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是老上年人。她的身世我知道得很少。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位智慧而刚强的人。据推测，她生于1927年，月日不知。她有一米六三吧。一双缠裹的小脚。一个小小的黑色网网网着圆圆的小发髻展展地挂在后脑勺。母亲似乎一年四季都穿着一件斜襟深蓝衫子，那绾纽扣从脖项下均匀地扣在左腋下。能看到的仅有三个纽扣。一条黑色粗布裤，裤脚用长长的玄色带子扎着。一双小脚缠着白色裹脚布，外面穿着小小的尖尖鞋。那些穿着都让母亲有着一种干练的气质来。母亲是小脸庞。明亮的额头，杂着几支白发而梳理整齐的头发齐齐地向后背去，再在后脑勺处挽成一个小发髻，在网着网网的发髻上有直立插着一根银色簪子。不知什么时候母亲补上了一排牙齿，它白皙而整齐地亮着。高颧骨，淡眉毛。两弯浅浅的鼻沟把坚毅与自信亮给世界。 母亲大约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来到我家的。据说那时家庭不是很穷气。那时爷爷在世。听母亲说爷爷很有本事。他虽说不是什么官儿，可说话做事却常常让人心服口服。后来爷爷去世了，不久父亲也病故了。全家就留下奶奶、母亲和我们弟兄仨。于是日子就急速地衰败，岁月就无情地蹂躏着一家人。 时序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母亲主外，奶奶主内。白天，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奶奶就照看着我们弟兄仨守家看门。那时哥哥十岁，我五岁，弟弟三岁。不幸有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就立马穷得叮当响。因为年龄小，大人们的事我们孩子一概不知，我们整天就在那个深深的四合头大院里出步了门。母亲在家里干活时，我们有时也能参与帮忙，但多半是母亲做我们看。看着母亲麻利熟练地做这干那。一段时间后，我一准认为母亲是聪明而智慧的。母亲的智慧现在在那儿也寻不到它的踪迹了。 母亲的智慧渗透在她劳作的各个角落里，而她那双灵巧的手总会把日子捏弄得井井有条。母亲的智慧让我和哥哥耳濡目染，至今留给我们的许多生活碎片在头脑里永远闪现。最让我难忘而又自豪不已的是母亲被村上奶奶姨姨们称赞为“家事干”。“家事干”是本乡俗语。它大意是说一位女人的能干而智慧，是说一位女人在作弄日子方面的麻利与出色。真的。那时我们全家人的吃穿用都是母亲的巧手完成的，什么活儿母亲都没有请别人帮忙。为了能让后人记着母亲的才能与智慧，这里就把我记起的事儿碎片付诸笔端。 在母亲那个年代，对于女人的最大希望与评价标准是织布防线，针线茶饭。这八个字在那时是要女人用一生的实践与展示的。 母亲有一双灵巧的手。 母亲的手巧最为突出的是扎花印杆。那时月，需要扎花印杆的地方很多。比如，每年的端午扎裹兜，结婚过年扎花鞋、纳鞋垫，还有过年时剪窗花、剪喜字，剪炕帏四角的角云花等等。这一切的操作首先是剪花样先行。剪花样需要蓝图，母亲把蓝图就印在脑子里，她剪花样从不描图，似乎是随着她自己的理想和意愿而操着剪刀一口气完成的。 母亲有两把剪刀，一大一小。大剪刀用来剪衣裳、剪鞋样，小剪刀用来剪花。