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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将尽，我们收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的退稿信，真是有点小意外。意外的不是被退稿，意外的是退稿信来得太迟了。2019年，我们向《自然科学史研究》投寄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二十八宿的研究，一篇是关于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确切年月日的考证。前一篇投过去三个月后，我们向编辑部发消息打听审稿情况，毫无反应。  没有反应，我们也不着急，因为这篇论文的核心内容已经包含在后一篇论文中，我们更看重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确切年月日考证这篇论文，这篇正文长达5万字的论文直接将夏商周断代工程给碾压了。我们向编辑部推荐的三位审稿人都是负责断代工程项目的重要人物：刘次沅、江晓原和李勇。我们确信，这三位专家没有任何可能看不懂论文的论证，相反，他们稍作研读就能立即判断论证的真伪正误。 很显然，编辑部对武王伐纣这篇论文相当重视，初审之后送了两个外审，但不知我们推荐的三位专家是否被编辑部确定为外审专家。  编辑部原先估计外审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但直到2020年5月中旬还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我给编辑部又发了一条消息，结果依然石沉大海。
等到2020年11月中旬，外审时间已经超过整整一年，我已经没有任何兴趣再等待下去，也没有任何兴趣再向任何学术期刊投稿，于是在头条爆出了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确切年月日的考证结果。有任何专家能有理有据地反驳我们的论证吗？No.Never.None.Zero.有任何专家会公开站出来评议我们的论证吗？我认为，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有。 我公开发布论证结果，一是阻吓任何剽窃的企图，一是要让中国人民了解到——如此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世界级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中华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学术研究成果，以一人之力横扫中外学界的奇迹般成果，居然就这样被怠慢，居然就要这样被无声无息地埋没。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让华夏文明上万年的观象授时绝技重放异彩，遗泽后世；要让千秋万代的人们都能从华夏文明的传统天文历法知识和技术入手，洞彻华夏文明起源、人类文明起源、早期文明流布等万古悬疑。 事实上，如果没有对华夏文明传统天文历法知识和技术准确深入的了解，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确切年月日的千古悬疑永远也不可能解开；而一旦准确深入地掌握华夏文明传统天文历法知识和技术，能够取得的学术重大突破远远超出武王伐纣一个专题——这就是头条读者已经看到我发布的苏美尔文明是且仅是华夏文明、公元前2325年以前的古埃及文明是且仅是华夏文明、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印度河流域古文明是且仅是华夏文明等一系列论证。 但是，《自然科学史》对我们二十八宿研究论文的退稿，以及外审专家的评审意见，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中国学术界在先秦历史研究、先秦天文学研究、夏商周研究、华夏文明起源研究等专题领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进步——因为中国学术界在华夏文明传统天文历法最基础的知识和技术方面一无所知。 我说的这个“最基础的知识和技术”，就是华夏先民用二十八宿为坐标体系测定二十四节气。 首先将外审专家的评审意见全文照录如下，但本文并不打算对这些意见详加评析，而是选择重点展开论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学术地位不劳我赘述，该核心期刊能聘请到的外审专家理所当然也是学界大咖。以我对先秦天文学研究领域的了解，上述评审意见相当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天文学界的一般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评审意见特别强调了山西“陶寺观象台”的重要作用，我自然会想到论文的外审专家肯定是跟“陶寺观象台”有密切关系的学者，比如陶寺遗址考古队队长、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何弩。 