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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30年前，江晓原先生曾发过一篇有趣的文章《中国天学之起源：西来还是自生？》，提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西方学者数百年来对中国天学起源的探讨，是与探讨文明起源这一背景完全分不开的”。 但是，江文除了这一有趣的事实，罗列的其他论断都十分无趣，最无趣的在结论部分，江晓原先生认为，“像中国天学的起源这类问题，几乎可以断言是不可能得出确切答案的”。 跟其他中西方学者一样，江晓原先生对于先秦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和观象授时技术体系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最集中地体现在错误地认为二十八宿是赤道坐标而非黄道坐标，也就是错误地认为用赤道坐标可以测定太阳周年视运动的黄经位置即二十四节气。  这个灾难性的错误导致了中外学界根本不知道二十八宿的各宿各度如何划分，起点在何处，终点在哪里，每宿每度占据的天区是什么。换言之，中外学界根本不知道二十八宿如何用，用来做什么。 如此无知，怎么可能探究天文学起源的重大问题？！ 我首先从史料记载和文物两方面入手，精确论证了华夏先民采用二十八宿这个黄道坐标，测定太阳周年视运动位置即二十四节气。先秦时代最晚近的观测实例就是《汉书·律历志》所载的“次度表”，这是公元前521年前后三年间的实测记录，用二十八宿的宿度精确标记了二十四节气。 先秦时代最重大的观测实例，就是《尚书·尧典》叙录的“四仲中星”，这是公元前2485年到公元前2318年之间的实测记录，一举论证了帝尧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477年。 我也早就反复指出，华夏先民采用二十八宿测定二十四节气，远在公元前9177年甲子年以前，而公元前9177年甲子年正好是房宿四星（主要是房宿四和房宿二）为夏至点（黄经90°）的年代，因此房宿成为了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星宿，房宿被称为“大火”，是“天子布政之宫”，“正四时，感天地，通神灵，崇有德，章有道”。  二十八宿是黄道坐标，先秦时代的华夏先民用二十八宿来测定二十四节气，其源头远至遥远的公元前9177年以前——这是我对华夏文明研究，乃至对世界文明史研究的无与伦比的重大贡献——这一结论，怎么不是精确论证了中国天文学乃至世界天文学起源的问题？ 江晓原们岂能反驳丝毫半点？！  从帝尧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477年的论证，我又一举论证了自少昊至尧舜禹等华夏上古帝王的精确王年断代。这个王年断代序列，又恰恰可以根据韩国藏《天象列次分野之图》标记的节气点，精确论证颛顼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由此推导——
岂有任何人、任何机构，能对这个王年断代序列提出丝毫半点的反证？！ 《国语》记载，伶州鸠明确指认，“十二次”（根据二十八宿重新划分的十二个黄道天区）就是“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十二次的首“次”星纪，星纪初为斗十一度，星纪中为牵牛初度，牵牛初度的起点就是恒星牛宿一。既然“十二次”是颛顼所建，颛顼历是十月历，阳历年以立冬为岁首，因此斗十一度必然是立冬点，黄经225°，牵牛初度恒星牛宿一必然是小雪点，黄经240°。 恒星牛宿一黄经240°，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这一事实与前述论证的结果完全一致，颛顼元年必然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  这一论证无可置疑地证明——远至公元前2629年代颛顼时代，华夏先民已经用二十八宿十二次为“量天尺”，标记太阳周年视运动位置即二十四节气。 按中国农业博物馆付娟的论文《二十四节气研究综述》，“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可二十四节气萌芽于夏商时期，在战国时期已基本成型，并于秦汉之时趋于完善和定型的结论”；按清华大学教授刘晓峰《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过程》一文，认为“圭表测日对于二十四节气的最后确定，提供了技术上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数据支持”，“古代二十四节气的确定，最主要根据的是从冬至晷长到夏至晷长之间的变化”——中国先秦天文学研究一至于此，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重建岂能不一败涂地，全盘粉碎？！ 根据少昊、颛顼、帝喾的精确王年断代，对比所谓“古埃及”法老王年断代——
  岂有任何人、任何机构，能对这个斩钉截铁的论证提出丝毫半点的反证？！ （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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