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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一开篇，庄子就以他那汪洋恣肆的如椽巨笔描绘出“翼如垂天之云”的大鹏自北海振翅飞往南溟的一幅宏伟壮观的画面，然后，他笔锋突然一转，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写道：“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控于地而已矣，悉以之九万里而南为？’”之后，庄子在引用汤问棘有关大鹏“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时，又再次提到“斥鴳笑之曰：‘彼且悉适也？’”显然，《逍遥游》中先后两次出现渺小的“蜩”、“学鸠”与“斥鴳”的形象都是相对于堪称庞然大物的鲲鹏而言的。蜩是蝉。学鸠，就是斑鸠。斥鴳，根据前人解释，也是一种类似燕雀的小鸟。后人读《逍遥游》大都认为庄子笔下的鲲鹏寄寓了他对无拘无束、高远博大的自由精神的追求，而蜩、学鸠与斥鴳则表现了他对目光短浅、孤陋寡闻却又自鸣得意的世俗小人的讥讽与鄙视。这种诠释究竟是不是庄子的原意？或者纯属后人的引申乃至再创造？蜩、学鸠以及斥鴳在《逍遥游》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庄子又在其中寄寓了对人生怎样的思索呢？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追溯一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蜩、学鸠、斥鴳这一类形体弱小的鸟雀就变成了胸无大志、见识肤浅的代名词。历史上，第一位借“燕雀”“鸿鹄”以抒怀的，大概是秦代末年被逼得不得不“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陈胜。据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说：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胜是否读过《庄子》，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庄子的《逍遥游》肯定是烂熟于心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对《庄子》一书有如此精到的评价。陈胜的“揭竿而起”最终虽归于失败，但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以及在贫贱时表现出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远大志向，却对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魏晋时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新内涵又被还原到鹏与学鸠等身上。阮修在他的《大鹏赞》中极力把鲲鹏渲染成具有宏图大志、奋发有为的志士，而学鸠与斥鷃则成了目光短浅、鄙俗可笑的凡夫俗子：苍苍大鹏，……志存天地，不屑唐庭。鸴鸠仰笑，尺鷃所轻。超世高逝，莫知其情。唐代酷爱大鹏甚至以大鹏自诩的李白在他的《大鹏赋》中秉承了阮修对大鹏的向往，同时也不忘以轻蔑的口吻奚落学鸠、斥鷃两句。一边是“扶摇上征”“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的大鹏，一边是“莫知其情”、“空见笑于藩篱”的鸴鸠尺鷃。无论在阮修还是李白笔下，无知渺小的学鸠尺鷃都是用来衬托叱诧风云、志向高远的大鹏，表示大鹏的境界是远非凡夫俗子所能企及的。从陈胜、阮修到李白，对学鸠斥鷃一类显然是极为鄙薄的。那么，庄子又是怎么看待这几个普通的小生命的？或者说，庄子到底想用这几只普通小鸟雀的形象说明什么？《逍遥游》中，蜩与学鸠是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它们看到被风驮着的大鹏正借着风力，负着青天南行，不禁笑道，我奋起而飞，可以飞到榆树、檀树上去，就算飞不上去，落在地上也没有什么，何必要劳神费力升到九万里高空然后去南溟呢！假使我们抛却后人加上的释义，仅就庄子这一段的描述来看，难道不觉得蜩与学鸠的形象是多么可爱、生动、真实、质朴吗？它们想飞的时候就飞，想飞多高就飞多高，能飞多高就飞多高，飞不上去、飞累了就落在树枝上、草丛间，耸耸翅膀，抖抖羽毛，和朋友说说闲话，聊聊天，这该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又是多么的悠然自得！显然，蜩与学鸠都不是弄潮儿，它们不需要像鲲鹏那样去“水击三千里”，翻动“扶摇羊角”。它们也从来不去企盼那可以让人直上九天的“大风”。其实，正如蜩与学鸠无法理解鲲鹏一样，需要凭借“海运”的大风才能“图南”的鲲鹏们，又何尝可以理解蜩与学鸠这种自在逍遥的心境！对于志在“南溟”的鲲鹏来说，它们的目光绝不会落到蜩与学鸠身上，因为它们实在太渺小了。而蜩与学鸠却不同。它们周围，司空见惯的都是与自己一样的普通生命。