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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中后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遭遇苏东剧变的重大挫折，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不但抵抗住了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攻势，还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获得了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其中当然与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但党之所以能形成异于他党的正确领导思想，能否说是与中华民族所独具的某些特质相关呢？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个特质是什么呢？个人认为，这个特质就是中华民族一贯的集体意志，而且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集体意志必以中华文明独具的文化为载体，以一贯的天人合一为终极追求，最终全部落在各家各派通用的一个“道”字之上。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道在中华文化框架内潜意识地追求自己天人合一的生活，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正因为这个追求在理论的最高处与马克思主义同质化程度很高，所以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获得持续深入发展。 都说中华文明最早成型在春秋战国时代，因为那时的百家争鸣为随后中华两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打下了坚实的政治、领土和文化基础。但我认为，当时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候争霸史，其惨烈度和恢宏度丝毫不亚于近现代西方的两次世界大战，只不过在结果上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实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大一统，而欧洲却依然整体分裂，虽然好不容易弄出个欧盟，结果却处处受制于美国政治。从区域文明整合能力来说，显然是中华文明更早熟。 中华文明的早熟还表现在《道德经》对道的概念的系统表述上，这个概念帮助中国人建立起了系统且朴素的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如果把《道德经》蕴含的天人合一理念理解成朴素的天下一家情怀，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寻根于盘古开天神话把我们的文明成型期提前——排除了礼制的阶级性，我认为中华文明的哲学系统提前到西周时期亦不为过，因为春秋战国的各家各派多派生于周王室崩解的职能部门。 但我更想说的是，如果《道德经》不是老子个人凭空思考出来的，那么体现在远古神话中的天人合一理念便足以证明中华大地的原始文化先民从来就没因盲目崇拜神而盲目否定人本身，所以我们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道的概念体系成熟于老子，而且绝对是对远古中华文明高度概括的结果，这与老子作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身份也算相衬。最终我想要说的是，是源自远古的道的概念体系中高度抽象辩证的正反合式思维模式统合了中华民族，进而通过中华民族恒久的宽厚与包容展现了相对其他文明的独特先进性。 我认为，中华文明这种先进性直到西方文明孕育出马克思主义才可以与之媲美一二，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终极性上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理念一致，但它仍不能完全克服西方哲学唯物与唯心两派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这种文明属性先天分裂的比较劣势必然导致西方哲学的精细化发展史注定只能在更大的历史框架内为补强中国传统哲学打基础，然后再形成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干的新哲学体系主导的人类文明整体终极融合之路。 这样一个新哲学的形成需要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必须承认中国传统哲学正反合式思维方式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先进性，唯其如此才能彻底解构西方哲学的整体分裂性，因为只要不能解构西方哲学的先进性，基督教帮助西方政治愚民的枷锁便无法解除，人类文明便无法在主导文明中彻底排除虚无的神的干扰而继续走歧路。 循着哲学常识化的思路，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相对西方哲学在整体性上的比较优势。如此争得哲学话语权之后，西方政治与哲学的所谓领导地位将在自乱阵脚中不攻自破，文明主导权的转移便是水到渠成。 我只管解构人类文明，至于如何具体说服西方人，好像不是我这个白丁儿的事儿，下面让我们在回看中华文明演进史中寻找解构西方哲学的可能逻辑。 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动辄发动上百万人规模的战争，一次战争坑杀的士兵就可达几十万，其残酷程度不亚于二战中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所以我想说，正因为有人性恶到如此极致的经验，所以才让中华文明在沽名钓誉的周礼破败之后又重新回到总体秉持人性善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基因，而西方文明在主导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整体文明虽然也获得了进步，但作为战后主导者的双霸主，美国政府依然在实质上是个极尽虚伪的霸权国家，曾经的苏联更多有罄竹难书的劣迹。人类文明的终极进步怎么看都指望不上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 回头再看春秋战国后的儒家之所以能获得一家独大的地位，其实与儒家六艺思想杂合其他各家思想精华有关，这种整合与孔子“吾从周”的理想直接相关，所以儒家才能将周以后分裂各家的思想进行整合。 我认为，这种整合的文化根基就是天人合一理念下的天下一家情怀与逻辑，欧美文化中的自由观在理论上或可与之媲美，无奈西方政治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赤裸裸的傲慢严重限制了人类整体自由的提升效率，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只要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不破产，国际政治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便不可能实现。 反观中国传统由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国历史，除了与打上门来的敌人做过无数次殊死搏斗外，从不屑于在国与国交往中以大欺小。今天的中国政治不但渐渐找回了这种政治自信，而且还有了更多积极于文明整体进步的可为举措，我们凭什么不为之骄傲与自豪呢？！ 在这种文明复兴的节奏中，我们又必须清晰发现中华传统文化中某些不利于封建统治的革新要素被传统政治扼杀殆尽，从而让中华文明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渐趋保守，渐失自我更新能力。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用科学装备的武力进攻导致我们彻底丧权辱国，才被动开启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复兴之路。 其间代价虽大，用《道德经》中的理论视角看，这些都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是民族文化恢复自我更新能力与重新走向繁荣与强大所必需付出的成本。这种天地不仁的境界与情怀只有常识化地普及开来，《道德经》中蕴含的哲学整体性才能真正弥合西方哲学的先天分裂，我们的新文明融合路才能走得轻松。反之，任何基于历史的惨烈而生的抱怨都只能算是无知的伪哲学和思想洁癖现象，于文明进步不但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极尽消极。 从哲学史的走向看，中华文明天下一家的情怀必然大有作为，因为西方世界通过野蛮殖民史塑造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最终只尴尬了西方文明自己，因为比较于中国传统文明，没有政治和文化一体化配套的经济一体化明显不符合人心向善的文明内在追求，所以中华文明上位于未来文明发展的主导地位是人类文明整体终极融合的必然要求。 所以，从人类文明继续融合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必然同时担负着为全世界人民谋福祉的历史重任——共产主义的实现才是人类真正融为一家之时，人类才能不再有无谓的纷争，才能尽弃人性之恶，求得至善。 所以，我们必须用新视角把之所以只能由中华文明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身文化特质想清楚和说明白，这样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在全世界推广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有这样认清自己，才能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结出更丰美的硕果。所以中国哲学必须要首先论证清楚中华传统文化确实具有相对于西方文化的文明比较优势所在。 有人说，“中国没有形成新的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并因此导致改革和建设中有很多矛盾得不到有效化解。我可以有条件地接受这个客观事实，因为我从说者的表述中看到了更多求全责备的动机，因为任何一个文明在自身框架内都一定自成体系，反而在人类整体文明内，根本没有哪个分支文明是完备的，所以人类文明间才有了互补性。 近现代文明通过野蛮殖民使文明的互补达到了最高潮——全球一体化，其中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一体化。无奈西方文明用殖民全球的原罪只实现了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便在政治和文化一体化方面无能为力了，因为那显然不符合垄断资本的利益最大化，所以这个历史使命只能交由其他文明完成。 放眼四顾，具备这个能力的，当然只有中华文明了，而且中华文明也已经现实地实现了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美融合。如此一来，文明主导权的转移最终靠什么？政治角力？不全是，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所以中国当代哲学必须要在哲学史上有新的大作为才行——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性彻底解构和主动弥合西方哲学的先天分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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