至于评审专家是不是何弩，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评审意见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古天文学界的基本认知，即中国古天文学界根本不知道先秦时代“二十四节气是且仅是用二十八宿来测定”。 简单地说，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可二十四节气萌芽于夏商时期，在战国时代基本定型，并于秦汉之时趋于完善和定型。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测定方法，学术界则认为有物候观测法、圭表测影法、斗柄昏时指向标示法，以及从战国时代开始采用二十八宿（十二次）作为坐标体系测定太阳周年视运动位置到达节气点等方法。 江晓原《二十四节气与中国的阴阳合历》一文（载《文汇报》2016年12月6日第012版）认为“二十四节气很可能是从初民对物候的观察记录发展而来的”，后来才使用“平气法”（即将一年时间平分为二十四等分，每一份为一个节气）和“定气法”（即将黄道平分为二十四等分，太阳每行过一份之弧即为一节气）。 可是，二十四节气固然与物候有紧密联系，但仅仅依靠对物候的观测不可能测定阳历年长为365.25日，而先秦古六历，如黄帝历、颛顼历、夏历、商历、周历和鲁历等，都是年长为365.25日的“四分历”。江晓原所述的“平气法”也不是先秦时代的二十四节气测定之法，按《汉书·律历志》所载的“十二次表”（“次度表”），战国时期公元前450年前后显然是用“定气法”测定二十四节气。  有学者根据《周髀算经》记载的日晷影长在一年二十四节气时的规律性变化过程，如“冬至晷长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晷长一尺六寸”等，认为先秦时代二十四节气的确定主要是依据圭表测影。如刘晓峰《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过程》一文，认为“圭表测日对于二十四节气的最后确定，提供了技术上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数据支持”，“古代二十四节气的确定，最主要根据的是从冬至晷长到夏至晷长之间的变化”。 可是，圭表测影也许能测得节气交节的日期，甚至能测得回归年长，但根本无法测定交节时刻。如果圭表测影是测定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方法，则黄帝时代何必“考定星历”（《史记·历书》），帝尧时代何必测定“四仲中星”，战国时代何必记录“十二次”与二十四节气的对应关系？ 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子·天文训》首次记载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名称，而且明确记载北斗七星斗柄指向的有序变化标示各个节气。但是，中外学界从未以此作为二十四节气创设的机制和起源。同时，斗柄指向标示二十四节气到底是什么年代发生的天象？斗柄在节气交节当天的何时，以及如何指向何种特定方位？凡此种种，中外学界从未作出准确、明晰的解释。 例如，陈久金《北斗星斗柄指向考》一文仅含糊地指称，初昏（日落时刻）斗柄指北（子位），“大约是春秋战国时的天象”。其所引“冬至日在牵牛”的文献记载，就是《汉书·律历志》所载“次度表”。冬至日在牵牛，这是公元前450年前后的实际天象，我们用高精度专业天文软件Stellarium复核，这个年代冬至初昏，斗柄并不指北（子位）。 柯资能《北斗昏建研究》一文，认为“昏一般指民用晨昏蒙影结束时刻”，即“日落后二刻半到三刻之间，这时太阳在西方地平面下6°”。他采用未具名的天文软件进行“模拟计算研究”，称“通过对中原地区（以北纬35度、东经115度为代表）BC2697年二十四节气昏刻北斗天象的模拟可知，斗柄昏建方向与节气对应的二十四向基本相合”。 事实上，采用高精度专业天文软件Stellarium复核，河南安阳BC2697年1月11日冬至，无论是以日落时刻16:55（北京时间）为初昏，还是以日落后两刻半到三刻之间为初昏，斗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在或指向子位。 同时，如果BC2697年时先民已能用斗柄指向标记二十四节气，则当时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创设了二十四节气，这与前文所引中外学界的“共识”大相径庭，柯资能对此并未做出恰当说明。  北天十二地支方位 我们用高精度专业天文软件Stellarium反复检测，《淮南子·天文训》所载冬至昏时斗柄在子（北斗第七星摇光位于北天子午线），以及昏时斗柄指向标示二十四节气，是且仅是公元前1550年前后100年内发生的实际天象。（注：这又是我们的重大研究成果，转引请注明出处。） 《汉书·律历志》记载了十二次、二十八宿各宿各度与二十四节气的对应关系（次度表），清楚地表明先秦时代是用二十八宿作为坐标体系来测定二十四节气，各次就是标记节气点的“刻度表”，“日至其初为节，日至其中为中气”。