这里没有多少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有的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凡普通生活。因而当它们见到鲲鹏轰轰烈烈的南行之举时，免不了会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评论一番。它们并没有想去改变什么，也无意于比较自己与鲲鹏之间的“高卑”“优劣”。它们只是把对鲲鹏南徙之事作为自己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一份快乐罢了。这，就是蜩与学鸠最真实、丝毫不作假的生活。仅此而已。从庄子对蜩与学鸠的描写，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庄子并不轻视它们。在庄子看来，“其翼若垂天之云”、“其背不知几千里”的大鹏 ，要翻动扶摇羊角，需要有海运的机遇，得等待“积”之“厚”的大风供它骑在背上以“图南”，那是大鹏的事。但是，蜩、学鸠、斥鷃之类的小人物只要能够“腾跃而上”，“数仞而下”，“翱翔“于“蓬蒿之间”，就进入了最佳的“飞之至”的状态。对蜩、学鸠、斥鷃来说，它们既不需要借助外力去“图南”，也不需要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找或者创造“一飞冲天”的机会。它们只要能高高兴兴地居住在适宜自己居住的地方，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就够了。应该说，蜩、学鸠与斥鷃，正是庄子笔下小人物的理想的生活方式，一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所描述的纯朴自得的生活。如果说，学鸠与斥鷃的表白还不足以充分说明庄子对安于所居、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的期冀，那就让我们再看一下庄子紧接着又说了什么：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这就是说，去郊野的人，只带三餐的粮食回来肚子还会很饱。去百里之外的地方，得花一夜的时间准备干粮。而行千里的人，就要用三个月的时间筹措食物了。这几句话的核心是说人都是根据不同的生存需要而活着的。既然前边已经说明蜩与学鸠的生活范畴就局限在“榆枋”“蓬蒿”之间，那它们只要能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翱翔”，也就足够了，也就达到了“自得其乐，自得其所”的自由境界。这一段话中的“之二虫又何知”，历来被认为是庄子用反问句表示了对蜩与学鸠的否定。其实，这个问句应该理解为庄子是说这两个小生物又怎么可以知道大鹏的事。特别庄子的这句感慨，不是接在“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之后，而是接在谈“适莽苍者”，“适百里者”，“适千里者”之后，显然是要说这两个小生物与那些备粮行路的人一样，由于它们只是生活在“榆枋”之间，从来不需要大张旗鼓地等待“海运”，自然也就无从理解鲲鹏为什么要“南徙”，甚至认为鲲鹏根本就没有必要“南徙”了。而且，从行文的角度来说，这一反问句还起着语意的过渡作用，以便引出下面的一段议论。庄子是这样回答 “之二虫又何知”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后人多认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进一步表示了庄子对于蜩、学鸠与斥鷃的否定，这里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不及”二字。其实，“不及”并非很多人所理解的“不如”，表示孰优孰劣，是“大知”优于“小知”，“大年”优于“小年”的意思。庄子真正要说的是，事物的秉性、人的天赋有所不同，智慧有大小，寿命有长短。由于自身的限制，小智不可能追及大智，小年也不可能追及大年。人活着，就应该随遇而安，自在随缘，凡事不当强求。由此，我们可以说此处对“之二虫又何知”的回答非但不是对蜩、学鸠与斥鷃的否定，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庄子通过“小大之辩”，表达了对“小”的肯定。庄子说，朝生暮死的菌类不会有月终月初的概念，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蟪蛄自然也不知道世上还有春天与秋天。与朝菌蟪蛄相比，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的大树“冥灵”，当然是大年，但是与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相比，冥灵又算不上大了。这里庄子说朝菌，说蟪蛄，说冥灵，说大椿，其实都不是重点，庄子的真正要说的还是人。彭祖，是传说中的长寿者，据说活了八百岁。想长寿的人都将彭祖的八百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但是和冥灵、大椿相比，彭祖又算什么呢？说到这里，庄子不禁感慨道：“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就是说，那些不顾自身情况，一味求“大”而轻“小”之人，不是也很可悲吗？！