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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浦顿 1987年，布罗茨基以美国诗人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时距离他从苏联流亡到美国已经15年了。这15年来他一直用俄语写诗，时而用英语写散文。他为一些流行杂志写稿，比如巴黎的《Vogue》，当然还有美国的《纽约客》，这些文章，让他成为一位相当流行的作家。 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就是《悲伤与理智》，也是当代英文世界最畅销最优秀的散文集之一。布罗茨基的风格是尖锐而深刻，但我在此想谈的是，他其实是一个相当天真的人，尤其是当他谈到读书的时候。 比如，他曾劝到美国演讲的捷克总统，回国后在杂志上连载托尔斯泰、狄更斯这些文豪的作品，这样将会造就“理想的国民”；他当选美国桂冠诗人，在发表演讲时，从头到尾都在建议美国的私人出版社大量印行诗集，印个几百万册，以2元一本的价格卖给读者，如果卖不掉，就库存起来，卖个几十年。（《一个不温和的建议》） 他这样呼吁，是基于他的个人经验——布罗茨基极为崇拜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他那些被译成俄语的诗作极为出色，我非常想结识译者，同样也非常想看到原作。”后来他得到了一本诗集原作，其中一页上有一只巨大的军靴留下的鞋印，书的扉页上还盖着一个图章，图章上的字样为“斯塔拉尔3B”，那是二战期间位于法国某地一座关押战俘的集中营。 这就是一本诗集最终找到其读者的例证。很可能的路线是：美国大兵、集中营、德国士兵、苏联士兵……诗集要做的事情就是时刻待在旁边，否则它不会被踩到，更不可能被捡起，最终来到布罗茨基手里。 这样的事情，对布罗茨基的成长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他在诺贝尔奖演说中说：“一个带有趣味，其中包括文学趣味的人，会较少受到各种政治煽动形式所固有的陈词滥调和押韵咒语的感染；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越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 要获得这样的趣味，布罗茨基认为唯一的路径就是读书。“与一个没有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就是读到这句话，让我认为他是天真的，但同时也被他的天真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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