（注：原文“次度表”中多个节气与后世通行排序不同，引文按现今名称排序。）  二十八宿和十二次 由于该表叙录冬至点在牵牛初度（即从牛宿一到牛宿一度共59′8.25″黄经范围的天区），学界据此推算这一天象发生的实际年代。如刘次沅在其论著《从天再旦到武王伐纣——西周天文年代问题》中认为：“公元前450年，牛宿一的赤经为270°，也就是说，这时最符合冬至在牛初度。”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则根据“冬至点在牵牛初度”的年代推算，认为“十二次制定年代当在公元前430年前后一两百年之间”。 文献记载和现代天文学的精确推算都能证明，战国时期测定二十四节气的核心方法就是以二十八宿为坐标体系测定太阳周年视运动位置。 二十四节气是什么？二十四节气本质上是太阳周年视运动均匀分布在360°黄道上的24个特殊位置。既然先秦时代华夏先民用二十八宿为坐标体系测定二十四节气，那么二十八宿本质上就是一个黄道坐标体系，大家明白吗？ 我的天呐，可是古天文学界长期以来居然一直认定二十八宿是一个赤道坐标体系！赤道坐标体系怎么能测定黄道二十四节气啊我的天！   大家请看“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天文学书大系之一《中国古代历法》的表述，这是学界大咖张培瑜、陈美东、薄树人和胡铁珠等专家的重头论著。 很明显，很遗憾，《中国古代历法》白纸黑字地认定二十八宿的宿度和十二次的刻度都是赤道坐标。 个人专著，如张闻玉的《古代天文历法讲座》，也将二十八宿列为赤道坐标。   二十八宿固然可以用赤道坐标来标记，但用于测定二十四节气的二十八宿是且仅是黄道坐标，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天文学界，乃至世界古天文学界，无一例外全军覆没。 我们的二十八宿研究论文正是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的重大突破，却被外审专家枪毙。意外不意外，惊奇不惊奇？ “次度表”的特别重要性在于，它列举了二十四节气跟二十八宿各宿宿度的对应关系。由于二十四节气交节时刻太阳周年视运动所在的黄经位置是确定的，如冬至太阳黄经270°，夏至太阳黄经90°等，因此根据“次度表”，就可以用高精度专业天文软件核算出“次度表”数据实测当年（如公元前450年）各宿各度与黄经度数的对应关系。 我们选择公元前451年冬至到公元前450年冬至为考察时间段，将二十八宿各宿各度从牵牛初度起点（距星牛宿一）开始，逐度换算成黄经值，得到各宿各度与各宿距星（或某颗恒星）的黄经差值，这样就能精确了解二十八宿的“标尺刻度”究竟如何设置。  二十八宿各宿各度对应的恒星 例如，公元前451年冬至，太阳黄经270°，距星牛宿一也是270°，因此牛宿一就是牵牛初度的起点；故牛宿一度就是增加黄经59′8.25″，是为270°59′8.25″；牛宿二度就是再增加黄经59′8.25″，是为271°58′16.50″；牛宿三度就是272°57′24.75″，牛宿四度就是273°56′33.00″……如此逐度递增依次换算下去，就可以得到当年二十八宿各宿各度的对应黄经值；再用高精度天文软件进行检算，就可以得到各宿各度与各宿距星或某颗恒星的固定黄经差值。 为了进一步研究先秦时代如何标记二十八宿各宿各度，我们还整理出与各宿各度黄经值相同或相近、可以用于标记各宿各度的恒星表。这样一份恒星表有助于揭示先秦时代如何用二十八宿作为坐标体系测定二十四节气。 大家看看，我为什么能精确知道十二次的各个天区（如鹑火）所辖的黄经范围？我为什么能精确知道二十八宿各宿（如房宿）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因为我们精确研究过各宿各度对应的恒星。 如此前无古人的重大研究成果，居然被外审专家给枪毙了，居然被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退稿了。 精确了解了二十八宿“标尺刻度”的设置，我们就能根据宋君荣的思路和方法，重新核算《尧典》“四仲中星”是否为实测，以及实测的确切年代范围。 宋君荣认为：
