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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10:10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在这里等你 作者：武国屏 师魂永驻爱心在 学子常怀教诲情
——忆恩师任继禹先生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是任继禹先生，三年一以贯之，没有再换别的老师。他，给了我太多的教益，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任老师个头不高，面容清瘦，鼻梁上常挂着一副近视镜，上下身总穿着一袭中山装。他性格开朗，办事痛快，走起路来，常如急事在身，健步如飞。任老师讲课和别人不同。别的老师多是搬着现成的教学参考书，作者介绍、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写作特点，一项不漏地讲下去。他呢，另辟蹊径，总是紧扣文本，突出重点，并尽可能创设情境，启发学生互动，作深入的探究。
比如，讲《雨来没有死》，他在简要介绍日寇大举侵华、全民奋起抗战的背景后，就引导学生通过小说情节，着重分析小英雄雨来的成长环境、个性特征；讲《任弼时同志二三事》，则用以事说人的方法，通过分析所选事件的内涵，揭示革命领袖的道德风范、精神品质，并让同学们学习作者精于选材、以简驭繁的写作技巧。这样的授课，既让学生真正领悟了范文的精髓所在，又让同学们掌握了各类文体的赏析方法，事半功倍，终身受益。任老师最独特的地方是改作文。他改学生作文十分认真，可谓一丝不苟。一个词语，一个标点，都不轻易放过。如果使用不当，他就会一一指出，并帮你改正。在一篇写有关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我在叙述了鲁迅怀着爱心给车夫夹出嵌在他脚里的碎玻璃又送给他一些钱后，写了这样一句：“拉车的怎样地感戴，是可想而知的。”任老师指出“感戴”一词使用不当，并顺手将“感戴”改为“感激”。
在《记本校运动会》一文里，我写自己也报了比赛项目，有这么一句：“重在参与。不管好赖吧！反正咱又不图争第一。”老师将我用的感叹号改为逗号，并加眉批道：“不可随便使用感叹号。”一个时期，我不知受何种“文风”的影响，作文写得拖泥带水，啰里啰嗦，比如，写《“劳动创造世界”图片展览参观记》，开头我就写：“‘劳动’，这个闪光的字眼儿啊，对我们来说，该是多么熟悉！”遇到这样的句子，他不仅大笔一挥，一字不剩地拉掉，还要用红笔写上眉批：“生硬、累赘，情感不真实。”我搜肠刮肚，惨淡经营，自认为得意的好开头，就这样被任老师没有一点商量余地删去了。又比如，在《故乡》一文里，我写道：“1949年，太原解放了，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回到这别了六年有余的故乡。”接下来，要写故乡的变化了，我却故弄玄虚地写了这样几句：“故乡，似乎没有多大改变。不！谁说没有多大改变？”任老师毫不留情地用红笔画掉，并写下“绕弯子的话”几个大字。品读任老师对我文章的修改，我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和功力。他用大红杠画去的地方，全是我文章中冗长累赘、虚泡囊肿的地方。如果说我后来写的文章，还能少一点废话，还能比较地简洁明快，干净利落，应该得力于初涉写作时任老师对我的指点、教诲。这些说的是“微观”。一篇文章改完了，要写批语，要从“宏观”上来评价学生的文章了，他也从不用什么“记叙生动”“说理透彻”“结构完整”“语言流畅”或“病句连篇”“文理不通”“叙事平淡”“认识肤浅”之类的空话套话，而是从你的文章实际出发，高屋建瓴、一分为二地对文章作出实事求是的总体评价。比如前面提到的《故乡》那篇文章，任老师给我写的批语是：“夹叙述带描写，善于运用大众语言，文章一起一伏，变化自如。但有些句子，显得多余，不甚朴素。以后要力加改进。”不仅肯定优点，也指出不足，提出努力方向。从这样的批语里，习作者自会悟出有关写作的技巧、道理，写作能力焉能不日有所进！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一次，他以“我的恋爱观”为题让我们写议论文。这可难住了大家。怎么写呢？
考虑来考虑去，只好没话找话，敷衍成篇。开头，我摆出一副理论家的姿态，煞有介事地谈人生观；人生观谈得差不多了，才谈恋爱观；谈及什么是正确的恋爱观，我又一二三四分条列举其应有之义，由择偶条件，论及人的信仰追求，最后归结到平等互助，共建幸福家庭上来。
