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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哲学》 导 论 1 1️⃣ 如果的确如黑格尔所说，一旦“人类生活中的统一的力量消失不见，对立的各方失去了他们的生活关系和互动”，就会需要哲学，那么对于欧洲来说，最需要的莫过于哲学。在“欧盟”的名义下，不会经历分崩离析的巨大风险，除非彼此独立的对立各方不希望在一个有意义的关系下，让大家团结起来。欧盟并不是在彼此求同存异而相互关联，它的各个成员消散在毫无关系的多元性当中，这种多元性甚至缺少建设性的冲突力。分裂不仅仅影响的是各个成员国，而且还有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某种让大家团结在一起的诱因——仿佛欧洲的现实已经彻底地远离了其目标，堕落为一个纯粹地理学的事实。在世界新秩序下，当一切都呼唤着一个强大的欧洲一极时，欧洲似乎不仅缺少可以得到认同的实体，甚至也缺乏灵魂。因此，或许可以说，不仅仅是欧洲内部四分五裂，欧洲与自身也分离了——远离了欧洲应当具有的意义。其成员国的利益，更不用说它们彼此所带有的价值观，找不到任何互相妥协的位置，甚至找不到让彼此分裂的清晰界限。它们以非常慵懒的方式分道扬镳，在混沌无序和冷漠不语之间徘徊不前。没有一个大问题让人们可以触及到其核心——从经济萧条正在糜烂的伤口，到逐渐增加的移民流压力，再到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些问题产生了一个共同的回应，而政治本身遭到越来越多的公民的拒斥。唯有当一种高规格的政治形态——尼采称之为“大政治”——能够回应对我们造成压力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军事上的挑战时，所有这些问题才能一次性的同时解决。由于各个成员国在根源上有着无法消除的差异，经济统一体就会让步于这个根源，而缺少政治上的联合就会让欧洲无法抵御其敌人的死亡威胁。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 这个困局正好可以为哲学反思开启新的空间——这并不是因为哲学反思可以轻易而举地解决各种高度复杂的问题，而是因为，在世界舞台急剧变化的时代里，相比于其他话语，哲学可以事先认识到各个事件的走向。在某些情况下，唯有在巨大历史时代的黄昏时刻，哲学才能澄清一个时代的轮廓，即便这个时代之前已经被概括为一个固定化的形象。当然，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经济科学和政治科学来认识一场危机的各个侧面。但是，当所有的参照点都处于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变化过程中，那么唯有哲学可以将它们理解为一个整体。当所有的道路都似乎走不通时，唯有哲学具有其他学科所缺乏的创造力，其他学科更多地指向过去，如历史学，或者没有太多深度，如政治科学。这样，当从经济方面对欧洲的思考不再充分，为欧洲思考一个政治秩序似乎也十分荒谬，或许唯一还通畅的道路就是被思想开凿出来的道路。 那么，对于解释欧洲状况，无论多么健全的分析工具，都是来自于哲学研究所开启的创造的工作空间。在诸多古老的哲学-政治词汇和怀疑论的守夜人之中，我所指的是在过去20年里，法国和意大利发展出来的并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生命政治范式。因为，若没有充分的警惕，长期以来我们所经历的过程被视为一场纯粹的经济危机——这直接牵扯到欧盟的政治体制——而这场危机进而变成了更剧烈的生命政治的危机。身体，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数量逐渐增多，在一段时间里，从地中海地区流向南欧的海岸，与此同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袭击，这些都代表着这个转折点的量级和迫切程度。早先的震动欧洲诸国的金融地震，迫使人口所有部分都降低到纯粹生存的层面上，预示着即将来临的事件的走向。与此同时，欧盟无法将个别成员国丧失的主权融入其机构，很清楚地说明了，欧盟这个概念已经无法表达在一个体制下发生的一切，迄今为止，这个体制除了债务之外，没有任何“主权”。 -《欧洲哲学》- 宏大的移民流与欧洲格格不入，一方面，街巷上已经爆发了斗争，另一方面，这标志着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一个质的飞跃。很明显，为了理解这一点，这些史无前例的事件需要一并来思考——也就是说，需要把它们关联起来，也需要逐个弄清它们。