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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红菱艳》里的红舞鞋，像一种魔法，哪个舞蹈演员一旦穿上它，就会一直跳到生命终点。苏秀说：“我们上译厂的人，都好像是穿上了红舞鞋，停不下来。” 几代配音艺术家对工作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奠定了上译厂上世纪80年代在配音艺术领域的高峰。 时间走到21世纪20年代，上译厂用声音搭建的“桥”不仅连接两种文化，“桥”本身也已经成为公认的景点。 ■解放日报记者 沈轶伦 一 “你知道红舞鞋的故事吗？”“我听说过。您再和我讲讲。” “《红菱艳》里的红舞鞋，像一种魔法，哪个舞蹈演员一旦穿上它，就会一直跳到生命终点。我说，我们上译厂的人，都好像是穿上了红舞鞋，停不下来。你知道尚华（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著名配音艺术家，1922-2005）也说过这样的话吗？” “什么话？” “他说，我要死在话筒前。” “……” “他这话，就是和我说的。我记得清楚。有一次，我们俩在厂里聊天，我讲到我童年经历的抗战岁月。那时候，我父亲曾讲，大丈夫当马革裹尸。话赶话说到这儿，尚华就说，我们现在做工作也一样。他接着就说：‘我要死在话筒前。’他说这话，并不是豪言壮语，不是表态，而是……那么谦虚，就好像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不配说这样的话似的。他觉得他在话筒前才有价值，是工作本身的魅力吸引我们。” “没有人逼迫我们穿这双红舞鞋，是我们自愿去穿的。”苏秀坐在阳光下，和我一问一答。倒不像采访，而是抒发。 2020年12月30日，上海入冬后迎来首个寒潮。 申城一天连发寒潮、大风、低温和道路结冰“四黄”预警。迎着刺骨狂风走路，几乎前进一步被风吹着退两步。 但一走入苏秀的房间，室内如春。 这是位于上海郊区松江一家养老院里的单人间。充沛的暖气，隔绝户外寒意，临窗小桌上，主人养的水仙挺拔。如果不去注意窗外树叶狂摇的样子，天气变化几乎是不存在的。 苏秀95岁了。时间也是一种奇妙的屏障。 走到她面前，似乎过去十年或者几十年的变化也是不存在的。她讲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辉煌经历，和那些已经逝去的老友。配音艺术的高光时刻，便又都在她的屋子里回来了。 “苏老师，您能稍微起来一下吗？摄影记者觉得现在这光线太好了，等下错过了可惜。我们过来在窗下拍张照好吗？不好意思，折腾您了。” “没事，我不怕折腾，就怕你们不折腾我。”苏秀说。 我走过去，面对她站着，双手拉起她的双手，希望能帮助她往边上挪两步。 她顺从地站起来，双手拉着我的手，走两步，然后扬起脸说：“嘿，我们现在这样，好像在跳舞。” 她说：“跳舞的人，也许会有觉得累的时候。但红舞鞋是不会累的。” 二 苏秀的这双“红舞鞋”，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穿上的。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或许很难理解，“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和“译制片”这两个词，对一代人的分量。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没有专门的译制片。当时观众观看外国电影，一般通过故事说明书、幻灯小字幕，或是解说员解说，大致了解影片的内容。有个别影院设有“译意风”人员，可以算是同声翻译。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设立了翻译片组，开始了译制片的制作。1957年4月，翻译片组脱离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上海电影译制片厂。 随着时光流转，上海译制片厂翻译的电影类别，也在发生变化：从1950年至1951年，译制的全是苏联影片；1952年至1953年，增加了东欧各国的影片；从1954年开始，着手译制西方以及亚非拉各国的进步影片和由世界名著改编的西方电影。