这样一篇文章，赚得的评语是：“按议论文来说，本篇组织结构很合体，说理也清楚、明确，认识也中肯。不过既然是谈‘我’的恋爱观，便应该就自己前后的认识，具体地现身说法来加以说明。从本文看，尚不能符合这个要求。”我的天呀！写这样的文章，就初中生而言，本来就力不从心，不好驾驭，还要“现身说法”，要求也似乎太高了一点。且不说我一个十五六岁的毛头小伙还不懂得什么是“恋爱”，还没有真正谈过恋爱，就算懵懵懂懂，情窦初开，有那么一丁点儿苗头、意思，又哪敢写在作文里，公之于众（我的作文经常贴堂）！任老师生性豪爽，乐观豁达，生活中常有出人意料的惊人之举。学校开运动会，他的必报项目长跑，往往成为学校运动会的一个看点。他跑，和别人不同。别人是穿着鞋跑，他是赤着脚跑。四百米跑道，一圈又一圈，一万米呢，有多少圈？同学们兴高采烈，热议不已，不断为他鼓掌、加油。我想，大家从心里佩服的，应该不仅是他的不怕吃苦的精神，更是他的那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性和执着。
他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光说乐器，吹口琴，拉二胡，弹三弦，样样拿得起，放得下。那时候我参加学校的腰鼓队，每逢有宣传任务，任老师总是和我们一道外出。在人多热闹的地方腰鼓队表演之后，任老师总有他的拿手好戏。或口琴独奏，来一曲《歌唱二郎山》；或自拉自唱，来一段《苏三起解》，往往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他才思敏捷，能够根据宣传的实际需要，即兴编出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合辙押韵的新段子来，并当场演出，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时，孝义中学宣传队之所以能够享誉四方，备受好评，我想大概与有像任继禹、冯广澄等这样一支技艺超群、才华出众的组织者有很大关系吧。
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这期间，也许是教务繁忙，我和任老师只有一次难得的会面。那是我担任学校教导主任之后的一个秋日。时近中午，我正准备回家，忽然在校园里遇到了久违的任老师。我问：“任老师，有事吗？”他说：“给孙子送点吃的，刚刚给了他的班主任。”我说：“到家吧，吃顿饭，顺便坐坐。”他点点头道：“好吧。”回到家，我对妻子说：“这是我初中的老师。你调好面，中午吃剔尖。”我出去到附近饭馆要了清蒸鲤鱼、腰果虾仁、红烧肉、过油肉几个菜，回家后又打开多年舍不得喝的瓷瓶汾酒，满满斟了一杯，走到任老师座前说：“让学生敬您一杯，感谢多年来您对我的精心栽培。”我们边饮边聊，话题始终没有离开孝中。从兴建初中到拥有高中，从“文革”期间被迫解散到改革开放以来又焕发生机与活力。交谈的闸门一经开启，话流就如滔滔江水奔涌而出，再也无法关闭。那个下午，我没有课，就这样，我们师徒俩，从午后两点，一直侃到太阳西斜才尽兴而散。2002年8月，孝义中学成立五十周年。孝中一至五班的第一届初中生在孝义宾馆聚会，我又一次见到了恩师任继禹先生。任老脸上虽略显憔悴，比起上次见面来也有些衰老，但精神矍铄，豪情不减当年。在听了校友们的即席发言后，他忆及当年，慷慨陈辞，并为大家清唱了京剧《明公断》 选段。然而，谁能料到，此次聚会竟成了我和他的永诀。其后不久，即传来任老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人，无论长寿，还是短命，终有一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我想，作为一名教师，学识渊博，教艺精湛，当然是重要的；但师德高尚，富有爱心，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不忽略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细节，却是赢得学生尊敬乃至爱戴的更本质的要素。诗人臧克家有句名言：“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们的任继禹老师，就是属于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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