做衣裳时，母亲先把布一折，再用木尺左等右量，顺便用一个干土块在布上画几下，弄出上衣的襟袖位置，或者画出裤子的腰口长短，然后就用大剪刀剪出衣裳的雏形来。那把小剪刀真是个奇特的工具。它小得如一只花蝴蝶。母亲用它剪花。它锋利而灵巧。母亲用时只把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套进剪翅中操作剪刀。在母亲双手捏弄下，一时三刻就绞出活灵活现的花鸟虫鱼来。每年端午节前，母亲用它剪出两个胖娃娃坐在一株莲花上，有时胖娃娃抱着大桃子；有时胖娃娃伸开双手去逮一对花蝴蝶；有时胖娃娃抬头看着漫天星星。有时在荷花下面是三条金鱼游动在水中，胖娃娃就喜得大笑。大自然的美丽就在母亲的小剪刀下诞生。在鞋帮上母亲会剪出小花短蔓，有时就剪出飞翔的蝴蝶或者飞空的蜜蜂，它们绕着花朵飞舞。过年时剪出的窗花多是十二生肖，加上双喜字。那炕帏子四角剪出的是彩云飞飘。给我们的蓝色军帽上剪出的是红五星。每当我们带上扎有红五星的帽子时，我们即刻就有了潘冬子的威武和自豪。 要是我们有了头疼脑热时，母亲就用小剪刀剪出纸人纸马，加上黄纸，或者再弄根煤油捻子，一样一样地烧着送病。那时，母亲不准我们说话，并用被子捂着我们的头，她一个人一边送一边还念叨着、祈祷病除鬼走的话语。送毕，母亲就把那些东西烧掉，再放到门外去。这还没有完。母亲又用五根筷子蘸上瓷碗里的水在我的身上、头上正三圈、反三圈送上两边，最后端起水碗，让我们对着水连吹三口，才算完事。那种鼓捣有时似乎很灵验，有时什么作用都没有。 母亲的剪纸除过窗花和炕帏子外，大多是为了扎花印干的第一道工序之用。它们是后续操作的蓝图。对于小花小草小鸟小虫的花样。母亲扎花时就顺便用绣花针剔上牙粘去把那些小物件粘在布料上，便开始一针一针地扎绣。对于较大的剪纸，比如扎花花裹肚，就得先用白线大针脚把花样固定在布料上，可以慢慢地扎绣多日。 母亲扎花时似乎在头脑里早早就形成了最终样式，也似乎是边扎边设计着。那微小的改动和新设计的方案在一瞬间完成。扎花的丝线五颜六色，全用一页报纸卷着，用时从顶头抽出一条来。一朵花的配色大约都是遵循自然。枝杈用紫色，叶子用绿色，花朵用红色，黄菊色，白色加品红色等等。那花心多用黄色。一种丝线可以分深浅淡两种或三种，用以来搭配花草。我觉得那就是讲究，就是艺术，就是升华，就有了美学元素嵌在母亲的头脑里，操作在母亲的手指间，展现在美丽的画面中。比如叶子的绿，中间浅，边缘深，大约还有了反光的作用。还有花朵，花瓣由浅从内到外依次变深。那红丝线就由淡白到浅红，再到粉红、大红，最后到深红。母亲配丝线时常常把丝线抽出来贴上扎花布上反复观察几次，最后确定用那一色线。那操作犹如一位绘画大师一样妙手回春，摘美自如。 母亲的大智慧是作弄棉花。母亲没有读过书，但她也能“白”识几个字。可在外爷家里，大约是在外婆的指教下，学得了针线茶饭的成套操作技能和手艺。母亲一个人能独立地熟练地完成纺线织布的全部工序。那一整套工作的操作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人能全懂，甚至说，没有一个女子知道那些工作是如何开头，如何结尾。那些织布防线工具都叫什么名字，那每一个部件有什么作用。我肯信，不少人不知道织布机上的“夜蝙蝠”、绳、综在哪儿。因此我说，母亲是那个年代的佼佼者，是女中典范。我知道，我在敬佩母亲的同时自然就要赞扬外婆的教育有方，家教家风有责。