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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十有七年（公元前610）春，晋人、卫人、陈人、郑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声姜。齐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齐侯盟于谷。诸侯会于扈。秋，公至自谷。冬，公子遂如齐。（公元前610年，辛亥，周匡王三年，鲁文公十七年，齐懿公三年，晋灵公十一年，秦康公十一年，楚庄王四年，宋文公元年，卫成公二十五年，陈灵公四年，蔡文公（文侯）二年，曹文公八年，郑缪公（亦书穆公）十八年，燕桓公八年，许昭公十二年，邾定公四年，杞桓公二十七年，纪庄侯四年，滕昭公 三十一年） 【传】十七年春，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郑石楚伐宋。（杜预注曰：卿不书，谓称人。）讨曰：「何故弑君！」犹立文公而还，卿不书，失其所也。 十七年春季，晋国荀林父、卫国孔达、陈国公孙宁、郑国石楚联军攻打宋国，质问说：“为什么杀死你们国君？”按《国语卷十一·晋语·五赵宣子请师伐宋》的说法，本次行动的倡导者是赵盾（赵宣子，赵宣孟），他请示了晋灵公出师（荀林父帅师）并通告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以至于宋。但虎头蛇尾，还是立了宋文公而回国。据《左传》后来说，晋国接受了宋国的贿赂（晋国实在不堪大义，总是好受贿）。《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则说：“晋率诸侯伐宋，责以弑君。闻文公定立乃去。”《春秋》没有记载各国的卿，这是说他们失去了立场，改变了初衷。 夏四月癸亥，葬声姜。有齐难，是以缓。（杜预注曰：过五月之例。） 夏季，四月初四日， 安葬声姜。由于有齐国攻战造成的困难，因此推迟。 齐侯伐我北鄙，襄仲请盟。六月，盟于谷。（“谷”，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 齐懿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襄仲请求结盟。六月癸未（廿五），在穀地结盟（杜预注曰：晋不能救鲁，故请服。）。 晋侯蒐于黄父，（“黄父”，又名黑壤，一千多年后北朝宇文周讳“黑”，始称“乌岭”，即今山西临汾市翼城县东与晋城市沁水县交界处的乌岭关。）遂复合诸侯于扈（“扈”，在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西。），平宋也。公不与会，齐难故也。书曰「诸侯」，无功也。 晋灵公在黄父阅兵，就因此再次在扈地会合诸侯，这是为了和宋国讲和。鲁文公没有参加会合，这是由于发生了齐国征战造成的困难的缘故。《春秋》记载说“诸侯”而不记名字，这是讥讽他们并没有取得成效。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公子归生，郑穆公之子，后来的郑灵公之弟）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郑国石甲父、侯宣多公元前630年前往晋境迎郑穆公回国做太子，杜预注曰：宣多既立穆公，恃宠专权。）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灭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指赵盾，赵宣子，赵宣孟，朝觐，杜预注曰：减，损也。难未尽而行，言汲汲于朝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杜预注曰：将夷往朝晋）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馀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鯈”，亦作儵，晋、郑之境。）唯执事命之。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小国外交） 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当时，晋灵公拒绝会见郑穆公，以为他背晋而亲楚。郑国的子家派通信使者去晋国，并且给他一封信，告诉赵宣子，说：我郑国国君即位三年（公元前625年），召了蔡侯（蔡庄侯）和他一起事奉贵国君主（晋襄公）。九月，蔡侯来到敝邑前去贵国。敝邑由于侯宣多造成的祸难，我君因此而不能和蔡侯一同前来。十一月，消灭了侯宣多，就随同蔡侯而向执事。十二年（公元前615年）六月，归生辅佐我君的长子夷（后来的郑灵公），到楚国请求陈侯一同朝见贵国君主。十四年（公元前612年）七月，我君又向贵国君主朝见，以完成关于陈国的事情。十五年（公元前611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前去朝见贵国君主。去年正月，烛之武前去贵国，这是为了使夷前往朝见贵国君主。八月，我君又前去朝见。因陈、蔡两国紧紧挨着楚国而不敢对晋有二心，那是由于我们的缘故。为什么唯独我们这样事奉贵国君主，反而不能免于祸患呢？ 我郑君（郑穆公）在位期间，一次朝见贵国先君襄公（晋襄公），两次朝见现在的君主（晋灵公）。夷和我的几个臣下紧接着到绛城来。我郑国虽然是个小国，却没有谁能比我国对贵国更有诚意了。如今大国说：“你没有能让我称心如意。”敝邑只有等待灭亡，也不能再增加一点什么了。古人有话说：“怕头怕尾，剩下来的身子还有多少？”又说：“鹿在临死前，顾不上选择庇护的地方。”小国事奉大国，如果大国以德相待，小国就会以人道相事奉；如果不是以德相待，那就会像鹿一样，狂奔走险，急迫的时候，哪里还能选择地方？贵国的命令没有止境，我们也知道面临灭亡了，只好准备派出敝邑全部的士兵在鯈地等待。