很快可以发现，它们纯粹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东西，因为这些事件完全不同于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欧洲人口的相对主导地位，在欧洲边界内部没有战争。突然，仿佛一个帘幕被扯碎了，向我们展现了欧洲人民会慢慢察觉到的景象，现在它已经赤裸裸地一览无余地摆放着震惊的欧洲人面前。一种委婉的说法，即“人道主义突发事件”表达了一个结构性震动的特性，它注定要通过其人口组成来改变欧盟的性质。或许从二战以来，欧洲政府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他们做出的选择直接会让政治关联于数百万人的生物性生命，他们因战争和饥馑而背井离乡。无需夸大关于他们命运的最终问题的重要性，他们要么苟且偷生，要么悄然逝去。我们所谓的欧洲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于它如何回应这种激进的选择。恐怖主义的袭击敞开了一个正在溃烂的伤口，而它正让欧洲以及我们文明的根基的未来变得扑所迷离。无需多想，以爆炸为主要形式的死亡已经成为了政治场景的中心，血洗了欧洲的街头。在政治生命和生物学生命的直接关联之处，欧洲大陆的命运已经在游离不定的边界上（这个边界将肯定性的生命政治与不知道多大比例的死亡政治危机区别开来）被展现出来了，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分别。这些都是世界范围的哲学讨论最中心的主要范畴，这一说法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已经说过的东西。哲学和危机彼此映射，为了理解一方，就必须将另一方作为透镜。 2 2️⃣ 当然，认为理解另一场欧洲的大的危机，即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危机的“形而上学”的命运的唯一方法也是哲学的危机，这个说法是不合适的。从这个看法的激进性和力量上看，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只需要提最出名的名字）对危机的分析，是其他方法（无论是社会学方法、经济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无法与之相媲美的。这并不意味着当代哲学研究可以追溯他们的运动，或者延续他们的立场。相反，本书坚持一种一刀两断式的断裂，这个断裂不仅将今天的欧洲思想，而且将早先的战后思想，都与那场知识事件切分开来，我们不再认可那场事件的预设和结果。相反，有人或许会说，唯有当欧洲危机，及其后续的影响的哲学最终消逝了，才能开启一个新的思想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将全球化世界向欧洲提出的各种问题关联起来。让我们抛弃那种哲学的东西，不仅仅是抛弃它的内容（其内容很久以前就已经干涸了），就是划定它范围的空间——一个完全局限于欧洲区域的空间。 本书用副标题打破了这个坐井观天式态度，即将欧洲哲学与其“外部”联系起来。思想与外部的关系就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也是本书所描绘的理论框架。此外，当研究对象是一个如何看待那些不再是当下各种事件的表征的事物时，就需要从外部来思考问题。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正是由于缺少这些关注，让二十世纪早期的欧洲哲学踟蹰不前，陷入僵局。这种自我迷恋式的看法让欧洲无法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与之相伴随的因果关系的颠倒。历史和政治领域对哲学的影响——不可逆转的欧洲中心——反而被理解为一个世纪以前的哲学危机的结果。在胡塞尔关于欧洲危机的讨论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但在所有伟大的时代哲学中，它总是以各种腔调引起了波澜。我们知道，哲学家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欧洲与哲学之间具有同构关系，哲学的危机自然也会引发欧洲危机，所以，只有治疗好哲学危机，另一方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如果在那些著名的思想家，如海德格尔、胡塞尔、奥尔特加（Ortega）、本达（Benda）、瓦莱里之间有什么交集的话，那么恰恰是这个命题：由于撼动欧洲的危机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危机，最明显的指向是虚无主义，唯一处置这场危机的方法就是你在引发这场危机的哲学中来治好它。因为那种哲学的问题在于，可以恢复诸多业已丧失很久，流落在外的根基。