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骆秉章故居旧址，翻修光禄大夫家庙 中国之内，恐怕再难找出如此巧合且富于戏剧性的一对老乡：骆秉章与洪秀全同籍花县（今花都区），前者在花岭村，后者在官禄布村，两家直线距离，不超过10公里；但就是这对同乡，一个半世纪前，指挥着两个对立的阵营，以中国南方数省作舞台，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展开你死我活的生死角力。 一中国是多民族聚居，广东省是一个土、客杂居的地方。广州花县（今花都区）土、客人口接近三比一。 花县的土著指广府人。广府人祖辈世代繁衍生息在脚下这片土地，是原住民；客家人则是从中原一带迁徙而来，他们靠着占领土著尚未涉足的土地，落户安家，成为“新民”，繁衍家庭，发展家族。 因为土地、资源有限，广府人与客家人针对山、土、田、水、市场时常发生争夺，肢体冲突在所难免。在封建宗法的家族时代，土客之间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最糟糕的时候，成千上万人打群架。 客家人属外来移民，人单力薄，天然势弱，因之自我保护意识尤其强。在福建、广东两省，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客家人为保护家族利益与安全而建造的那种四面合围的高墙深院，墙壁里安插专供防御用的刀、枪、箭，二十四小时监守。客家先祖不远万里迁徙到广东，凭双手无中生有，建屋造人，既忙生产，又忙战备，生存艰难，可想而知。 骆秉章在花县属广府人。因为是土著，历代繁衍、积累，家境十分宽裕，虽然科场不顺，但有条件一直考，考到39岁，终于高中进士。 同为花县的客家子弟洪秀全，情形则大为不妙。因世代受土著排挤，祖辈多年在夹缝中求生存，祖产积累贫薄，生逢衰世，家境贫寒程度，一屋、一灶、一床而已。  洪秀全做塾师期间的休息室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者的出身，最低也是中农、富农，一般多出身于大地主、大资本家家庭。洪秀全的出身，用“寒士”描述已嫌拔高，他与丐帮里的乞讨者、化缘的和尚，生活水平已经接近，近乎“乞士”。 同住一乡，贫富两路，骆、洪虽然近在咫尺，但始终没有任何交集；何况，两人在年龄上也相差21岁。 但时势生硬地将两人扭到了一起。1850年，帝国夕照下，57岁的骆秉章在历任京官与数为地方官后，升任湖南巡抚。猩红的宝座还残有余冷，36岁的小老乡洪秀全已经从广西金田乡发出第一声炮，他带领千军万马直奔湖南冲杀进来，将老骆的官帽打得两起两落，身家瞬间形同飘萍。 如果一开始不是依靠出奇的好运在官场险地、战场恶地有惊无险，如果其后不是诚心诚意三顾茅庐最终邀得左宗棠出山合作，骆秉章封疆湖南春风得意之日，很可能就是被小老乡洪秀全大炮断头之时。 二洪秀全走上反清起义的道路，直接原因，四次府试落第。 早年的洪秀全，是个勤奋的学生。但天道并不一定酬勤，读到20多岁，连秀才功名仍没能抓到，还是一名童生。 屡试不第，其中有个人资质原因。孔夫子当年将人按天资不同，划分为四类：
以这个标准作参照，同时代的左宗棠、胡林翼禀赋过人，属于第二类向第一类转化者；骆秉章与曾国藩则中人之资，属于第二类；洪秀全完全乏善可陈，属于第三类向第四类跌落者。 俗话说，笨鸟先飞。人通过后天努力，固然可以提高知识，但无法提高天赋资质，这是常识；但反过来看，人的知识一多，可以反过来弥补天资不足的缺陷。譬如曾国藩，努力实现以勤补拙，第七次终于考中秀才，其后科场通达，识见随知识量水涨船高。 农耕中国，个人功名高低，主要赖祖辈积累。曾氏祖辈从湖南衡阳迁徙到湘乡后，经三代发奋积累，已成小地主，有条件孜孜求取功名。洪秀全不敢作望，他7岁入私塾，因家境困苦，16岁时不得不弃学耕田，以帮助父亲养家糊口。18岁那年，洪秀全受聘为本乡塾师，虽领到一份工资，但“乞士”的家境，仍没有多少改观。今天参观他的故居，无论是他任教的休息间，还是居家的卧室，都简陋到无以复加。几块砖头堆垒，上横一块木板，便说是床。 同时受制于家境条件与个人天资，勤奋已经不能改变命运。而客家人在广府人的夹缝里求生存的日子，让洪秀全对未来有着看得到人生尽头的绝望。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第四次府试落榜后突然昏迷疯狂。 洪秀全的儒学真实水平到底如何？我们今天已无心再看他那些在癫狂状态下写的宣传教义，但他1851年游览道州月岩时留下的一首诗，大致可以看出修身功夫与文学水平：