外婆的“家事干”必定胜过母亲一筹的。因为外婆的言传身教，加上母亲的耳濡目染，细心苦学，才使她有了如此娴熟的操作技能，有了如此精湛无误的操作本领。 关于母亲织布防线的记忆是上世纪生产队那阵，那时我年幼，只看着母亲转轮纺线，拉线转同同，踏板穿梭好玩。时不时就会“打搅团”，害得母亲口里骂着我，手里就重新修补差错。 母亲一沾上棉花，晚上就很少睡觉了。 白天，母亲要参加生产队里的生产劳动，做家务，作务那一亩七分自留地。晚上，她才能忙她的织布纺线活儿。棉花念子搓完了。接着就是纺线。那纺线车儿就会在炕上飞转不停。母亲纺线的动作我依旧看得好细好细：她右手摇轮子，一旦转轮儿转起后，就只用一根食指轻轻搅动着搅把儿，左手同时就曳出了均匀而细长细长的线来。同时，那长长的念子一头还要夹在母亲那兰花式的小拇指与无名指中间。而当那线达到足够长时，那右手便会迅速握住摇巴儿，让轮子反转半圈，再正转半圈。与此同时左手就将那才纺出的一节线缠上了锭子上的线穗子。那过程是那样地麻烦和易出差错。我用心看了几个晚上也没有看懂。可是母亲却能弄得无比娴熟，毫无差错，精益求精。她那纺线整个过程的确是一场美仑美奂、漂亮无比的舞蹈表演。等母亲不纺线时，我就去试一试，结果动作了右手就忘了左手动作，指挥了左手，右手又不会动了，全是失败。就那样，不是把穗子抖乱了，就是把念子拽断了，害得母亲只有续念倒车。 对那纺线车上欢转的锭子我看着看着就看出神奇来。思想那发明人是怎样一个伟大人物。那是一节细而状如捣蒜锤的铁棒，一端粗，一端细而尖。尖的那头还有着麻花状的浅花纹，让那细线儿嵌于其中不易滑出。粗的一端用四个马钱套在铁棒上，两两相贴，两组相距约有一寸远。中间又打上了蜂蜡。那交叉的轮弦线就绕过那蜂蜡。时间一长，便在蜂蜡上自动勒出了深深的凹槽。调好的轮弦线从不会跑出那深深的凹槽的。有时我想检验一下那凹槽的玄妙，便偷偷将手指头放在那弦线与锭子的交接处作刹车功，结果就被旋转的锭子毫不客气地把手指头夹进弦线里去。线车是刹住了，可我的手指头却被夹得生疼。我大喊一声：“哎哟！”就怎么也抽不出指头来。“手长吗？再试一下，那多好受呀！”母亲生气地帮我取出指头，接着就按轮弦线。跑出凹槽的轮弦线不好按。要是跑出了马钱时准会让弦线断开的。那时，母亲就狠狠教训我几个耳光，之后再去安上半天弦线。 冬天长长的夜晚，母亲一边纺线一边唱，间或一边哭。她唱时，就唱她小时候学的儿歌、绣荷包、摇篮曲或一两句老戏等等。伴着那嗡嗡响的弦轮声，锭子飞转声，把一种自豪娱乐的心情尽情抒发。后来，随着家庭的变故，亲人的相继去世，又遭彧的毒打，村人的欺凌等等一切的不测与命运的捉弄，母亲就像变了一个人似地没有了精神。她这时纺线时多为哭。哭声中多伴着对死去亲人的怀念与诅咒，对生活磨难无力抵抗的悲哀，对我们弟兄仨难以长大成人的胆心与伤痛……哭到痛心处，她就叫着我和哥哥的名字说：“林儿，占生，你们要好好念书，好好听话呀。乖乖学好呀，你们长大了才会有出息，气堂堂地做人哩……”每每碰上母亲哭，我就藏在被窝里流泪。那一刻，母亲那声泪俱下的教诲让我翻肠倒肚，痛苦不已，随之就是咬牙立志。我在心底里说，的确要奋斗起来，要勇敢起来。要好好念书学本事，要牢记母亲的话。那一刻，母亲对我的直言教诲可以说达到了触及灵魂深处的作用。娘哭了一阵后，止了声，说：“占生，你爷爷和你父亲都死去了，丢下我们没有人管了。娘也想到死。