唯有恢复了与古希腊根源的关系，回溯到它本身，欧洲精神才能免于解体力量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于外部，最终也是用外部来界定它们自己的。 有人认为，二战爆发时，欧洲哲学正是由于摆脱了这种布局（dispositif），才能得到复兴，这种观念在表面上时悖谬的。然而，在达到这一点之前，必须注意的是我们所谈的危机哲学并不是把欧洲思想当成一个整体。另一种不同的哲学谱系与之随行，并与之对立：尽管该谱系在其范围内，但这种传统是从外部来看欧洲的，从根本上挑战了欧洲流行的自我表征。在荷尔德林、尼采、帕托卡（Patocka）这些名字下，他们引领的声音证明了一个平行于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欧洲中心论的谱系的存在，而与之没有丝毫交集。它的特征是有一个指向外部的张力，打破了危机的布局，以及它的预设——并不是因为它否定了危机的存在，而是因为他们将危机视作一个源头，而不是一个特殊时代里的事件。正如荷尔德林所说，两极的冲突构成了所有统一——并不是真的这样，很明显，因为统一总是能描绘出它自己的各种差异。在写给他的朋友博伦多夫（Bohlendorff）的一封信中，他表达了这个激进观点，即不可仿效古希腊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而且也因为和我们一样，他们并不具有一个让其成长的独立特征。从一开始，它就是在与其他与之交汇的各种文化的关系的影响下成长的，古希腊精神充满着两个对立原则的冲突，我们称之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对于尼采来说，如果欧洲从一开始就在内部传承着某种东西，那么也是在宗教、政治和社会根基上的将其撕成碎片的各种冲突。在荷尔德林那里，是现代性与古典主义之间的鸿沟，而在尼采这里，干脆是所有欧洲价值结成的一道深渊。他付诸实践的谱系学方法，建立在一个无法追溯的真正的起源之上，后来被危机哲学家用目的论范式将其砸得粉碎。但与此同时，它给出了一个预想，即如果不关注自身的成就，它就会面对一个不按照它的利益来管制的世界，那么欧洲就会沦为“西亚半岛”。唯有从外部来看自己，“良善的欧洲人”才会超越他们的原型，摒弃那些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深渊的边缘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让·帕托卡从他的去中心化立场来给出了这种诊断，他注意到唯有在一系列战争、暴力、排外（欧洲借此来认识自己）之后，才能让另一个欧洲从其中崛起，他称之为“后-欧洲”。在持续三十年的哲学研究中，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的见证者和受害者，他将欧洲危机的发生放置在普世主义的托辞和民族主义的堡垒之间的敞开的裂缝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退却到尼采所谓的“消极的虚无主义”的无助途径之下的危机中。除非满足两个条件，否则我们根本没有出路：面对穷途末路的历史，要绝对地停下来；彻底地解释其最内核的缺憾。唯有记住过去，并承担面对未来的责任，我们才能建立起后-欧洲人的前提条件，他们才能重新掌握由于理性之光造成的盲目，被欧洲背弃的普世价值。 3 3️⃣ 在美国流亡期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写作的《启蒙辩证法》表达的激进观念与这种观点不谋而合。这进一步肯定了这个事实，为了向世界再说一遍，欧洲哲学必须找到一条通向其理论和地理圈子的外部的道路，而危机已经封闭了这些道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取得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对于这个现象给出了一个不错的看法。这个时代有某种东西超越了所有特殊生活的历史，超越了所有悲剧性的事件，触及到哲学工作最深刻的肌理。正如我说过，尽管与祖国关系密切，但哲学思想同样需要消除地域之见，来接收动量和呼吸：外部总是照亮着内部，而不是相反。正如美国是由最优秀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解读的——从托克维尔到阿伦特，还有韦伯和葛兰西——欧洲的灾难都是通过大西洋另一侧来从各个方位重构的。 但是，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被迫背井离乡，他们不只是挪动了一个地方。这彻底地改变了大陆哲学本身的内容。我指的不仅仅是社会研究所在经济学、政治学、精神分析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异军突起，他们将这些十分恰当地定义为“社会”研究，而且也指的是这些材料对哲学实践本身产生的突破性的影响，如今，它已经摆脱了自我指涉的趋势，在表面上被其“外部”所穿透。