郭象为《庄子》作注时忍不住议论说：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悬也，比于众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众人未尝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极也。苟知其极，则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尝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羡大，故举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羡欲所及，则羡欲之累可以绝矣。夫悲生于累，累绝则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郭象解释的是《庄子》，抒发的却是他自己对人生的体验。人世间，大知与小知，大年与小年，相差悬殊如此之大。如果人总是把自己的期望值设得过高，总是以小羡大，悲剧就在所难免。可叹的是，很少有人会“以大欲小”，人世间最常见的就是小的羡慕大的，穷的羡慕富的，地位低的羡慕高的。因而那“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生于此，则安于此的蜩与学鸠，怎么会是庄子讥讽的对象呢？从某种程度上说，庄子用夸张的笔墨写大鹏，却用极其细腻写实的笔法描述贴近于人世生活的活泼泼的蜩与学鸠，应该看作是一种对蜩与学鸠的肯定。在《逍遥游》中，庄子三次描写南徙的大鹏，两次说到蜩，学鸠与斥鴳。在描写鲲化为鹏，翻动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时，庄子着力渲染的是鲲鹏展翅时那宏大超凡的气势，但在描写学鸠、斥鴳时，却着力于表现蜩、学鸠与斥鴳对自己生活的满足：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 此小大之辩也。汤是商代明君，棘是商汤时博学多闻的贤人。汤视棘为师。这一段中关于鲲、鹏和斥鴳的记述，应该都是汤问棘的话。庄子引用这一段故事要说明什么呢？成玄英说其中“深有玄趣”。这“玄趣”就是这里的最后一句：“此小大之辩也。”在此之前，庄子已经发表过“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议论，而且在引述“齐谐”之言后，还特别说明“且夫水之积也不厚，故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这里的大舟与草芥，朝菌、蟪蛄与冥灵、大椿，彭祖与众人，其实同鲲鹏与蜩、学鸠、斥鴳等一样，其核心就是“小大之辩”。庄子认为世间万物不但在形态上存在着大小的不同，事物的特性也存在大小的不同。但是，庄子的目的并非通过“小大之辩”来贬小褒大，比较大与小的高下，而是要通过“大”与“小”之间的强烈反差，说明精神自由才是突破一切自身束缚的途径。这就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所以，在庄子看来，鲲鹏与蜩、学鸠、斥鴳之间虽有“小大”的不同，但如果能保全自我的天性，凭借自己的力量，不借助外在依托，自由自在地活着，就实现了自己 的生存目的。蜩、学鸠、斥鴳翱翔于蓬蒿之间，是蜩、学鸠与斥鴳的天性。大水可以负舟，是大水的天性。万物都安然地存在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就可以保全万物的天性。也就是说，人生在世，只有安于天性，才不会受外界所累，也才不会被外物所伤。只有这样，人世间才不会有这么多的悲剧。在这一段短短的描述中，庄子一连两次写了斥鴳的疑问：“彼且奚适也”，意思是“他们到底要去什么地方？”这并不表示斥鴳羡慕大鹏，嫉妒大鹏，而只是由于对大鹏“南徙”的不解而产生的发自内心的疑问，其中透露出的是斥鴳对自己惬意生活的满足。“知足常乐”，这就是学鸠与斥鴳的生活。庄子的哲学是人生哲学，说的是人处于乱世，如何求生的处世哲学。庄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 “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的乱世。庄子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告诉人们在这样的乱世应该怎样活着。庄子在《逍遥游》中屡次写到鲲鹏与学鸠、斥鴳，实际上是在写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如果说，大鹏展示的是那些想做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人的人生态度，那么，学鸠与斥鴳就是生活在人世间的平民百姓的生活写照。所以，庄子在做了这一系列看似荒诞无稽、离奇怪异的描述之后，终于将大鹏、学鸠与斥鴳等落实到了人世间：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庄子认为，那些智能可任一方之官、行为可顺从一乡之情，品德可符合一君的要求而才能可以赢得一国信任的人，自己看自己，就如同学鸠与斥鴳“抢榆枋”、“腾跃而上数仞”一样，也是如此。