道州的月岩山是理学鼻祖周敦颐悟道创立理学的地方，而理学又正是清朝的“国学”。洪秀全率领太平军焚烧孔庙，占领月岩山后便以“征诛得意”抒发胸襟，文意看不到一个政治家的远虑深谋，有的只是少年欢乐般的快意满足。最后两句，格调近乎打油诗。比照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的“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气象、文采仍有不短的差距。 洪秀全的儒学真实水平，大概不足以考中秀才。 退一步说，科举试场即使遭遇不公，也应该找主管教育考试的礼部的麻烦。不满科举而挺身起义，似乎有情绪扩大化嫌疑，动机与行为出现错位。虽然晚清朝廷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起义革命完全正当。 因人论史，无论从起义者的动力源，还是起义者的资质，洪秀全似乎都不属于时代最合适的人选。 三 作家徐志频与骆秉章六代孙骆耀祖先生 野史流传，洪秀全兵临长沙后，左宗棠曾与他私下有过一次密谈。左宗棠不认可他“毁儒庙”而“立基督”的做法，悄然引去。事实上，与洪秀全密谈的是湘潭一位姓黄的书生。但说左、洪两人因价值观分歧会分道扬镳，倒也歪打正着。 国门洞开之后，孔子还是耶稣？这是一个问题。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目的是捍卫中华传统文化。左宗棠同样出于这种文化自觉。 洪秀全早年与左宗棠一样，攻读的是传统儒学。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是孝，由孝推导出忠。“父慈子孝，君仁臣忠”，不外如此。 儒学关于修身，核心思想是“正心、诚意”。而要做到“正心、诚意”，须先将四书、五经的原理弄通，且有足够的才智反观自心。 左宗棠的才智足够反躬自省。儒学的忠孝廉节入心之后，士人君子的敬畏感让他收敛个性，严格恪守儒家礼制，勇而有礼，直而合礼。 能否读懂儒学，在一个人奠定“童子功”的阶段，有决定将来的意义。这就是同处在在西方轰开中国国门，国民经济整体急遽下坠的时代大势里，大洪秀全两岁的左宗棠尽管也从中产的乡绅之家掉进了“寒士”行列，个人家境的硬件环境与洪秀全几乎相同，但在文化选择方面的“软实力”却要超出甚远。两人最突出的不同，体现在朋友圈的差异：青年左宗棠结交的是贺长龄、贺熙龄这样的名望前辈；青年洪秀全与冯云山、杨秀清等底层知识分子气味相投。 洪秀全的传统学养水准既然不足以取中秀才，他的文化修养水平同样不足以让他涵养出“正心、诚意”的本领。先天与后天同时不足，朋友圈持续走低，我们因此看到，在太平天国迅速膨胀壮大之后，洪秀全个人才短智拙日益曝露，武不足以统帅三军，文不足以节制群僚。 更糟糕的情况便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因为起义军领袖的初心主要是为了改变个人的不幸生活，兼满足自己报复不合理科考制度的仇恨，而不是奔着改造家国天下的社会理想，其人一旦取得权力地位与子女玉帛之后，人性中的贪嗔痴便不可收拾。乡下塾师洪秀全也因此犯下了作为革命领袖一系列不应该有的错误，包括从打进湖南道州起，他的兴趣点便在收编民女、蓄养嫔妃，逐渐达2千人之多。洪秀全在南京最有兴趣的事情，是蜷缩深宫高墙之内，扩建宫室之美，为达到目的不惜劳民伤财，甚至干脆拆毁明朝皇宫以充实天王殿，其腐败程度超过咸丰皇帝何止十倍。 面对晚清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当年的读书人可以取两种态度：起义革命，或者进入体制，改革旧制。但无论革命还是改革，都只是一种手段，殊途同归的目的，是为了让国家变好。只要达到了目的，手段终究会被认可。这是太平军与湘军在后世同时被人们接受的原因。但太平天国以失败告终，目的自然流产；而湘军统帅，却成功实现“同光中兴”。 左宗棠作为科场“三试不第”的失利者，事实上与洪秀全一样，是清朝教育制度的牺牲品。但因为儒学入心入骨，所以他反求诸己，并没有扩大愤怒，更没有转移情绪。1865年，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进入福建后惊讶于全省糜烂，他描述福建官场是“中丞老而妄，方伯庸而专”，感慨说，如果全省哪怕只有一两个实心为民办事的官员，也不至于举省堕落糜烂如此。从乡下隐士变身士大夫，他全身担当起来，大刀阔斧改革官场弊制，尽个人之力以救济苍生。 人可以缺少知识，但不能没有文化。文化修养决定一个人的气质，气质影响一个人做事的态度、方法，这态度、方法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 野史流传，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虏后，两人曾有过当面密谈。