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放弃他们的理论特质，尤其是阿多诺将这种理论发挥到了语义复杂性的极限。而这恰恰意味着他们超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来面对概念与时代的关系，而不坠入马克思主义学究们的陈词滥调之中。奠基之谜——阿多诺在他的《否定辩证法》中花了非常多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在字面上是难以理解的——就是希望表达出，在哲学上有什么东西位于哲学的外部。哲学工作如何与它所并不包含的东西（因为在它的外部）相关联？阿多诺用了一种二十世纪很少见的激进主义，用一个倾向于驱逐的词语来提出外部的固有本质问题。 这就是其思想的难以异化的否定特质的来源，它处在这样一个边界上，它在与真实相关联的同时也与真实相分离。对于哲学来说，为了打破其独立的语言，就必须将真实引入自身之中，这样包含了位于它自身范围外部的东西。但是，为了能够批判与之共存的现实，它就必须让自身外在于现实，要超越现实。正因为如此，批判理论的要领就在于现实主义和超越性之间的自律关系。哲学必须原理它身处其中的同一性的真实，在既存的一切事物的总体性上，开启一道裂缝。但是，为了在不可言说的极限处达到这个效果，就必须不断地用否定性词语来言说，而不要让它们滑入到肯定性当中——正如黑格尔最终所做的那样，他最终用否定来达到调和。黑格尔也是一种外部思想，但是用一种内在化的逻辑形式表达的，因此，就消解了外部。由于否定忠实于自身，表达它的矛盾也必然与它自己相矛盾。唯有这个概念具有非概念内涵，将非同一性引入同一性时，这才是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多诺的计划是故意地走向失败的。当同一个概念语言的使用堵塞了所有的出路时，哲学就必须开创一个外部。还有，极端的否定给出了遥远的可能性的微光，那个令人向往的世界可能会降临，尽管这个世界此前从未存在过。 4 4️⃣ 第二条通往外部的道路，又是出现在美国，这次是通过法国理论来刻画的。与德国哲学不同，德国哲学是一种自发性的专项，不是由创伤性的事件决定的，也缺乏悲剧性的旋律。这涉及到一系列作者——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利奥塔、鲍德里亚、命名了最重要的要素——在他们的国家他们已经声名鹊起，因此他们也受邀到美国大学里讲学。在这里，一种去故土化的运动又一次让欧洲思想播撒到全世界。关键不是跨越了大西洋的彼岸，扩张到全球范围：法国作家们的绚丽的成就，他们成为了美国校园里的灿烂明星，而此前是德国思想家在那里占主导地位。在利奥塔后现代理论和对德里达所推行的解构实践的兴趣逐渐增长的同时，伴随着是对马尔库塞和阿多诺的迅速衰落。这部分是由于哈贝马斯的著作《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对巴黎的思想家们发起了攻击，而引发了利奥塔的回应。争论的核心是对现代社会的不同判断——对法国人来说，现代性已经日暮西山，而对德国人来说，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而且他们关于哲学地位的观点也有着明显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到他们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的差异。德国人和法国人对于“理论”一词给出了不同的意思，这足以解释他们所出现的分歧。在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们所践行的“批判理论”中，形容词要高于名词，带着哲学-政治的腔调，在法国理论那里，“理论”没有任何批判意义，而是意味着一种不依赖于任何规范目的的写作实践。在对哲学的一步步的文字化的过程中，尤其是美国解构主义所推行的理论，不再触及到任何真实，它主要集中于自身的实践。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引入第三极，来让对立的双方的冲突得以缓和，这个第三极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 不过，我们不可能看不到法国理论非政治的追求的内在分裂，从一开始，这个分裂将二者分成两个互不相容的潮流，一个是由海德格尔所影响的潮流，另一个是由尼采所的潮流。利奥塔和德里达是前者，尽管他们方式不同；福柯和德勒兹则代表着后者。为什么我在讨论法国理论的章节中从一个有缺陷的线索开始，即从德里达和福柯关于后者的《古典时代疯癫史》的激烈争论开始，理由在于这场争论就建立在哲学及其外部的关系之上，这也是本书的中心。