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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丈夫嫌弃并家暴,秋瑾到婆家断交、借钱,事后发现她的做法高明

2021-02-23  历来现实

1907年正月新年刚过,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秋瑾来到自己的婆家——湖南双峰县荷叶冲。

她这次到婆家来,是办两件事:

一是要跟婆家断绝关系,因为她和丈夫的感情三年前就已破裂。

二来,是要向婆家借钱,为推翻清廷购买枪械。

没有多费口舌,公爹王黻臣就给了她数千金。

秋瑾接过钱来,转身告辞。

在当时的数千金,绝对是一笔巨款。以至于秋瑾离开时,乡亲们无不骂她没良心——“乡里亲友,莫不骇怪,认为疯癫,而加以唾骂”。

秋瑾真的从婆家拿走一笔巨款吗?

秋瑾弟弟秋宗章在著作中证实过此事:

“迨光复会(“会”为“军”之误)组织成立,筹饷购械,难以为继。……先大姊目击心伤。……专赴湘潭,孓身至王宅,时子芳宦京未返,君舅健在,谈及,悉姊近况,即畀数千金。”

秋瑾为什么跟丈夫感情破裂?秋瑾既然决心跟公婆断绝关系,为什么还问婆家借钱?既然要断绝关系,公公为什么还那么慷慨?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秋瑾的婚姻说起。

秋瑾是湖南湘乡人,跟曾国藩是老乡。

1896年,秋瑾与当地巨富王黻臣的公子王廷钧结为伉俪,媒人是曾国藩长孙曾重伯。

曾重伯和秋瑾父亲秋星侯、王廷钧父亲王黻臣都是密友,对王廷钧知根知底,说明二人是非常般配的。

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当时秋瑾21岁,王廷钧年仅17岁,婚后的王廷钧一方面帮助父亲打理义源当铺的生意,一方面发奋读书。

当时二人的关系跟所有新人一样,夫唱妇随、如胶似漆。

王廷钧侄子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一文中说:

"我家原住湘乡荷叶神冲。我四五岁时,看见秋瑾婶母来我家,她每天在我母亲房里看书,不出大门。”

两人的感情出现变故,源于后来丈夫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王廷钧用钱捐了一个清廷户部主事的京官,赴京上任。

妻子秋瑾带着3岁的儿子王沅德一同前往。

因为丈夫是朝廷命官,清廷还诰封秋瑾为“恭人”。

在清代,四品官的夫人就具备被封为“恭人”的条件,从“恭人”的字面意思来看,至少她得是个宽厚谦恭的人,这就说明秋瑾人品不会差,另外至少说明他们夫妻感情在当时也一定还不错。

可是这一切随着女儿出生,悄悄发生了改变。

到京城一年后,女儿王灿芝出生。

女儿的出生没有增进二人的感情,反而让他们感情出现裂痕。

因为当时儿子才四岁,女儿的降生让秋瑾更加忙碌,精力被分散,要照顾两个孩子,分给丈夫的爱就少了许多。

也就在这段时间,秋瑾感到,夫妻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也难怪,王廷钧当时20出头,风华正茂,又是朝廷命官,整天应酬不断。

面对花花世界,有几个人能经得起诱惑?

秋瑾心细如发,非常敏感,面对丈夫的变化,心知肚明。

秋瑾才貌双全,何等高傲,对于丈夫的冷落,自然不会像封建社会的女子那样逆来顺受,打掉牙齿往肚里吞。

一心操持家事的秋瑾开始有情绪了,在写给朋友唐群英的信里,她抱怨说:

“我在他(王廷钧)眼里算什么?不过是一个侍女罢了。”

1903年中秋,王廷钧让秋瑾在家中做饭,说是有朋友要来做客。

秋瑾做了一桌菜,左等右等,不见人来。

原来,丈夫走到半路,被朋友拉出去喝花酒,一宿未归。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秋瑾终于爆发了。

她一怒之下,就穿上男装跑去戏院看戏。

王廷钧听说后怒不可遏、大发雷霆。

要知道这种行为在当时这是大逆不道的,他一个饱读诗书、满脑子封建礼教的人如何能等闲视之?

于是秋瑾回来之后,等待她的是丈夫的一顿臭骂。

王廷钧在气头上,什么话狠说什么——“伤风败俗,不知廉耻、败坏门风”。

秋瑾长这么大,爹妈视她若掌上明珠,何曾遭遇过此种待遇,据理力争,顶撞了丈夫。

王廷钧哪肯示弱,一怒之下,就打了秋瑾。

秋瑾遭遇家暴后,头也不回走出家门,直接到朋友家去了。

后来,经过好友调解,王廷钧也认了错,秋瑾这才回到家中。

可是镜子破裂之后,再努力复合也不会完美如初。

秋瑾夫妻的感情,也像覆水难收,破镜难以重圆,再也回不到从前,甚至越来越淡,陷入冷战中,晚上不再在一起同床共枕。

其实二人的矛盾,也是新旧思想的交锋。

秋瑾在家的时候,就是个思想做派新潮的女子,到了北京遇到挚友吴芝瑛后,更加变本加厉。

吴芝瑛的丈夫廉泉,是王廷钧同朝为官的同事,跟他还是近邻。秋瑾跟吴芝瑛朝暮相处,遂成为至交。

她们共斥清廷腐败,同抒报国情怀,还结为姊妹。

1904年2月,秋瑾在给吴姐的订交《兰谱》(现藏浙江省博物馆)上写道:

“跨马担簦,乘车戴笠,贵贱不渝,始终如一”。

在一次聚会中,吴芝瑛挥毫题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了好姐妹秋瑾:

"今日何年,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世纪新元。"

秋瑾和吴芝瑛相互影响,人生观发生了变化,直奔女拳而去。

秋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

看到这些,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秋瑾的思想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而丈夫还停留在原地。

王廷钧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觉得女人应该相夫教子、贤惠居家。

而秋瑾则受新思想的熏陶,觉得男女是平等的,有权力追求自由。

两个人思想观念的水位不同,碰撞与冲突便在所难免。

秋瑾为了追求独立,决心东渡日本留学。

王廷钧一开始竭力反对,但秋瑾主意已定,他只能无奈放手。

在王廷钧看来,秋瑾这样做,等于跟自己公然宣布,你我分道扬镳吧。

他板着脸说:

“你执意要走,我也拦不住你。但是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盘缠,路费自己解决!”

1904年,秋瑾东渡日本,赴东京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

秋瑾到日本之后,夫妻关系彻底凉凉,她对丈夫也彻底失望。

她在给哥哥秋誉章的信中说:

"子芳(王廷钧)之人,行为禽兽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

"况一年之久,未通一函,闻早娶妇矣。"

秋瑾在异国他乡,内心的某个角落里,自然也是需要丈夫来信安慰,可是王廷钧连封信都不屑去写,可见缘分已尽,秋瑾甚至怀疑王廷钧已经身边有人。

既然夫妻感情破裂,王廷钧也不会在经济上资助秋瑾,秋瑾手头拮据,被迫回国。

不过她回国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她在日本留学两年,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她在那里结交了周树人(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等仁人志士,受他们影响,树立了推翻清廷的雄心壮志。

1907年正月,秋瑾最后一次回夫家,此行的目的就像文章开头交代过的那样,向公公借钱用于革命事业,二是与婆家人彻底断绝关系。

对于秋瑾的行为,当时乡里亲友非常不了解,认为秋瑾这个知书达礼的媳妇,变得冷漠无情、不可理喻。

其实,秋瑾跟婆家人的关系很和谐,公婆对她也非常好。

要不然,公公岂会给她一笔巨款?

秋瑾这样做,从某种角度上说来,还是为了婆家人好,是非常高明的做法。

因为她已经投身革命,革命需要流血,随时会牵连他人。为了不连累亲人,只能下狠心跟他们断绝关系。

可是秋瑾的良苦用心,乡亲们如何能理解?

告别夫家,秋瑾应徐锡麟的邀请前往浙江山阴的大通学堂,担任督办,这也是她生命的最后一站。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秋瑾被叛徒出卖被捕。

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32岁。

秋瑾在次日的口供笔录中有一句话非常感人:

“丈夫王廷钧向与妇人不睦”。

我们的感情早就破裂了(潜台词自然是——我做的事与他无关)。

此时的王廷钧人在哪里?

王廷钧早已辞官,待在老家。

他的朋友回忆说,秋瑾牺牲后,王廷钧如梦初醒。

人们常说,失去之后才知道去珍惜,此时的王廷钧难免也念起秋瑾的好,一日夫妻也有百日恩嘛。

“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1909年),葬潭邑”。

其中一句“病延两载”,往前推两年,应是1907年起,王廷钧就患病了,正是秋瑾被杀害当年。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非常关心一个问题——秋瑾牺牲后,她的婆家人是什么反应?

秋瑾就义,王廷钧去世后,婆婆屈氏感念秋瑾,安排孙子王沅德去绍兴迎还母亲灵榇。

1909年11月,王沅德到绍兴,陪伴母亲灵榇启程,经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四省进入湖南,历时将近一个月来到湘潭。

“烈士遗骨由王廷钧以其子沅德名义,迁葬于湘潭之昭山”。

1912年5月,经湘、浙两省商定,烈士遗骨又复葬杭州外西湖西泠桥畔。

按照当地习俗,在外面非正常死亡是不能葬到祖坟的。再说了,秋瑾是革命党人,当时的江山还是爱新觉罗家的,这样做自然冒着很大风险——这足以说明王家始终没有把秋瑾当外人。

秋瑾夫妇先后去世,屈氏含辛茹苦将孙子、孙女拉扯大,将他们抚养成人。

秋瑾儿子王沅德,后来成为湖南工商界名人,解放后担任湖南文史馆任秘书。

女儿王灿芝曾经在美国留学,1930年学成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她曾经被美国航空界誉为“东方女飞将”。

关于父母的感情,不管外界如何传言,王沅德和王灿芝兄妹都觉得父母之间是有真爱的,他们之所以分道扬镳,无非是时代的悲剧。

对于秋瑾来说,鱼与熊掌既然不可得兼,为了大家舍弃小家,虽为艰难抉择,亦是情非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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