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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国际性词典:焦虑

 无意识研究 2021-03-04

焦虑 Anxiety 

译者:张弢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普通会员,拉康派精神分析研习与实践者

焦虑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个体在其中体验到一种危险的感觉,其原因是无意识的。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工作开始之初在与威廉·弗里斯的通信中已经开始考虑焦虑问题(1950a [1887–1902])。随着两种连续的焦虑理论的发展,他后来的努力越来越系统化。

在弗洛伊德的两个焦虑理论中,扮演基本角色的是卸载的缺失,因而也是本能满足的缺失(【本能是一种张力,需要卸载这里的能力。然而,在什么情况下本能在精神层面的张力能卸载呢,是在获得满足的情况下,我们获得满足,于是这种冲动或者渴望就消失了,这是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内容-译者注】)。在他的第一个理论中,未被卸载的性本能被描述为由一种貌似生物的机制明确地转化为焦虑(1895b [1894])。在性观念的帮助下,肉体性兴奋因此不能发展为精神力比多。然而,性表现可能会被压抑,随之产生的兴奋要么转向身体出口——引起歇斯底里的转换症状,要么被重新导向焦虑、歇斯底里或恐惧症的替代性表征。

在弗洛伊德的《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d [1925])所阐释的第二焦虑理论中,未被满足的本能没有被明确地唤起。在这个解释中,焦虑作为一种信号由自我发展而来,作为一种对抗无意识焦虑的防御措施。婴儿生理上和精神上的不成熟,使他无法面对大量本能兴奋所引发的紧张情绪的增长。这会产生一种痛苦状态——对于新生儿来说是一种创伤,引发无意识焦虑。婴儿逐渐明白,母性客体能够结束这种状态。就在那时,失去母亲被体验为一种危险,这体验将焦虑构成为一种信号。

当新生儿开始感知母亲时,他无法区分暂时的缺席和持久的丧失。于是,从母亲消失在视野中的那一刻起,婴儿表现得就好像再也见不到她了。重复满足的体验创造了客体—母亲,当需要出现时,这个客体以一种可以被描述为怀旧的方式被强烈地投注着。从这一刻起,在弗洛伊德看来,客体的丧失会激发精神上的痛苦,而焦虑则是对与丧失相关的危险的回应。每当现实检验迫使承认客体已经丧失时,悲伤就会出现。在各种形式中,客体的丧失成为后来的焦虑的原型,弗洛伊德将其列为:对客体的爱的丧失所引发的焦虑、阉割焦虑以及对超我的爱的丧失所引发的焦虑。

这个理论的新奇之处,一方面,来自于遗传学的概念——根据焦虑联系于重新体验最早期人类痛苦的恐惧;另一方面,来自于这样的事实——这些状态与婴儿早期对母性客体的各种幻想有关,后来涉及到对其他客体的幻想,包括父亲(阉割焦虑或者对丧失超我的爱的焦虑)。因此,在焦虑与观念形成之间所假定的紧密联系,和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焦虑理论是完全不同的。

在梅兰妮·克莱因的工作中,焦虑始终占据中心位置,首先在技术方面,其次在理论方面。她反复指出,她的主要技术原则在于解释必须聚焦在最大的焦虑点上。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平衡是克莱因理解不同形式的焦虑和表达焦虑的幻想的基础。在她的早期作品中,她将焦虑及其相关的抑制与童年时期和俄狄浦斯情结有关的性冲突联系在一起。然而,与此同时,她被小孩子的攻击性幻想所震撼,尤其在她所谓的极度施虐阶段。她逐渐认识到,孩子对母亲身体的攻击性及其幻想的内容(阴茎、宝宝、粪便等)是造成焦虑的原因,这种焦虑基于对可能会引发的相互攻击的恐惧。因此,焦虑固有的危险被看作是主体过度攻击性的结果。

尽管克莱因理论始于严重依赖弗洛伊德的《抑制、症状与焦虑》,但从1935年起,特别是在1940年以后,随着“抑郁位”概念的逐渐演进,她将客体丧失置于中心位置。这意味着焦虑概念化的一个改变——它具有了抑郁的特征:焦虑现在被看作是“痛苦”的表达,对克莱因来说,它包括了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痛苦”和“悲伤”两个方面。焦虑状态是由生活中或多或少明确且不可逆转的客体丧失的经历所导致的。