一死百了，死了就什么都不管了。死了就不用受罪了，可我现在不能死，因为你们仨还小。娘说什么也要把你们拉扯成人。到那时娘就会甘心死去。”我说，“不！我不要娘死！”我说着就大声地哭了。“知道了，知道了。”母亲说着终于挤出了一丝笑意来。 那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反复回味着母亲的嘱咐。我一连咬紧了几次牙关。我用我七岁的思维去憧憬那艰难多彩的人生未来。我用我朴素的语言对自己说：占生，一定要学好！一定要做好人！ 那一夜，我便有了坚强的性格。那性格是以母亲为榜样的。那性格从此就根深蒂固地长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性格鼓舞着我奋斗了大半生。 值得一提的是母亲那拉线上机的日子。 经过母亲多日的挑选，那日子总是选在风和日丽的中午。在我家那四合头大院里，母亲摆上大半天阵势。她那阵子特别愿意让我和哥哥帮忙。抬石头，压三爪，栽穗架，绑线轮……忙得不亦乐乎。等那一切安排妥当后，母亲就像将军一样指挥着那一院子的线穗子欢势地咣啷啷转动起来。她每每扯上那几百条经线来来回回行走在院子里时，就让我和哥哥别走动，一个心眼盯着那几百个线穗子，看那一个线完了，就告诉她换上一个新穗子，并接上线头。我特别爱看那几百个线穗子一齐旋转的样子，就像几百个小娃娃在转圈儿，在跳芭蕾舞似地令人激动。她们旋转起来大致整齐。但也有几个调皮捣蛋的，有摇头摆屁股的，又点头哈腰的，有蹦下竹棍的。她们总会给那整齐旋转弄出一些不协调来。等所有线穗子都变成了光筒筒后，那一场舞蹈就结束了。过几天又进入第二场表演。场景随之也变化了。浆过的线是那样光滑而硬巧。看似一束，但谁也不会粘谁，有点丝的味道了，这时，母亲就把那一撮线头拴在三爪上，远远地拽到院子墙根下。三爪上便就重重地压上了几块大石头。而另一端线头就要绕上架于织布机后端的承经转轮上去。不过，现在的承经轮是绑在板凳腿上的。那活儿看似简单可不易操作。它要求经线单摆着，最好不能交叉重股。更不能扭麻花。为了分开它们，母亲常常给每一圈上都均匀地夹上三四根谷草杆。那承经转轮是一根转轴，两端各有一对交叉成十字的薄木齿。齿间圆心角自然是90度。捲经线时，哥哥帮母亲转轮夹谷草杆，我就坐在三爪上压三爪，以增加重量，拉直经线。那阵子，我就如骑马坐车一样地愉快。只恨那“马”走得太慢，等半天才向前移动了一点距离。从东墙根下到转轮处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下来就是穿绳穿综。我能做的事大都是拽线头。母亲用拨子将那经线一根一根从绳和綜的一边拨到另一边时，我就要用手拽住那线头，让他别溜过去。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带着经线整体安装于织布机上。下来是开机织布.母亲“开”着那织布机，穿梭搬机，踩板观线，从不亚于现代棉纺厂工人那样庄重而自豪。 瞧瞧，那织布的确是不容易的事儿。那一整套工序花上大半年时间，而上机真正织布还需一月四十。一卷布织出来就是十几丈或二十丈。 再说母亲的茶饭吧。 对于蒸馍擀面大人们都会，而真正要把面干好却是不容易的，把馍蒸出PH值等于7真难！这里就看看一个人的经验与用料的水平了。真正能证明母亲擀面蒸馍有着超高技能的是每年过年的作为了。 