。几年之后，吴王寿梦看到季札聪慧贤能，熟悉中原文化，讲究礼制礼仪，于是想让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是寿梦的第四子，认为自己继位不合礼制，而且也有可能同样出于中原礼教的原因，季札不认同父亲寿梦自封为王的行为，同样认为这不合于封建礼制，所以就拒绝继承王位。于是寿梦决定，在自己去世后，让儿子们采取兄终弟及制，最后传位给季札。公元前561年，寿梦去世，季札的长兄诸樊要让位于季札，季札说：以前曹成公不义，各诸侯国以及曹国人欲立子臧为国君，子臧逃离曹国以成就曹成公，并且子臧还说自己要做到“能守节义”，我季札虽然不材，但是愿意跟随子臧之义。由于子臧让国事件正好发生于季札出生的那一年，所以季札应该对此事印象深刻。但是吴国人坚持要立季札为吴王，季札于是抛弃自己的官邸，也抛弃自己的奉禄（工资），搬到乡野，过上了自食其力的农耕生活。 季札辞让王位之后，还有很多著名的贤能事迹，让世人尤其是吴氏族人津津乐道。在季札的兄长为王时期，季札担负外交工作，观周乐于鲁国，对各国音乐逐一品评剖析，评说诸侯盛衰。还出访徐国、齐国、郑国、晋国、卫国等，交游各国贤人与君王，获得各国好评，季札留下的徐墓挂剑的事迹，为吴国赢得声誉。后来由于季札推让王位之后，没有处理好吴国王位的继承问题，导致吴国发生宫廷血腥政变，引发吴国王室内部的分裂，消弱了吴国的力量，为吴国灭亡留下了隐患。在季札第一次辞让王位的88年之后，也是在季札去世10年之后，吴国灭亡。 先秦时期发生的第八次让国事件，是发生于季札第一次让王位的245年之后，也是在吴国亡国157年之后。地点是在燕国，也就是商朝末年的伯夷叔齐让国事件所在的孤竹国附近，此时的孤竹国的地盘属于燕国。燕国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召公建立的国家。公元前316年，崇信儒家禅让学说的燕王姬哙，在继位五年之后，决定废除自己儿子姬平的太子地位，把自己的王位禅位于国相子之，自己向子之称臣，并且出居别宫。 与季札让王位之后很久才引发血腥事件不同的是，燕王姬哙让王位，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血腥事件与动乱。 在燕王姬哙让出王位，国相子之成为燕国国王并行使国王权力之后不久，燕国将军市被因为不服子之的执政，而起兵攻打子之，死伤数万人，在攻打子之失败后，市被又攻打太子姬平，子之则以平叛为名，打败市被，并杀死市被，子之还下令捉拿太子姬平。燕国王室成员纷纷逃亡国外。两年后，在孟子（孟轲）的鼓动下，齐国（田氏齐国）挑起战争，发兵攻燕，姬哙自缢身亡，子之被逮捕之后被剁成肉酱，并且齐军摧毁了燕国的宗庙，拿走了燕国的祭祀重器。中山国也乘机攻占燕国城池数十座，燕国几乎亡国。 但是，赵武灵王（王后是吴孟姚）想吞并中山，不愿燕国就此破灭，于是把流亡在韩国的燕王姬哙之子姬职请到赵国，立为燕王，送回燕国，之后又在秦国的支持下，姬职成为燕王，这即是燕昭王，也称燕昭襄王。燕国复国成功， 燕昭王继位后，修复宗庙，并立志向齐国报仇。二十八年之后，燕哙之子燕昭王派大将乐毅，联合秦、韩、赵、魏四国，共同伐齐，战争开始后，楚国也加入联军。六国联军大败齐军，攻克齐国72城，并直入齐国都城临淄，燕军为了复仇，同样也烧毁了齐国的宗庙。齐国只剩下即墨（位于现今的山东青岛）与莒城（位于现今的山东日照）两座城池。燕国在燕王姬之子的努力下，国力达到最高峰，燕国终于复兴。五年后，姬哙之子燕昭王去世。齐国名将田单退守即墨城，使用离间之计，把燕国大将乐毅赶走，并使用火牛阵，战胜燕国军队，收复了所有的齐国土地。 这八大让国事件中，只有泰伯在让国之后，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吴国。其它让国事件中，主人翁均是一走了之。在商周时期最后两个让国事件中，虽然季札的让国与姬哙的让国，都造成了国家的内乱，而且以至于亡国，但是，季札做为德高贤能之人，其后裔十分发达繁多，在现今约三千万人口的吴氏族人中，很多吴氏族人都认为自己是季札的后裔。而姬哙有好贤行仁之心，虽然姬哙的让国之举几乎造成燕国灭亡，但姬哙之子终于复国并且让燕国达到顶盛。正可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燕国姬哙让王位的事件之后，基本上也是秦朝之后的中国历史上，也还有很多让王位的事件，但是，那些很多都是属于沽名与伪饰的伪道德事件，有的是出于战争或宫斗失败，被迫让位，以让位的形式被赶下台，有的是让位给自己的后代，实际上自己做太上皇。这与禅让以及让国的高尚道德（包括高超的智识智慧）完全无关。 老子的《道德经》崇尚自然，讲究天然、天性、合乎自然规律。