由于丧失的经历与攻击性冲动在幻想中造成的伤害密切相关,痛苦的感觉伴随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内疚。这种内疚感一般倾向于保持无意识状态,因为这对于主体来说非常重要——主体认为自己的攻击行为具有全能的毁灭性。然后,自我会转向激进的(精神病的,躁狂的,抑郁的)防御,这也使得痛苦的感觉难以进入意识。另一方面,内疚感越真实,自我就越强有力地支持它,通过悲伤的感觉清理通往意识的道路。这条规则的一个基本例外是强烈的内疚感由抑郁症患者表现出来,他的自我谴责掩盖了自我企图用内疚淹没内射与被攻击的客体。

梅兰妮·克莱因在介绍了“偏执-分裂位”(1946)与作为一种精神功能类型的“抑郁位”的对比之后,她发展出一套关于焦虑和内疚的系统理论(1948)。这套理论主要依赖于弗洛伊德关于死亡本能的概念,克莱因采用了它。这种观点认为,死亡本能对有机体的威胁所带来的危险引发了焦虑。克莱因谈到了关于“消灭”和“分裂”的焦虑,她提到由死亡本能的内在作用所触发的最原始的恐惧,以及由迫害客体或者原始超我所产生的偏执性焦虑。在这个意义上,分裂焦虑可以被认为是阉割焦虑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先兆。

克莱因认为,面对母亲的挫败感,死亡本能所创造的内在威胁感强化了“偏执-分裂位”的原始自我对毁灭性冲动的投射。因此,乳房作为一个“坏的”部分客体,成为偏执或者迫害焦虑的根源。另一部分死亡本能被自我以攻击的形式去攻击迫害客体。对迫害乳房和迫害阴茎的内射是原始超我的基础,它会引起非常强烈的迫害焦虑(对分裂的恐惧),因而最初它难以从内在迫害客体中区分出来。尽管这个非常早期的超我具有侵略性,但是它努力保护力比多的纽带,这个自我同时与好的或者理想的客体形成关系,后者被体验为生命的源泉。

在力比多本能的帮助下,在朝向成功整合攻击性的进程中,幻想产生了——这是俄狄浦斯情结早期阶段的特征,在整合的过程中包含了部分客体:母亲的胃和它被幻想的内容(阴茎、宝宝、粪便等)。如果这些客体引发了精神病性的迫害焦虑,那么这些焦虑将在临床上表现为一种防御转化的结果——转化为在过度攻击性的原始超我的压力下所产生的无法忍受的抑郁性焦虑。事实上,正如克莱因在她最后的作品中指出的那样,“偏执-分裂位”与“抑郁位”是同时发生的,无论是为了防御还是为了整合。在临床工作中,这表现为偏执焦虑与抑郁焦虑并存;一个或者另一个占上风,取决于在病人那里哪一个占据主导地位。

在整合抑郁状态的不同步骤中,会遇到一系列由特定幻想所区分的抑郁焦虑,这些幻想出现在每一种力比多投注客体丧失的情况下(Palacio Espasa, 1993)。因此,无论何时,当灾难性毁灭的幻想涌现,主体因巨大的攻击性能量而体验到不可挽回的伤害时——正如他所感知到的——接踵而至的强烈的内疚制造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自我只能求助于精神病性防御,把这些灾难性的抑郁焦虑转化为迫害焦虑。

当毁灭式幻想没有那么重要,主体的攻击性也没有那么具有毁灭性时,对力比多投注客体的死亡幻想可能是普遍的。这样,自我可以使用储存的力比多——它所体验到的是有限的——作为对抗任何攻击表现的巨大栅栏。这引起强烈的内疚感,从而产生对死亡或者客体丧失的恐惧的责任感。自我倾向于以躁狂的方式——通过对理想化的完整客体的认同,或者以抑郁的方式,比如对客体的死亡或者被摧毁方面的认同,来抵御如此痛苦的抑郁影响。