擀面是最平常的事，但影响面条质量好坏的因素很多。我以为它必须具备长期擀面的经验及手劲才会达到。擀细丝面多是每年腊月廿二、腊月廿八、九，以及正月初六、正月十四。这些时间是一年中的农历大节日。因为腊月廿三是小年，晚上把请回的灶神要用两支筷子定着展在面案后，再点香烧表第一次敬神，随之，那香烟味、黄表升天具象就正是把浓浓的年味带回了家家户户。小年里吃上一年中第一次煎汤细面，那红红的油辣子把大人孩子都吃得嘴红脸红，喜气就扑面而来。那几声鞭炮炸碎了小年的夜晚，炸得老鼠也不敢出洞。而孩子们却在院子里会跳跳蹦蹦，随之就齐声唱：“新年到了——新年到了…….”此时，谁都感到，孩子的天真无邪是过年的天使和精灵，他们的欢呼跳跃惹得大人们忧愁穷日子的脸上笑开了花。腊月三十、正月初一过大年，吃煎汤细面不必多言。正月初七是人七日，以迎接人的灵魂回家来。为此，家乡人称它为“宽魂面”。正月十五华灯节，依然要吃一顿煎汤面。为此，母亲每年就在上述几个特定时间里要擀出细丝长面的。那时的面粉是用上好的麦子磨出头边、二遍的最好的细面的，那是麦面的“筋”。那面真真正正是白如雪、质似粉。母亲在面盆里舀上大半升面粉，再用适量的水和上准量的灰水（碱水）去揣面。取这些原料都与面的量、面的含水量、水、灰水以及它的淡与浓（就是ph值）有关。这些材料以及质地掌握不好，那擀面就会立即夭折。于是就得加水、加面来补救。三弄两弄，擀面就超标了。然而母亲在我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犯过那个初级错误的。母亲用碗量准面粉，用木勺舀够水，用灰水小碗量准灰水，一时三刻就调和了面团，之后就是使劲反复揉面，俗谚说，“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说明面的质地优劣是揉出来的。每每揉面时，母亲就会跪在长板凳上，板凳上面垫着薄玉米皮墩墩，她就双手按着面团，让整个上体的重量都压在面团上。她用双手反复揉。揉得那面团有了光亮，再把它切成两半揉，又揉出光亮来，这下还不去擀面，而是把面团放在面盆里，捂上蒸布，放着焗上十多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再去肉它，那个过程就让面“回性”。家乡俗语叫“焗面”。其实就是让面团内部的水面尽力溶合。这时的面团揉起来就光滑了许多。再揉起来就有了韧性。此时就可以揉成圆圆的面团饼的样子，反过来让烂茬贴着案板，又用手掌根转圈儿压成大一点的饼子样式，让面团中间鼓起来，边缘呈扁平状，这时才用粗擀仗开始擀面。之后就用细擀仗擀。当面接近擀成时，那长长的细擀仗就会因为不直而磕碰着案板发出“咣咣当当”的响声。 擀面用时没有切面费时。切面是个技术活。切面才能检验出一位妇女的最高技能和用心。切面的确难。一次母亲正切面时，门外有人叫她问话，看着母亲切了老半天面的我急忙爬上长板凳学者母亲切面，一刀切下去，不是太宽了就是切空了。即是费了很大的劲了一刀面，却是开头窄，中间宽，尾巴细。哪有细面如丝的样子来？母亲切面似乎就不看刀口，而只是快速地推着刀子向前走，可切出的面条一条和一条几乎完全一样地匀称。那面条的宽度是三毫米。真是挑起来如丝线，放下去如玉米须。那样的细面下在锅里随水展，捞在盆里团团转，盛在碗里还不乱。再浇上猪肉红辣子汤，那劲道，那香味就把节日的愉快溢满了世界。 蒸馍也是家常活。