许多影片堪称世界影坛的佳作与名片：苏联的《乡村女教师》《列宁在1918》《母亲》《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意大利的《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法国的《红与黑》《三剑客》《悲惨世界》；美国的《大独裁者》《魂断蓝桥》《音乐之声》；英国的《孤星血泪》《简·爱》；奥地利的《希茜公主》；朝鲜的《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墨西哥的《叶塞尼娅》《冷酷的心》等。 在国门甫开、文化艺术交流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初期，译制片不仅是一种文化产品，而是搭建了沟通外部世界的一座桥。 人们从译制片里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也与异域的青年共享人世悲欢离合。人们为电影里的人物哭，为电影里的台词笑，甚至跟着电影里的人兴起穿着打扮潮流或改变了生活习惯。因此，与其说当时上译厂的配音艺术家用中文翻译了这些影片，不如说，他们用自己精湛的配音艺术，重新定义了这些影片。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工作，也帮助定义了那个时代的文化。 时代造就了译制片的辉煌。当那样一个时代过去，当时的一批译制片也成为超越时间的经典。 像上译厂出品的《追捕》(日本)、《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朝鲜)、《远山的呼唤》(日本)、《苔丝》(英国)、《国家利益》(法国)、《黑郁金香》(法国)、《斯巴达克思》（美国）等，至今被译制片迷们奉为圭臬。 2018年，苏秀更是在92岁高龄荣获“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这是法国政府对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的译制片工作者的工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上海几代译制导演、配音演员集体的致敬。这意味着，上译厂用声音搭建的“桥”不仅连接两种文化，“桥”本身也已经成为公认的景点。 这一切是如何造就的？ 穿红舞鞋的人，在其中的作用又是如何的？ 三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12月初，上译厂将保存的近万件1949年以来的译制片档案收集展出，准备参加由上海市档案局组织开展的第三批市级档案文献遗产的申报评选。 翻开这些泛黄的档案，斑驳字迹和修改痕迹里，可以看见苏秀所说的，当年这一批穿上红舞鞋的译制片工作人员，是如何如琢如磨、如疯如魔推敲字句的。 打开其中一份由苏秀担任导演，由尚华和于鼎搭档配音的法国经典喜剧作品《虎口脱险》的档案。 剧中，淳朴而市井气的粉刷匠奥古斯德，与自视高人一等的指挥家斯坦尼斯拉斯，在种种巧合下走到一起，帮助英国空军脱离德军追捕。在一段并非核心的情节里，指挥家的皮鞋挤脚，他便欺负粉刷匠，怂恿与他换鞋。 这段对话从奥古斯德发现指挥家因为鞋子紧导致脚疼，好心问候了一句后开始： 斯坦尼斯拉斯：既然你这样大方地提出来，我接受（被改为：既然你说得这么诚恳，我同意） 奥古斯德：什么？ 斯坦尼斯拉斯：把你的鞋子借给我（被改为：你要把鞋借给我） 奥古斯德：那么你穿几号鞋（被改为：你穿的鞋多大？） 斯坦尼斯拉斯：跟你的一样（“的”被删掉） 奥古斯德：好吧！（补充一个“给”） 斯坦尼斯拉斯：啊，不错，好多了（被改为：哎哟，舒服了）奥古斯德：哎，等等我啊（被改为：我说你等等我啊） 斯坦尼斯拉斯：来，走吧（被改为：来啊，快走！） 奥古斯德：我总得习惯一下（被改为：这鞋还认生呢！） …… 翻阅档案，几乎每一页上，蓝色的原稿上都画满了红色铅笔和黑色铅笔反复推敲后留下的修改痕迹，字迹覆盖着字迹。 其实，仔细看原文，已经足以能让中国观众理解情节。但经过修改后的文本，口语感更强，节奏更好。微妙的语气变化里，对人物的性格呈现也更丰富。 询问现任上译厂党总支书记陈锦培，能否确认当时是谁参与了修改。 她说，很难确认是谁的笔迹。当时的作品，强调的是集体，所以很少有署名。