当客体之爱的丧失的幻想占据主导地位时,它们以被客体拒绝或被抛弃为中心。死亡幻想没有那么强烈且更易被反转,这是因为这类主体自我有更多的力比多可用容量。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有整套神经症性的防御系统可供支配。这些包括对主体攻击行为的不良后果的追溯性否认,以及对典型的强迫性神经症攻击行为的反向形成。通过恐惧症的移置和符号化,力比多冲动的主导有助于将由客体之爱的丧失所激发的冲突转换为三元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排除幻想变得更加突出。考虑到两个被高度投注的父母无意识意象有着良好整合的本能的关系,体验到的客体丧失可能会减至为乱伦客体的独占之爱的丧失。另一方面,被认为要对客体之爱的丧失负责的危险的攻击性,可能会投射到另一个父母那里——随后变成了竞争对手。由此产生了俄狄浦斯情结,以及直接或者间接表达的各种各样的冲突。

简而言之,随着抑郁焦虑的强度降低,得益于抑郁冲突转化为产生阉割焦虑的各种神经症性冲突,俄狄浦斯情结涌现出来。然而,在神经症中,伴随着阉割焦虑,强烈的抑郁焦虑(特别是内疚)可能会继续存在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父母中——更加完整的客体,在神经症的文献中常常被忽视。这种焦虑可能确实会导致朝向抑郁冲突的显著退行。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阉割焦虑与俄狄浦斯情结连接紧密。在弗洛伊德看来,阉割是原初幻想之一。在他的幼儿性欲观点中,俄狄浦斯情结出现在生殖器首要阶段,这意味着阉割情结在两性中是极其相似的。由于对阴茎估价过高,儿童不承认女性性别,而且认为这是阉割的结果。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弗洛伊德把阉割看作是一种丧失,在生殖器性征层面上,在一系列客体丧失中——母亲乳房的丧失、肠道里的内容的丧失等等。

对梅兰妮·克莱因来说,阉割焦虑是出于对儿童与同性父母之间俄狄浦斯情结竞争遭受报复的恐惧。在男孩那里,这焦虑是担心自己的阴茎会丧失在复仇心重的父亲手里;在女孩那里,这焦虑是担心自己的腹部会遭受母性客体迫害的攻击。从这个理论角度来看,阉割焦虑以一种惩罚的形式出现,惩罚的是幼小孩子构建起来的躁狂和自恋幻想,这些幻想保护他免于从父母的性的与生殖的关系那里由于自己生理尚未成熟而无法参与进去所遭遇的排斥感。 随后,幼儿在幻想中对同性父母理想化的性特质着迷,因此与之成为竞争对手,想象自己是异性父母爱的唯一接受者。这样一种幻想的立场只能产生阉割焦虑,如果没有其它原因的话,它源自幼儿对于自己生理不成熟是一种残缺的恐惧。

当主体经历分离时,分离焦虑作为或多或少不可逆转的客体丧失而出现。在玛格丽特·马勒的描述中,很小的婴儿在5-6个月大之后表现出分离焦虑,这些焦虑在分离-个体化的次级阶段建立时——15-18个月大的时候——变得尤为显著(马勒等)。在这段时间里,婴儿经历了真正的绝望,这种感觉接近于克莱因描述的在“抑郁位”的顶点所产生的初期忧郁。外部母亲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她的内在形象就在孩子攻击性幻想的威胁下被体验到,被孩子感知为具有巨大的高度破坏性。只有在2岁或3岁以后,在客体恒常性阶段,孩子才能逐渐克服分离焦虑;到那时,他可以保留母亲的内在心理表征,这种表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力比多冲动所投注的。

实际危险存在时的焦虑,或者“现实的焦虑”,在弗洛伊德的《抑制、症状与焦虑》中是一个有点儿矛盾的概念,在那里(正如我们所见)他认为焦虑是由于客体丧失由内而外偶然引起的对危险的感受。弗洛伊德自己在解决这个歧义性时断言,在讨论显而易见的外部危险时——诸如客体爱的丧失或者阉割焦虑,(他说) “被爱之人不在意爱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受到阉割焦虑的威胁,如果我们没有心怀某种情感和企图的话。所以,这些本能冲动是外部危险的决定因素,因此它们自身也变得危险”(p.145)。换言之,所有现实的焦虑也是简单的焦虑,并不仅仅是对外部危险的恐惧,因为它总是唤醒内在的威胁。当然,这个观点对于克莱因的“抑郁位”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在“抑郁位”,每一次外部丧失都伴随着一次对内在客体丧失的体验。丧失的原始体验被现实的丧失所激活,因此,如果要成功地哀悼在外部世界丧失的客体,那么修通早期的内在丧失是先决条件。

FRANCISCO PALACIO ESPASA

弗朗西斯科·帕拉西奥·埃斯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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