李秀成一见面便被曾国藩静定的气质所折服，表示愿意附从听命。这似乎也从侧面反证，洪秀全出山时“征诛得意”的心态过于浮浅，在权力节制部将之外，他并没有让李秀成有过折心的感觉。 四放弃儒学改学基督的洪秀全，西学水准如何？英国有传教士在太平天国中后期与洪秀全有过接触交流，他发现洪秀全始终无法明白“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宗教理论基础。洪秀全完全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创立“拜上帝会”，这是内部逻辑无法自洽的“洪氏基督”，真正的基督徒看得目瞪口呆，只好与他分道扬镳。 俗话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洪秀全右肩挑不起儒学，左肩也挑不动西学，两相滑落之后，什么也没有。 对起义的领袖而言，后世除了以成败论英雄，似乎没有更合适的标准。否则，历史共识便成了各说各话，自说自话。 今天要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意义，更多只是肯定官逼民反起义革命的正当性。太平天国运动的动机起于洪秀全府试失败，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果让中国死亡人数多达2千余万。 一则故事说，甲不小心摔坏了一篮子鸡蛋，乙故意摔坏了一颗鸡蛋。你来评判，谁的罪责更大？ 1851年是农历辛亥年，与1911年的“辛亥革命”比较，大清帝国朝政腐败相似，举国危险到吹弹即破的程度。 1851年前面10年，大清帝国危机四起，各地爆发的大小农民起义100多起。 四面干柴，只缺火柴，即使不是洪秀全，当时也一定另有其人，带领起义军造反。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起义完全是清王朝酿造出来的一杯苦酒，是乾隆后期种因的必然结果，起义军具备道义上的正当性。 洪秀全真正的死敌之一，正是同样来自民间的左宗棠。不说左宗棠在湖南幕府主政八年，代表张亮基、骆秉章成功实现“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两次将曾国藩从死亡线上拉回，最终逐渐改变了湘军与太平军的力量对比；最关键还是，清军发起对太平军最后一战，由左宗棠统帅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数万兵力完成，嘉应州一战彻底消灭30万太平军剩余力量。  洪秀全纪念馆内的左宗棠事迹 谁是可以联合的朋友，谁是真正需要攻击的敌人，这是起义革命者首要考虑清楚的问题。洪秀全拒绝与西方国家合作，主要出于底层知识分子暴发后的自给自足的满足，以及对“洪氏基督”不自信的防护与警惕，而不是真正出于民族气节的“排外”。左宗棠与李鸿章成立“洋枪队”借敌助剿，两人也只是利用的手段，并没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传统文化有没有读懂，是知识问题；事理能不能想通，是识见问题。比照之下，洪秀全两方面都有所欠缺。 五从洪秀全故居出来，同行的作家朋友奉荣梅这样假设：如果洪秀全当年考取了秀才，他应该不会再有兴趣创立“拜上帝教”。 笔者据史可以推断出一点，如果洪秀全当年通过科举最终晋升为清朝官员，他绝对再没有兴趣创建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运动成败得失，自始至终系于洪秀全一人。 太平天国内部，事实上也有一些才智之士。刚进广西全州时就被楚军首领江忠源一炮打死的南王冯云山，事实上是一个政治才能全面之人，他像湘军统帅胡林翼能够协调曾左矛盾一样，也能起到协调太平天国诸王矛盾的作用；至于东王杨秀清，军事能力也超凡过人；众所周知的石达开，更是个政治、军事全才，如果不是负气出走，不是被洪仁玕等人架空，北京与南京争雄恐怕仍难卜胜负。 因“拜上帝教”对底层民众的宗教洗脑式宣传，洪秀全成为太平天国的精神图腾，他本人力小任重难于胜任，又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智慧掌控诸王，内部才副其任者又不可能通过竞争或投票表决的渠道予以取代，直接后果，太平天国建都短短3年便全面腐败，在鼎盛期发生惊心动魄的天京变乱。 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的失败，不仅仅是洪秀全的个人悲剧，也是晚清革命者的历史悲剧。  洪秀全故居前的“半月型”池塘 六出洪秀全故居约二三公里，是花县三华村资政大夫祠。 