但可以确认的是，当时大家把正式录音前的准备工作看得很重，从导演、翻译到演员，有时会在这样进棚前的“谈戏改本”会上，为一句台词吵起来，甚至互相争到面红耳赤，以确保在正式录音时精益求精的效果。 今天的电影制作技术，可以将声音分轨。也就是说，不同的配音演员完全可以在各自的录音棚录音，最后编辑合成即可。但在20世纪中后期，受当时的技术所限，配音演员是无法进行分轨录音的。所以，在配音时，所有的主创人员必须都要在现场。一旦有错误，所有人也要一起重录。一旦有火花，所有的人也被彼此带动。这宛如话剧舞台般的交织碰撞，以及蕴含其中地对业务的较真，或许如今难以再现了。 的确是抱着“我要死在话筒前”的心意，这个集体，当时才能有这样的执着。 四 而对文本的雕琢只是第一步。还是以《虎口脱险》为例。 当时，尚华替斯坦尼斯拉斯配音，指挥家有一场带领乐队排练的戏，大量的台词和情绪化的感情，不知道要排多少遍。苏秀记得，那几天尚华的血压一路升高到190，他还坚决不许苏秀向领导汇报，说：“我好不容易抓到人物的感觉了，一休息，感觉就跑了。” “不能让它跑了！”在养老院的房间里，苏秀还这么强调。 那是她和她的伙伴们的共识。 苏秀说：“那时候正式进入配音阶段，一部电影的译制时间，要录三四天，包括对口型在内，也就是五六天时间。那时也不能听耳机，所以台词必须背诵到滚瓜烂熟。因此那几天里，大家会因为过于投入，显得都恍恍惚惚的，甚至不能和同事说笑，闹了很多笑话。” “我们厂原先在梵皇渡路（万航渡路）时，有一次李梓在配音间隙去浴室洗澡，一边洗澡一边把换下的衣服也顺手洗了。等到洗完要离开浴室时，才发现自己根本忘了带换洗衣服，最后只能穿着一身湿衣服走了。童自荣一边想着配音一边走路，还被大卡车撞飞过。在配音时，有时我让这场戏没有台词的演员坐下休息，他们也不肯，宁可不出声地站着，听别人配音。他们说：‘不能坐，怕戏跑了’。” 不仅担任本工的配音演员那么痴迷，甚至偶尔来客串的其他艺术种类的演员——像孙道临、中叔皇、林彬、朱莎、张瑞芳等电影演员，一旦来客串配音后，也都喜欢配音工作。 有一次，曾经为《瑞典女王》配过音的张瑞芳在路上遇见苏秀，还特意问她：“你们怎么不找我配戏了？”苏秀想，张瑞芳是有名的演员，她对译制片厂的同志说这样的话，也许是表示客气。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苏秀又在不同场合听人说起，才知道张瑞芳讲的是真心话——她真想配音。 当时，一位优秀的电影演员每年大约拍三部戏，一个著名话剧演员一年最多也就排两三部戏，而配音演员的创作量是每年二三十部译制片。艺术工作者对这种能体验各种角色和情节的工作感到着迷。 “一会儿是妓女，一会儿是小偷，一会儿又是贵族、是英雄。有时，我们二十几个演员要配出千军万马的效果。有时，我们只有一句台词，但那只说一句台词的人，也是个完整有故事的人，有他的经历、有他的态度。” 在普通人难以接触到外国影片的时候，配音演员因为工作的关系，最先拥抱了世界电影的殿堂级艺术。苏秀说：“向优秀的电影学习如何讲好故事、如何设置悬念、如何把控情绪，向劳伦斯·奥利弗、阿兰·德龙、高仓健、查理·卓别林、格利高里·派克、山口百惠、栗原小卷、罗密·施奈德、凯瑟琳·德纳芙、索菲亚·罗兰等当时素未谋面的一流演员学表演。你说我们是在工作吗？不，我们是在享受。” 苏秀说：“我一直说，我们许多演员不是戏剧专业毕业的，许多人甚至也没读过大学，而工作是我们的大学。” 苏秀至今记得为《瑞典女王》配音时的震撼。当嘉宝饰演的女王决定为爱放弃一切后，却得知爱人去世的消息。她独立船头，海风拂面，没有一句台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表情，让这一幕足以长久地屹立银幕艺术殿堂。 而聆听这样的一份寂静，也让配音演员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五 配音演员忘记自己存在的时候，反而是观众最为他们疯狂的时候。 苏秀记得，20世纪80年代，上译厂还在永嘉路办公时，许多观众会在观看电影后写信来抒发自己的观后感，有的信里夹着红枫、花朵，甚至因为实在喜爱配音演员的声音，而直接写情书给任主角的配音演员。在这些信里，也有一些是写给苏秀导演的。来信者毛遂自荐说：“我的声音特别像刘广宁。” 