宋君荣的结论是根据星、昴、房、虚四宿之间的直角关系作出的。 宋君荣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不知道各宿的起点终点到底在哪里，他以为各宿的起点就是各宿的距星，其实不然。例如，宋君荣以为房宿的起点是距星房宿一，可是房宿的正确起点是西咸三，终点在键闭。 如果房宿是秋分点，那么就是秋分点分别在键闭和西咸三的年代范围，也就是键闭为黄经180°和西咸三为黄经180°的年代区间。这是很容易用专业天文软件就能精确测算的小问题。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两位专家赵永恒和李勇推算二分二至在房、昴、星、虚四星宿范围内的年代是为公元前2494年至前2315年。可是，两位专家并不确切了解二十八宿宿度的设置，他们的论文也未列明究竟如何计算。 由于我们首次精确了解了二十八宿宿度的设置，因此在“四仲中星”课题上再次取得前无古人的重大突破：二分二至在房、昴、星、虚四星宿范围内的年代就是公元前2483年——前2316年间；也就是说，《尧典》四仲中星的实测年代就在公元前2483年——前2316年间。 这个结论恰好可以得到文献史料记载的尧舜禹王年断代情况的验证，毋宁说，由于确证了“四仲中星”的实测年代范围，我们甚至将尧舜禹的王年断代千古悬疑也给解决了。
夏朝元年冬至子夜南天天象图 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近二百年来中外学界众说纷纭，但鲜有从二十八宿的具体使用情况来究根探源；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深入研究一鳞半爪的文献史料，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又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重大突破。 我们特别注意到，伶州鸠向周景王叙及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当天清晨的特征天象时，说到二十八宿和十二次是“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意思是二十八宿、十二次及其用于星占的体系是颛顼所创建，帝喾所继承和弘扬。 如前所引，《汉书·律历志》记载的“十二次”起于“星纪”，星纪初是大雪，星纪中是牵牛初，即冬至点在牛宿初度。 我们指出，秦代至汉初使用“颛顼历”，“颛顼历”是“十月历”，以阴历十月为阴历年年首，以立冬为阳历年岁首。如果“十二次”的确是颛顼时代创设，那么星纪初就应该是立冬，星纪中牵牛初就应该是小雪，即牛宿初度是小雪。 牛宿初度的起点是牛宿一，牛宿一为小雪点，即牛宿一黄经为240°。用专业天文软件很容易测算出来，牛宿一为黄经240°，正是公元前2629年。 根据史料文献记载的颛顼和帝喾的王年断代情况，我们从尧舜禹的王年断代往前推，发现颛顼元年恰好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由此可证，我们的推断完全正确，伶州鸠所言真实不虚。
熟悉我头条的读者朋友们都知道，这些王年断代的确证进一步产生了何种“振聋发聩”的重大学术成果——跟古埃及法老的王年断代和法老名号一对比，就发现左彻/峤极就是左塞尔、颛顼就是胡尼，帝喾就是胡夫，公元前2325年以前的古埃及文明是且仅是华夏文明。 行文至此，大家都看清楚了——二十八宿就是华夏先民发明的，“十二次”是颛顼时代创设的，远在公元前2629年以前，二十四节气是且仅是用“黄道坐标体系”二十八宿测定——那么请问：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聘请的外审专家说的“陶寺观象台”，比颛顼时代晚了至少600年的陶寺观象台，究竟是个神马东东？ 何弩在《陶寺中期观象台实地模拟观测资料初步分析》一文中详细讨论了“陶寺观象台”如何测定“时令”，论文堂而皇之地列入了当代巨著《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 “陶寺天文台”到底是个神马东东？何弩根据遗址上的所谓地基轮廓，首先“复原”的“观象台”是这样——11个红砖砌成的方柱，为了防止垮塌，方柱顶上还用水泥板压盖连接。我的天，4000年前的观象台是酱紫滴？ 不知道什么人，大概是嫌这个观象台不够好看，拆了重建，用大砖头砌得十分美观，由于不怕垮塌，立柱顶上的水泥盖板被拿掉了。我的天，4000年前的观象台是酱紫滴？ 这个观象台是干什么吃的呢？何弩研究清楚了，原来是通过立柱之间的缝隙观测日出方位，由此测定20个“时令”。何弩甚至推论，“陶寺历法”应该是“秦汉时期廿四节气的主要源头”。高不高级，厉害不厉害？ 更厉害的是，何弩显然并不知道4000年前二分二至的儒略日日期，他以为跟今天只是相差了一两天呢。还有更厉害的，何弩显然并不知道4000年前二分二至时日出点跟今天也不同，今天的立柱缝根本无法对应当年的日出点，换言之，这么一堆大立柱在4000年前根本无法按何弩的方法观测任何时令。 还有更厉害的，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发布《陶寺史前天文台模拟观测成功举行》的报道：
现在清楚了，陶寺观象台跟天文历法其实没有半根毛线关系，应该更名为陶寺纪念碑或者陶寺里程碑——这是中国古天文学界、考古学界在山西陶寺树立的纪念碑/里程碑，立足陶寺，走向未来，经典地凸显了中国古天文学界、考古学界世界一流的学术能力和学术品质，遗泽千秋，万古流芳。 （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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