事实上，两位作者都问道了这个问题，但二人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对于德里达来说，相对于衔接语言（logos）和语音（phonē）的内在关联，其外部就是写作。写作是外在的，是语音的反面，语音常常来自于内部。但写作是内部的外部，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了内部与外部衔接的差分边缘，而不是其对立面。 对于相对外部，福柯的回答是绝对外部。读他的著作，追溯其传记中不寻常的轨迹，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不断扩大了外部空间，一步又一步地改变其最终边界。与德里达不同，在早期阶段，疯癫外在于理性，逃离了其理解。随后是陈述——在话语秩序中，似乎消除了主体的中心地位，将话语推向外部，而不是让主体来生产话语。最后，在从知识考古学到权力谱系学的发展过程中，在权力与抵抗的连续动力关系中，外部是与移动物体的力量并存的。主体和对象都是生物性生命——德勒兹也将其理解为一种非个人的独特力量，永远不会让它自己被捕捉的力量，因为它就是在我们所能触及的外部，掌控着我们的东西。政治——也就是说，各种试图征服生物生命的力量和试图解放这些生命的力量之间的永不停歇的斗争——总是包含在生物性生命当中。主体性的构成就是这种辩证法正在发生改变的结果，其中，生命和政治是纠缠在一个死结上。 5 5️⃣ 通过这种方式，在欧洲哲学视野上开辟入口的东西就是我所开启的生命政治学观念。我们将其发展（用最原本的方式重述和阐明了福柯的洞见）归因于一系列文本实践的形成，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意大利思想”。在这个表达中，“思想”来替代“哲学”和“理论”，这是一个新进的创造，代表着与我考察的另两个哲学谱系完全不同。在过去二十年里，意大利思想并没有完全获得德国哲学和法国理论那样的声望和独立性，但意大利思想发展出一条与二者完全不同的道路。考虑到这种被视为一种趋势的东西，最开始也来自于意大利之外，尤其是来自于美国，很难给出构成其成员的那些思想家一个统一的轮廓。除此之外，不仅仅是它与其他两种思想传统有所不同，它的主要特征似乎有一个显著的趋势，逐渐被污化——正如它自我适应于生命政治范式所证明的那样。不过，其形成模式揭示出意大利思想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仅是由于其文化，也是由于这种思想诞生之前的历史，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来使之富有特性。 再说一遍，我谈论的是思想和冲击其外部界限，直到为其内部开辟道路，并改变其思想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在德国哲学中，这个外部对应于社会，在法国解构主义那里，这个外部则是写作，在意大利，“政治”代表着这个外部，也可以理解为超越国家制度的东西。不需要回到意大利哲学的马基雅维利的根源（这个根源在其现代代言人们那里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必须将其开端定位在六十年代之后逐渐形成意大利思想的东西，尤其是在“工人主义”（operaismo）名义下所命名的各种不同的行为。这导致了一种时间上的悖谬，在其思想确立几十年之后，这个思想的起源才得到承认。一个思想实际的发生及其形成在时间顺序上的裂缝，将意大利思想置于面对德国哲学和法国理论是一个离心化的位置上。它源于法国理论，在法国理论的驱动力丧失了其动力之后，它才得以巩固；因此，一方面它来自于不完善，另一方面，他根植于可以追溯到早期现代的更深刻的思想层次那里。在共时解读（将意大利思想限定在六十年代的冲突动力机制之下）和历时解读（将意大利思想关联于一个很长的谱系）之间选择哪一方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事实上意大利思想恰恰就处在两条道路的衔接点和张力关系之中。那么并不出乎意料，它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一种穿透性的目光，将古代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贯穿起来。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浓墨重彩的概念是在意大利发展出来的——绝对主权（imperium）、神圣化（sacertas）、免疫（immunitas）——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就在于一个理论装置，让其当代性经受其源头的考验，并试图在当代性之中寻找起源。 