刘广宁在《生死恋》《望乡》《叶塞尼亚》《冷酷的心》《尼罗河上的惨案》《大篷车》等影片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声音形象，是当时上译厂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之一。 苏秀说：“这样的信，我总是丢在一边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刘广宁了。” 当然，也有人会因为译制片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准度，写信来问：“电影是不是根据你们的中文台词重新剪辑的？” 而最叫苏秀难忘的，是有人写信谈到自己的触动：“我的灵魂是译制片塑造的。” 2020年6月，刘广宁（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著名配音艺术家，1939—2000）去世。 参加了刘广宁追思会的苏秀，记录下了这天同行和后辈们对她的评价： “她人虽去，她创造的角色将永留人间。”“她的声音是上译厂合唱队中一个响亮的女高音。她和其他队员一起创造了上海电影界一道亮丽的风景，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惊人的奇迹。”“几代配音艺术家，对工作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奠定了上译厂80年代在配音艺术领域的高峰。” 还有时任市影协主席的任仲伦说：“上海的译制片是上海电影的骄傲，中国电影的骄傲。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这些优秀的配音艺术家和译制片作品，让人民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促进了民众的思想解放，民族的思想解放。” 六 不过，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人们对外面的世界的了解已经今非昔比。现在的观众还喜欢译制片吗？ 观众渐渐变少的剧场里，穿着红舞鞋的演员不觉得累，但他们如何继续舞蹈呢？究竟还要不要接着跳呢？ 苏秀转身，拿起她的iPad，说到她在养老院的生活：听音乐、玩九宫格、写文章，但最喜欢的还是看电影。在她最近看的几部电影里，有一部是配音的外国电影。演员是她熟悉的优秀演员。可是，戏看到一半苏秀就看不下去了，甚至都怀疑起原片的水准——完全是因为那部片子的配音太差了。 有一次，为上译厂的译制片，苏秀曾接受电视台采访。当时，主持人对苏秀说，你们上译厂当年出品的译制片是上等小牛皮手工定制的皮鞋，又说现在市场上一些粗制滥造的译制片是“草台班子纸糊的鞋”。“观众一眼看过去，并不区分这些译制片和那些译制片，只是直观感受到译制片不好看了。”苏秀说，“而我很遗憾，并没有什么新的可以说给你听了。我能说的，都是我们过去的事。” 如今，上译厂位于上海广播大厦内。大楼外一角有专门为上译厂设置的录音棚。 老厂长陈叙一留下的厂训，还赫然贴在如今的录音棚大厅两边：剧本翻译要“有神”，演员配音要“有味”。 如今的上译厂，不仅为电影配音，也与网络平台合作，和爱奇艺合作完成了影片《爆炸新闻》的译制工作，此外，还与原创动画片合作，甚至为B站里的虚拟主播提供声音素材。这些，或许都会令上译厂元老惊喜：上译厂配音演员不仅让电影里的外国人说中文，还让二次元角色开口说中文。更厉害的是，现在竟让中国演员开口说外语。 在上译厂的录音棚里，电影《唐人街探案2》英语版配音的录制工作正在进行中。录音室里的配音演员对着画面，和录音室外的导演用话筒沟通。这一次，不是一个中文字一个中文字抠，而是在推敲英语。 这源于2020年10月上译厂成立的“对外译制项目组”，启动包括《唐人街探案2》在内的首批10部对外译制电影项目。就像过去将经典的外国电影介绍给中国观众一样，现在，上译厂正通过精益求精的“对外译制”，把中国电影介绍给外国观众。 桥，还在沟通着两边的世界。 虽然桥上穿着红舞鞋的演员换了一批，但红舞鞋的魔力还在。穿上它，便能忘我地去赋予一个角色灵魂，或者说，去注入角色灵魂的行为本身，也改变了自己的灵魂。 苏秀见证过这种魔力。现在，“90后”的上译厂新一代也正见证着这种魔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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