最能展现母亲蒸馍巧手的是每年九月九日正枣糕，年三十蒸花馍。那是一种创造，那是一种艺术。那是雕塑家在面团上把生活美和艺术美立体化的过程。这里，我记忆最深刻是母亲借助几个常用物件捏弄出的优美作品。早先我不知道枣糕馍上那些细纹和花边是怎么弄出来的。比如：鱼鳞、鸟儿羽毛、老鼠眉毛、鸡娃挺头、花朵、花杆节等等。原来，那一切在母亲的手下就如魔术家表演魔术似地迅速完成的。母亲用刀子在一方面团侧面轻轻摁三下，就有了三天平行线条来，再一卷面团，随之就又形成了各种好看的曲线来；枣糕上的花边是母亲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迅速掐扭出来的，那花边如细绳子一样光滑而顺溜。后来的年轻女人却不会捏花边，就用剪花剪子绞出不合格的假花边来，那花边不光滑，不顺溜，一抹就搬了“尖”，没有了花边,结果投机取巧终成残废。那枣糕馍上的四瓣花朵或是八瓣花朵是这样产生的。母亲先用刀子切成面条，再用刀子在面条上面轻轻摁出三道或两道线，用镊子三搂两夹就成了一朵美丽的花朵。关于花馍，那鼠毛鸡毛上的花纹是母亲用木梳摁的，那眼睛是用顶针压眼圈，黑豆弄眼睛，那鸡嘴、鸡爪子是用小剪刀剪的。鸡儿那高挺的头是用细竹棍撑起的……那一整套操作一下子就让那面鸡、面狗、面鼠面蛇就灵活现地呈现眼前，逼真逗人。可以说，做花馍里融入了母亲无限的智慧和审美情趣。母亲的那双巧手依旧会把经验与灵巧加上智慧调和出泛花的杰作来。 我永远也忘不来母亲烙锅盔、卖锅盔的穷日子。 那大约是1964年吧。家里穷得几乎揭不开锅了，母亲用卖掉猪娃的钱在黑市上籴了四十斤麦子，再带上我和哥哥扛上那盘厚实的全渣石石磨磨成细面，开始烙锅盔卖，以便从中吃到红面（二边以后的面粉）和麸皮。于是，在母亲用心烙锅盔中时，我和弟弟就爬在栏坎上看。思想要是母亲烙坏了锅盔，烙坏了的锅盔自然卖不出去，那时我们就可以在母亲的自责与眼泪中吃上一角香甜的白面锅盔来。 烙锅盔不比一般的烙馍。因为那是商品，是要拿到黑市上偷偷卖的。烙锅盔就得格外小心，有一步差尺，就会得到废品。为此，母亲烙锅盔的过程就让人时刻提心吊胆着。发面、加灰水、看灰水、揉面手感等等和平日里蒸馍完全不同。最难的是看灰水。那是要经过多次检验的事儿。母亲在初次揉好的面团上先是同刀子切一刀，看那刀口的情形以判断灰水是否合适。那切口的蜂窝眼均匀且窝眼圆就好，否则需要另行重新加灰水或是让面团回性一会儿再看灰水。直到面团光滑、蜂窝眼匀称而圆，看不出黄色，也闻不到酸碱味就算成功。 下来是烙锅盔。母亲先是把面团用粗擀仗擀成一个圆圆的锅盔样子，再用大小碗在上面压上两个同心圆，又用筷子在上面压上正交十字，然后双手托着它轻轻放在锅底上。锅底上抹着青油，灶膛里是麦草火文火烧着。隔上三两分钟就要转动一次锅盔，让那淡黄火色点上了锅盔面，顺便把锅盔翻身，再烤另一面。期间，母亲无数次地翻动、转动着慢慢变硬的锅盔。母亲翻动、转动锅盔的动作如高明的舞蹈家一样地熟练而优美。我不尽要说，我的母亲是一位高明的生活艺术家。 和母亲一起在黑市上卖锅盔的事儿一想起就想哭。 那是发生在反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年代的事儿。那是个饥饿年代，母亲变卖家里的物件，换钱籴麦子，做出白白细细而且厚实的锅盔去集市上卖，从中吃那麸皮与红面。 卖锅盔很难。因为那不是公开卖，而是像做贼一样偷着交易。