该怎么办，就听凭您的命令吧！ 我郑文公二年（公元前671年）六月壬申（二十），曾到齐国朝见。四年（公元前前623年）二月壬戌（杜预注曰：鲁庄二十五年二月无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为齐国进攻蔡国，也和楚国取得讲和。处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而屈从于强国的命令，这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吗？大国如果不加谅解，我们是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你们的命令了。 晋国的巩朔到郑国讲和修好，赵穿，公婿池作为人质。 秋，周甘蜀败戎于垂，（“垂”，河南省洛阳市东北。杜预注曰：邥垂，周地，河南新城县北有垂亭。）乘其饮酒也。 秋，周甘歜（据说是王子带之后）败戎于垂，取胜的关键是趁戎人喝酒而用兵。 冬十月，郑大子夷、石楚为质于晋。（杜预注曰：夷，灵公也。石楚，郑大夫。） 冬季，十月，郑国的太子夷、大夫石楚到晋国作为人质。 襄仲如齐，拜谷之盟。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杜预注曰：偷，犹苟且。）。臧文仲（臧辰，公子遂）有言曰：『民主偷必死』。」（这个民主才是本意，民众之主，这里是指齐侯。） 襄仲到齐国去，拜谢穀地的结盟。回来说：“下臣听说齐国人将要吃鲁国的麦子（齐要来抢麦子？）。据下臣看来，恐怕做不到。齐国国君的话极不严肃。臧文仲曾说过：'百姓的主人说话不严肃，必然很快就会死。’ 附 《春秋》：“春，晋人、卫人、陈人、郑人伐宋。” 杜预注曰：自闵、僖巳下终於《春秋》，陈侯常在卫侯上，今大夫会在卫下。传不言陈公孙宁后至，则宁位非上卿故也。 《国语卷十一·晋语五·赵宣子请师伐宋》：“宋人弑昭公，赵宣子请师于灵公以伐宋，公曰：“非晋国之急也。”对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明训也。今宋人弑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则也，天必诛焉。晋为盟主，而不修天罚，将惧及焉。”公许之。乃发令于太庙，召军吏而戒乐正，令三军之钟鼓必备。赵同曰：“国有大役，不镇抚民而备钟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惮之。侵袭之事，陵也。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袭侵密声，为暂事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声之，犹恐其不闻也。吾备钟鼓，为君故也。”乃使旁告于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以至于宋。” “（？錞）于”，古代一种青铜制的军乐器，形如圆筒，用槌击之而鸣。 “丁宁”，古代一种乐器，也叫钲，形状如钟而较小。 （宋国人杀了宋昭公，赵宣子请求晋灵公出兵讨伐宋国，灵公说：“这并不是晋国的当务之急。”赵宣子回答道：“最大的是天地之间的关系，其次是君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明确的规定。现在宋国人杀了自己的国君，这是违反天地人伦的事情，一定要遭受天的惩罚。晋国作为盟主，而不执行天的惩罚，恐怕、祸患就要到来了。”灵公答应了这一请求。于是在太庙里发布号令，召集军吏并且告戒乐官，命令三军的钟鼓必须齐备。赵同（晋国大夫，赵盾的弟弟）问道：“国家有重大行动，不去镇定安抚人民却准备钟鼓，这是为什么呢？”宣子回答说：“大罪讨伐它，小罪威吓它，偷袭、入侵这类事，是欺凌他人。所以讨伐要有钟鼓，以便声讨它的罪行。打仗要用（？錞）于和丁宁两种乐器，是为了警告他的人民。偷袭和入侵要秘而不宣，是为了让对方暂时没有防备。现在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没有比这罪更大的了。明白声讨它，还怕他们听不到呢。我备齐钟鼓，是为了尊重君道的缘故呀。”于是派人到各处去告诉诸侯，整顿军队，振饬军容，一路上鸣钟击鼓，去攻打宋国。） 《春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声姜。” 《公羊传·文公》：“声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声姜是什么人？是鲁文公的母亲。） 《春秋》：“齐侯伐我西鄙。” 杜预注曰：西当为北，盖经误。正义曰：经言西鄙，传言北鄙。服虔以为再来伐鲁西鄙书，北鄙不书，讳仍见伐。案经十五年（前612年）“秋，齐人侵我西鄙”。冬，“齐侯侵我西鄙”。僖二十六年（前634年），春，“齐人侵我西鄙”。“夏，齐人伐我北鄙”。皆仍见侵伐，书而不讳，此何独讳而不书？凡言讳者，讳国恶也。齐侯无道而伐我，我非有恶而可讳，何以讳其仍伐？故知正是一事，经文误耳！知非传误者，鲁求与平，即盟于穀。穀是济北穀城县也，穀在鲁北，知北鄙是也。 《春秋》：“诸侯会于扈。” 杜预注曰：昭公虽以无道见弑，而文公犹宜以弑君受讨，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称人，晋侯平宋以无功不序，明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正义曰：弑君，称君，君之罪者，欲以惩创人君，使为鉴戒。不书弑者之名，以见君亦合死。其君虽则合死，要非臣所得弑。故文公宜以弑君受讨，林父称人，诸侯不序，责死者，罪弑者，所以督大教。大教，谓尊君卑臣之教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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