按照郭庆藩《庄子集释》的解释，“而征一国”中的“而”是“能”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些有“知”，有“行”，有“德”，有“能”的人，彼此之间其实没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他们之间的不同不过是展翅于九万里高空还是翱翔于蓬蒿之间的区别而已。而宋国的贤人宋荣子对这些人的态度就像学鸠、斥鴳讥笑大鹏一样，“犹然笑之”， 因为宋荣子的人生态度是“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所以他无法理解这些有“知”，有“行”，有“德”，有“能”的人，为什么受到赞扬褒奖就会更加努力，而受到批评责难就会变得沮丧。对宋荣子来说，处于人世间，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是内、外、荣、辱，只有把握好其间的度，才能“游刃有余”。这与庄子所阐述的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基本法则有相通之处，但在庄子看来，这种人生态度不过是最基本的保全自己性命的生存之道，还远远没有达到他所推崇的最高的逍遥境界。《逍遥游》讲的就是“逍遥游”。但是究竟怎样才是“消遥游”呢？后人的解释众说纷纭。有人说，大鹏是逍遥游，而蜩、学鸠、斥鴳则不是。也有人说，大鹏、蜩、学鸠以及斥鴳都不算是“逍遥游”。更有说，大鹏、蜩、学鸠还有斥鴳都是“逍遥游”的。那么，到底哪一说才是庄子的原意？还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庄子自己是怎么说的。紧接描写宋荣子之后，庄子又推出了另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与鲲鹏、蜩、学鸠、斥鴳，以及“知”者，“行”者，“德”者，“能”者还有宋荣子等等相比，列子能驾风而行，“泠然善也”，不为物累，比宋荣子等似乎更高了一筹，但在庄子看来，他 “犹有所待者也”，还不是“无待”。郭象归纳出的“有待”与“无待”这两个概念是理解庄子逍遥游思想的钥匙。什么是“有待”？“有待”就是有所依赖，受外物的拘束与限制，因而得不到精神的绝对自由。而“无待”就是说无所依赖，精神上完全无拘无束，不受任何外在事物的局限而获得的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这种“无待”的境界就是庄子推崇的最高的逍遥游境界。只有达到这个境界的人，才能“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可见，真正的逍遥游就是一种不受拘束、不为外物所束缚的精神自由，其中包括人生的三种境界，或者说是三个层次，这就是“无己”，“无功”，“无名”。“名”是名誉、名声，这是人生的拖累，也是人很难勘破的一关。如果人能放弃了名，或者有名而不居名，达到“无名”，那就是圣人。这是逍遥游的第一层境界。“功”是成就、功业，如果人放弃了建功，或者建功而不居功，忘了功业，达到“无功”，这就是“神人”。这是逍遥游的第二层境界。“己”是自我。人最难抛却的就是“自我”。人如果抛弃了功，抛弃了名，一切顺应自然，扬弃为功名束缚的自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达到“无己”，那就是“至人”。这是逍遥游的第三层境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庄子心目中，“有待”与“无待”并非像后人理解的那样是截然对立的。“有待”与“无待”，实际反映了庄子对人的形体的活动、生存的“有待”与人的精神自由的“无待”的一种独特的思索。作为物质的人，躯体的人，任何人都只能存在于一个真实的有形的生活环境中，因而都会由于形体的限制而“有待”，但是如果在精神上打破各种外物的束缚，抛却一切外在的功名利禄，把自我与天地精神融为一体，那就进入了“无待”，就获得了一种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精神自由境地。用这样一种标准来看，蜩、学鸠、斥鴳虽然形体上仍有所待，仍不能做到“无己”，但比起需要倚仗“六月海运”而南行的大鹏来，似乎享受了更多的“无功”、“无名”的自由。“无己”、“无名”、“无功”是庄子笔下最理想的三种人生态度，或者说是三种人生境界。可是，理想毕竟只是理想。在《逍遥游》中，庄子虽然那么动情地描绘了他的人生最高境界，渴望自己能靠“吸风饮露”生活，但在现实中却是不可能的。庄子可以不做漆园吏，不做楚国相，可他还得活着，得靠编草鞋换钱度日，得跟监河侯借钱，得蹲在河边钓鱼为生。所以说，理想不等于现实。连庄子都不可以达到他所推崇的理想境地，那么，相对而言，蜩、学鸠、斥鴳的生活就更为现实，更能为人所接受，也更接近于现实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了。因此，把庄子《逍遥游》中蜩、学鸠、斥鴳说成是庄子所鄙薄、蔑视的对象其实是后人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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