那时市管会的人每集都要抓不少人。粮棉油等是国家限制的物资，不许私人在自由市场上买卖。因此，卖锅盔就做贼，常常和买主只看“货”不说话，最多是打暗语。九岁那年，我也卖了一回锅盔。我把母亲切好的两块扇形锅盔装在我的小书包里，一边向远处张望，一边穿行在集市上拥挤的人群里。我把锅盔大半装在书包里，只露出两个馍角角让人看。我很庆幸，我那两块锅盔竟在半小时内就卖出去了。我便再找见母亲，又拿了两块锅盔，不一会又卖了。母亲夸我卖得好，同时让我把卖的钱给她。然而我卖的钱不够两元，一共是一元六角。母亲说，“一块五角钱，你怎么卖的？”我傻傻地说，“那些人都少给了一角钱。”母亲一听沉下脸：“你呀你！你把利钱早卖完了！”我贼贼地低下头自责不已。每一个集日，我们母子三人都去集上卖锅盔。哥哥那阵是卖馍的主要人。他帮母亲提上一大笼锅盔走街串巷地和买主搞价还价。哥哥比我大三岁，比母亲有力气，又跑得快，万一让市管人员发现了，他兴许就会跑远的，会保住那一大笼馍不被人家没收去。记得那时集市上只有一个管理人，他叫牛。集市上做禁止买卖小生意的人都最怕牛。 牛是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着一身干部装。每逢集日他就不停地在集市上转。他时时都用一双鹰眼摄猎被抓对象。他似乎经常会很顺利地抓住不法卖主的。他一会儿提一笼麻花，一会儿拎一篮油饼，匆匆走进人民公社大门去。他后面就会跟上一长串人，其中有向他求情的，让他还了物品，并保证自己不再卖的；有和他撕拽着笼笼喊冤的，说穷道可怜的；大多又是看热闹的，不时还能抢吃半截掉在地上的麻花的。牛很凶恶，很有力气。他常常会将撕拽篮子不放手的人拖倒在地，长长地拖上一节街。卖主的求情他从来不理，正是“对牛弹琴”。我哥哥也自然被牛逮住了几回。有一次，我们才上集市，连一块锅盔都没有卖掉，却被牛的大眼睛发现了。他照样提走了我家那一大笼锅盔馍。哥哥在后面跟着，他拽着笼笼不放手。母亲走不动，只是远远地呆呆地看着那惊人的场面。我急忙跑过去，和哥哥一同拽住笼笼不放。牛拖不动了，便过来踢了我一脚，把我踢倒在地。我哭了。我大声地哭，大声地骂：“牛我日你娘哩！牛——牛我日你娘哩！……牛，你是土匪日的，你是狗日的！驴日的！……”我胡骂乱吼，惹得众人看我的下作相。有不少人说，“你看看，那些土匪！那些不管人死活的瞎种！”然而，那牛还是将我家的锅盔连同哥哥一同拉进公社大门去…… 关于母亲的事儿不少。如腌菜、烙菜馍、扎耍货、拧蝈蝈笼笼，还有为我们剃头等等。母亲一生就是那样地用她无限的智慧和生活经验带领我们和贫穷抗衡，和岁月抗衡，以至于把我们带向远方去…… 作者简介： 梁 长生，男，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3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爱之劫》，同年出版报告文学集《足迹》。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坎壈人生》。2005年出版散文集《花开花落》。小说集《爱之劫》1995年荣获陕西省首届青年文艺创作奖（易发杯）银杯奖。》 主 编：刘云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