意大利思想的主要特征源于完全拥抱从语言学转向——德国解释学和法国解构主义与之密切相关——向由福柯和德勒兹部分倡导的生物学转向的过渡。而两位思想家，甚至在其生命政治学理论框架下没有看到的东西，就是生命和政治之间更实际的关联。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对立的法国思想求助于差异，并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为了让差异彻底摆脱法国思想的非政治论调，同时也避免了德国的否定性和法国的中性，需要将同一条线上将两个对立面衔接起来。这就是工人主义所号召的东西，打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设定的资本和工人阶级的内在统一，为了将他们引向彻底不同的另一种观点。通过与卡尔·施米特的关系，意大利思想将政治置于其视角的中心。在这些线索中，可以说意大利政治哲学所指的主体性的特征是二，而不是一与多。相对于带有否定痕迹的德国人和中性化的法国人而言，将意大利思想构成为一个整体的是其肯定性的模式，即让其成为“行动中的思想”——用尼采的话来说，积极的而不是反动的。这种肯定性的模式如何发展，仍然是一个它未来发展的问题，对于现今而言，这仅仅是一个趋势。一种可能性——当然是非常艰难的可能性——就是试图从政治神学范式中解放出来，而整个西方传统都深陷在其囹圄之中。在这个传统下，当所有的概念都倾向于通过对立的否定，而不是自在地来看问题时，意大利思想试图创造一种直接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来肯定——从其歧路的十字路口中心处的生物学生命出发。 6 6️⃣ 在1989年事件的发生，有了一个关于欧洲的共同观念之前，我们都不得不等待着。尽管一体化计划回到了战后早期的岁月，但并未在冷战期间彻底的冷却，唯有在苏联体制崩溃战后，一体化才重新焕发青春。只要大陆仍然被铁幕隔开，诸多欧洲哲学就是可能的，但不是一种在主观和客观意义上的欧洲哲学。柏林墙的摧毁，同时也打破了现实和思想的障碍，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个不再背负着过去，而是自由地朝向未来的时代。东方边界的连续扩张似乎让欧洲超越了其古代的界限，其整合了之前五十年里还是它绝对外部的那些国家。仿佛消除疆域的动力（直到那时，它都在影响着各种思想线索），现在已经扩展到欧洲整体，需要从所有的哲学中来思考它。不过，一体化的联合也并不是要让各种理性思考和哲学风格的不同模式变得同质化。欧洲各种概念语言之间的差异仍然是关于欧洲意义的最富有洞见的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个事实意味着多元视角是欧洲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欧洲的哲学，或如本书的标题一样，为了欧洲的哲学，只能在各种思想传统的交汇中产生。 于尔根·哈贝马斯发起了德国关于欧洲宪政可能性的讨论。他的“宪法爱国主义”计划的优点在于，在他所界定的“后民族星丛”的发展中，解开了民族国家身份与共和公民身份之间的现代关联。这个转变的哲学参照系是康德的启蒙版本：只有普世大同的视野才能在全球化过程中让欧洲一体化具有意义。哈贝马斯坚定地坚持这一观点，即便在面对迪特·格林（Dieter Grimm）和恩斯特-伍尔夫冈·博肯福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针对他的强烈的反对，认为欧洲人民没有能力让欧盟具备民主上的合法性和实质时亦是如此。对他而言，欧洲人口的形成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启蒙的公共空间逐步扩张所导致的宪政化构成的前提。其预先假定了一个切实有效的而负责任的公民社会，如今欧洲再没有这样的公民社会了，而这种公民社会揭示出哈贝马斯在话语上的自反性循环，在此基础上，欧洲公民必须设想一个未来，尤其是通过他们的想象力来让其成为可能。感觉是，这个计划的每一步都与这个前提紧密相关，而这个前提本身依赖于现实中不具备的条件。最终的导向似乎是这样一个观念，即所有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都是可以通过理性讨论来解决的，因为这些冲突都来自于话语本性上的误解。没有比这个假设更粗暴的论证了。在如此巨大的移民流的压力下，在恐怖袭击的挑战下，越来越难于想象，新欧洲可以及建立在方便争论和合法协议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界定一个“德里达模式”，其不亚于“哈贝马斯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欧洲的未来试图寻找其边界之外的世界——边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身份与之相关。