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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时代的“国”为“诸侯国”，都是一境之内的兄弟国家。孔子认为以礼治国是古之传统，感叹当世无道无礼，希望能将“礼”的原则推广用于一国之内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孔子说：“能够用礼让的原则来治理国家，（为官执政）还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用礼让的原则来治理国家，又怎么能推行礼呢？”
本章专门论述以礼让治国。孔子论“礼”大多是“礼仁”并提，此处却强调“礼让”。凡“礼”必须兼顾双方，礼让不是要下位之人尊重上位之人，而是上下互让，所以“让”是礼的本质。人知敬而能和，只要时时做到外敬内和，自然就会相互谦让。治国虽有上下之分，但若能以“礼”治，则上下各知其敬，处处相互礼让，就能和谐相处。 
《荀子·礼论》中有这样的论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制“礼”施“礼”的本来目的是通过合理分配利益来“养人之欲”，“礼”的核心要义在于维持秩序。《礼记·经解》强调“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认为“治民”需要“礼”，“安上”也需要“礼”，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对“礼”的重要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并寄予着厚望。
《道德经》第六十一章说：“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意思是，如果一个大国能谦让礼遇小国，则必得小国依附；如果一个小国能谦让恭敬大国，则必得大国庇护。或得到小国的依附，或得到大国的庇护，都是以能够处于柔弱的下位作为大计。大国不过是希望能够兼收并蓄小国，小国不过是希望依附大国而得到保全。这两者都希望各自达到目的，其作为大的一方，尤其应该注意做到谦让。这些至理名言，折射出古人治国安邦的大智慧，其中隐含的就是谦让之“礼”。
“礼之用，和为贵。”礼是约束，是中道；让是品德，是诚敬。治国讲求“和”即团结、统一、和谐，礼的“用”在于使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相处，而礼的“体”则是人内在的道德即“仁义”。为政者，如果能依礼让治国，则内臣必和、外邦必睦；反之，如果礼仪只是一纸挂在墙壁上、写在书本上的空文，为政者对臣民高高在上，对外邦傲慢无礼，那么臣民将人心离散，对外将孤立无依，最终将招致敌视，内外陷于窘境。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孔子所处的时代，举国上下礼崩乐坏，列国终日刀兵相见、争斗杀伐不已。对此，孔子内心感到无比苦闷。天下为公，修德为要。温良恭俭让，让是相互谦让，正所谓君待臣以礼，臣待君以忠。上下相敬，一国和谐；左右相让，万邦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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