按照自然天性，在自然界是自由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这里并不主张礼让与辞让，而是讲究竞争与斗争。但是，人类社会是一个智能社会、智识社会、从而并非一味地讲究“争”。因为人类意识到，一味地讲究“争”，必然会产生瞒骗与暴力的扩散，最后整个人类社会乌烟瘴气，人类的生存状况与生活质量将急剧下降。所以，老子的《道德经》在崇尚自然的同时，也推崇慈、俭、退。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因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当一个人达到明与智的时候，自然会审时度势、审势量力，从而决定进退。当一个人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或势不足之状态下，老子的《道德经》向他推荐与鼓吹的，就是充满智识的“退与让”，以打消其不合时宜与势局的“有余之心”。 与老子道家不同，孔子儒家强烈推崇“退与让”，将让国（推让王位）置于至德（极高道德）的地位，这在老子道家来看是违背天性自然的，也是灭绝人性的，后世的儒家理学，直接就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孔儒推崇退让，其本意是为强者或贤者让路，是让人知道天高地厚识时务，是为人们给强者让路而制造舆论环境与退让的台阶，让人们在为强者让路（包括让国、让王位）的同时，不会感到过于尴尬，从而减少人类不必要的纷争，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在“春秋无义战”的“无义”时期，以义而成的吴国，为了争取生存空间，成为了一个军事强国。到了孔子的时期，吴国已经成为了一部可怕的战争机器。孔子与吴王阖闾的年龄相仿，面对吴国这部战争机器的军事能力蒸蒸日上，咄咄逼人，孔子使出了一记招术。孔子盛赞吴国先祖泰伯为至德，让吴祖泰伯与周祖文王（周文王姬昌）并列至德之称号，以图让吴祖泰伯的道德至高点，来抑制吴国的军事优越性。然而，这个时候，面对中原各国在文化方面对吴国歧视的同时，吴国王室核心成员对孔子的高度赞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谨慎，吴国王室成员没有产生傲慢的情绪，更没有出现飘飘然的感觉。孔子出招并没有得逞。 吴国王室虽然自吴王寿梦之时开始，自封为王，但中原各国认为吴国连公爵与侯爵的爵位也不是，只是第四等的子爵。后来，在黄池会上，吴王夫差为了吴国争取第三等的伯爵，也大费周折。 由于吴国王室核心成员的警惕，孔子的招术没有对吴国造成影响，但是，后来，孔子的高徒子贡出场了。 子贡不仅是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之一，还是孔门十哲之一，子贡名为端木赐，他善于经商，以诚信经商而著称，留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是孔门弟子中的首富。子贡也善于为官，曾在鲁国、卫国担任丞相。在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鸣镝风云录》里也有一个端木赐，在金庸《天龙八部》里有一个端木元，在古龙的《湘妃剑》里有端木方正，都是以端木为姓。 孔子高徒子贡的出场，缘于陈国王室后裔田常，田常也称田恒，田成子、是齐国田氏家族第八任首领。 公元前485年, 田常承袭了父亲田乞之位。田常（田成子）很有野心，他唆使齐国大夫鲍息弑杀齐悼公，立齐简公，田成子任齐国丞相。为了扩大田氏家族势力，让更多的田氏成员获得封赏，史称田成子选齐国身高七尺以上的女子为姬妾，后宫以百数，而且不禁宾客与舍人出入后宫。从而，在田成子死的时候，田成子名义上有七十个儿子，这些姓田的儿子们都获得官职与田地，田氏在齐国的势力更大庞大。庄子在《南华经》记载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指的就是田成子。 公元484年，田成子为了扩张在齐国的势力，需要消弱齐国的高固、国佐、鲍叔牙、晏婴四大家族，于是田成子要高、国、鲍、晏四大家族出钱出人，组织军队，讨伐鲁国。而在这同一年，六十八岁的孔子在周游列国十四年后，回到了鲁国。为了保卫鲁国，孔子派出子贡出访齐国，劝说齐国攻打吴国，此时的吴国，在吴王夫差的带领下，已经完成了邗沟（中国最早的运河之一）的开凿。于是，子贡单枪匹马，开始了“止吴霸越，乱齐存鲁”的征程。 