资政大夫祠建于清代同治二年（1863年）至三年。它落成之日，正值太平天国败亡之时。 三华村是徐姓村，先祖叫徐亨之。建祠的缘起，三华村徐方正、徐表正共同任职兵部，深得朝廷赏识，同治皇帝封徐方正的祖父徐德魁为“资政大夫”，徐氏家族便建了这座祠堂，用以纪念家族荣耀。 从资政大夫祠再比照洪秀全故居所见，切身感受到了真正的贫富差距。不夸张地说，洪秀全故居的全部房产作价，抵不过资政大夫祠牌坊上的一块玉石。两村相邻，鸡犬相闻，劳作往来，据此似又可以推想洪家人在当地所遭受的排挤与碾压程度。 三华村的徐氏家族，是地地道道的土著，广府人。  骆秉章研究会与会学者、专家在资政大夫祠前 土客纷争，弱者无助，这是传统帝制社会的弊端。清朝沿用帝国体制，宗法制度成为大清帝国的根本社会制度。宗法社会里，家族、宗族各抱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社会制度有一个大漏洞：如果家族、宗族内出了能人，多少还可以兼顾族内穷困无告者；但客家人从扎根安家开始，便遭遇外姓强势家族的排挤、碾压，要家族崛起又谈何容易？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是家族竞争的自然规律，没有国家出面调节，没有社会慈善公益组织帮助，洪氏家族在官禄布村恐怕几百年内都看不到出头之日。 近代以来，广东客家人革命积极性在全国数一数二，从这里隐约可以看出原因。 洪秀全早年试图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心情可以理解，甚至，他在第四次绝望之后，除了通过起义，似乎已经没有改变命运的通道。 人以类聚，同气相求。在洪秀全纪念馆内可以看到，太平天国早期的革命者，清一色出身社会最底层，连个像样的知识分子都没有。包括他们攻打城市，用的都是挖煤工人。以致曾国荃围攻南京时反过来学习太平军，安排士兵天天在天京城下挖地道，挖得洪秀全一夕数惊，在城破前就早早死了，其时不过五十岁。 将骆秉章故居、资政大夫祠归作一类，与洪秀全故居比照，自然会想到一个答案：如果大清帝国当年能够实行精准的扶贫政策，洪秀全家族无疑是第一帮扶对象。这无疑可以从根本上消解了洪秀全团队的革命源动力。 这也正是洪秀全团队与后来的革命者所不同的：辛亥革命的元首黄兴家里有36亩庄园，2000多亩田地，作为湖南巨富，他甩手大气买掉，全部用于资助革命；共和之父孙中山一生为革命也募资捐献了35万美元，个人也并不差钱，他纯粹是为了“天下为公”的理想而革命，目的是在中华大地首造共和。 七今天，骆秉章与洪秀全被广州花都区并列尊为乡贤，供奉起来加以纪念。 笔者在骆秉章故居时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事情，光禄大夫家庙里，正在进行骆秉章廉政故事总决赛，来自秀全街红棉小学的学生，在这里逐个登台，童声讲述一桩桩骆秉章生前往事。 洪秀全故居相对孤冷凄清。庭院中一颗过百年的龙眼树，树干遒劲，有如鳞爪，两干中分，有如掰剖。讲解员说，太平天国灭亡后，龙眼树遭遇雷电，齐中劈开。她加上一句解说：这提醒人们，谁敢再来起义，命同此树。  洪秀全青年时期植下的龙眼树 故事自然属于向壁虚构，但却隐含了在太平时世再纪念起义造反者的尴尬。毕竟，为官治民是正常社会里的常态，起义造反只在特定时期，才会引人关注。 在升平时代，谈论流血革命，多少是一个让人尴尬的话题。 不独今天如此，历史以来就是这样。汉景帝时期，朝廷曾组织过一次关于革命是非对错的讨论。 黄生说：商汤王、周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两人的做法是不对的。 辕固生反驳说：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王、周武王，商汤王、周武王赞同天下人的心愿而杀死夏桀、商纣，夏桀、商纣的百姓不肯为他们效命而心向商汤王、周武王，商汤王、周武王迫不得已才立为天子，这完全是秉承天命，合理合法。 正反意见同时摆到面前，汉景帝为难了。 如果赞成黄生，则汉高祖以革命手段取代秦二世，做法也是不对的，汉朝来源非法；如果赞成辕固生，则汉朝建国已经几十年了，天下太平，四海升平，这不等于在太平时世里提醒与鼓励人民群众，记得起来革自己的命。 于是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革命，不算愚笨。 _ 图文：徐志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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