法国阐释者所认为的大陆的命运，就是永不停歇的变化，为的就是让普世主义哲学的目标陷入矛盾，反对作为这种目标特征的民族国家的自我中心主义。即将到来的欧洲，是欧洲化的欧洲——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关注原初关系的欧洲，而是有着明确的去中心化倾向的欧洲。在理论的激进性上，这种方式值得推崇的，然而，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证明了这种模式极端脆弱。通过消解各种差异分化的特征，来构想一种欧洲身份——在这种环境下，恰恰是它的生存遭到了威胁——其中的矛盾十分明显。埃蒂安尼·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在一系列政治研究和学术论文中（这些研究和论文让他成为了欧洲思想的先锋）所采取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他是最早理解了由边界造成的主体（要么被边界包含，要么被边界排斥）的生命政治地位的人物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摒弃边界——其反生产的后果，即鼓励了非差异性的同质化。相反，他们必须得到民主化，换句话说，边界必须向那些不得不跨越边界，来逃离无法生活的窘境的人们开放。这意味着必须对正在进行中的生命政治进程做出回应，而不要让他们死于可能导致他们陷入死亡政治的漂流。只有注意到这种变化是无法逆转的，注意到它所涉及的风险和资源，这样，就可以让欧洲大陆成为世界上发达的民主之地。 更清晰地界定欧洲政治空间的需求是由意大利哲学来讨论的。由于9·11屠戮事件的创伤的强烈影响，意大利对话建立在与这种进程之中的深刻变迁有着更现实的关系。其肇始于与作为其深入的谱系学特征的伟大的政治体制的历史概念的比较。无论其怎么理解，它都不会与帝国主义范式兼容，欧盟的空间似乎不能还原为一个主权体制。根据不同的视角，问题在于，已经证明了主权范畴本身在整体上不适于表达我们所面对的生命政治动力学。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抉择，导致当下的欧洲情形的突发事件——从跨国恐怖主义到大量的移民，环境危机，宏观经济选择——都不可能在单一民族国家层面上解决。像这些唯一能处理问题而不回避全球化的挑战也不屈服于全球化同质化趋势的方式，就是在一个巨大区域空间里多极共存。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唯有在“欧洲的”这个“形容词”重新获得从马基雅维利到维柯思想传统中的语义分量的前提下，欧洲才能回到“公民权力”的地位上。在这个传统中，向“公民”（civile）和“公民审核”（incivilimento）之类的词语从来不会从非现实的角度上来假装否定权力，相反，它们会建议将权力限制在政治冲突的范围之内。不过，毫无疑问，恐怖主义的挑战让欧洲各国必须联合起来，他们不能从内部让这个跨越了多个不同整合视角的运动变化的辩证集合窒息而亡。马基雅维利和维柯的公民都意味着必须将人民（popolo）的利益凌驾在那些主流社会阶层的利益之上。无需质疑其奠基性价值的共同根基，新欧洲只能只能从不同政治派别的针锋相对甚至冲突中出现。这让我们回到了黑格尔所谓的“对立”的内在需要。问题在于让它们回到“它们的生活关系和互动”。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新秩序只能从不同社会派别的斗争中产生。眼下尚不具备的欧洲人民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与这个张力相关。的确，合法的制度绝不会在没有冲突下看到曙光。当然，欧洲并不是围着圆桌签订的条约或者成员国在主权上单纯认可的产物，它只可能来自于延伸到今天和明天所有居民身上的公民的共同意愿和需求。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一个单一的欧洲人民的单一表达一样。欧洲公民只可能是不断变迁，不同的人民彼此针锋相对的结果，在所有欧盟成员国里，包括那些从外部来到欧洲的人，他们在资源占有、生存机会上都不平等。如果一部分人，其利益和生活方式已经代表着全球金融的最高档次，而另一部分人的苦难积重难返，尚未寻找到配得上这个名称的表达。唯有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当真实的联盟在大众阶层之间形成，成为欧洲的绝大多数人的时候，欧洲才有可能重新理解一体化的深刻动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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