子贡知道田成子想消弱齐国四大家族的用意，于是子贡到齐国对田成子说：吴国的城墙又高又厚，土地又广又深，兵甲又硬又新，大臣既有才能又衣食丰盛，精良的武器和士兵都在吴国，又派贤明的大夫防守。鲁国与齐国交战，达不到消弱齐国四大家族的目的，只有吴国与齐国交战，才可以实现消弱齐国四大家族的目的。 子贡也知道处于荆蛮地位并且以义立国的吴国，急于在诸侯之中树立一个讲义气的好名声，于是，子贡南下吴国，对吴王夫差说：齐国如果占领了鲁国，就更加强大了，如果吴国在齐国占领鲁国之前，援救礼仪之邦的鲁国，那是非常显扬名声的事情，并且吴国战胜齐国之后，就可以震慑晋国，也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而对于吴王夫差对越国的警惕与担忧，子贡对吴王夫差说，使灭亡之国复存，使断绝之嗣得续，是一件名声非常好的事情，保存越国，就可以向各国诸侯显示吴国的仁德。并且，子贡还向吴王夫差保证，他可以让越国派军队与吴国一同去攻打齐国，一方面补充吴国兵力，一方面消弱越国的兵力。 之后，子贡继续南下，来到越国，对整天担忧着被吴国灭掉的越王勾践说：吴王猛暴，民怨沸腾，如果这个时候你用谦卑的言辞吹捧他，再出兵出钱帮助他攻齐，等吴国的精锐部队消耗在齐国，你就可以趁它疲惫不堪的时候攻打吴国，灭掉吴国，从而保障越国的安全。 最后，子贡挑起了吴国与齐国的大战。吴王夫差杀掉了把自己儿子安置的齐国的伍子胥，以拯救鲁国的行义之名，对齐国发动艾陵之战。在艾陵之战中，吴王夫差大胜齐国军队，齐国军队伤亡惨重，齐国四大家族的势力被消弱，而吴国军队也损失巨大。两年之后，在吴王夫差北上黄池，与晋国争霸之时，越国撕下了温顺的面纱，攻入吴国国都。九年之后，吴国被越国灭亡，越国称霸。 就这样，吴王夫差没有死在孔子的“让王位，称至德”的赞誉中，却死在了孔子的门徒子贡的“救鲁以显名；伐齐以取利，这才是聪明人做的事”的诱导之下。孔子没有做到的事，子贡做到了。 吴王夫差在中原各国对荆蛮吴国的文化歧视的氛围下，在吴国先前的从一个战争胜利走向另一个战争胜利的基础之上，在孔儒们高叫的至德名邦的吹捧之下，在飘飘然的心态之下，追求德之名、仁之名、义之名、智之名，终于没有摆脱这样的陷阱，最终国力衰竭而亡。 吴王夫差的败亡，似乎是在追求仁义之中犯了错误，是在实施仁慈的过程之中犯了错误，也似乎是在追求良好声誉的好名声的过程中犯下了错误，而实际上，吴王夫差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越王勾践用了一代人的时间灭掉吴国，正是彰显了越王勾践在增加人口方面卓有成效。当年，勾践被夫差打败之后，越国就开始了以举国之力来鼓励生育的政策，所以在二十年后，整整一代人，越国的人口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兵员广泛，兵力加强。在冷兵器时代，兵力上的优势是根本的优势，从而，最后越国战胜吴国。 孔儒们口口声声仁爱、爱人，给吴国扣上一个又一个好名声与高帽子，但孔儒们没有鼓励吴国增长人口，吴王夫差虽然不缺乏警惕性，但在增加人口这件事情上，吴王夫差并没有着力过多。最后，却由于齐国田成子阴谋扩大自我势力而讨伐鲁国，以此为开端，最终的结局却是因为越国极力增加人口，增强兵力，而导致吴国的灭亡。 虽然说春秋无义战，可能是由于缺什么就提倡什么的缘故，在春秋时期却是一个最提倡仁义的时期。在春秋时期最提倡仁义的国家是殷商后裔建立的宋国。宋国发起了两次弭兵大会，为西周和平出贡献，历史上以讲求仁义而著称的宋襄公，在成为宋国君主之前，曾经要把君位让给他的哥哥，他的哥哥逃到卫国之后，宋襄公不得己才坐上宋国君主之位，宋襄公和吴泰伯一样有让王之美誉，宋襄公在成为宋国君主之后，在泓水之战，坚称要率仁义之师，不忘大礼、君子不重伤（不再次伤害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捉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被后世的毛泽东称之为蠢猪式仁义。宋襄公是在泓水之战中受伤，一年后去世，但是宋国却并非亡国于仁义。 不过，吴国与宋国不同，吴国以义而立国，以义而亡国，周朝号称八百诸侯，春秋有五霸，战国有七雄，但是，在如此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国家之中，如同吴国是唯独的一个以义立国的国家，唯独以和平建立起来的国家，也是唯独的一个以义而亡国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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