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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邱潔嫻，女，1989 年生，安徽桐城人，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發表有論文《陝西韓城盤樂村宋墓壁畫雜劇脚色辨析》。 《誠齋樂府》的四種形態及其 相互關係探析 摘要：學界在討論朱有燉的《誠齋樂府》時，一説它只是散曲集，一説它可能也是雜劇集，這兩種説法都不很全面，因爲《誠齋樂府》的具體形態比較複雜。從宣德九年（1434）出版的散曲集《誠齋樂府》開始，到1928年吴梅主持排印的同名雜劇集終止，近500年間，它至少有四種形態：散曲集，散曲雜劇合集，觀念中的雜劇集，事實上的不完整的雜劇集。這四種形態在前後影響中演變遞進，清晰地呈現了事實與觀念的互動過程。 關鍵字：《誠齋樂府》 朱有燉 事實 觀念 吴梅 引言  朱有燉（1379~1439）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橚的嫡長子，號誠齋，爲周藩第二代親王，謚號憲，世稱周憲王。他長於創作，一生中寫下了不少散曲和雜劇，前者曾在他去世前五年的宣德九年（1434）以《誠齋樂府》之名結集出版，且有刻本流傳至今，而他的31種北曲雜劇，雖然從永樂二年（1404）開始陸續出版，但最後是否結合成集，一向不甚明朗。[1]到萬曆朝（1573～1620），始有人表示這些雜劇刻本以《誠齋樂府》爲名結集出版。如沈德符（1578～1642）在《顧曲雜言》“填詞名手”條下説：“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2]趙琦美（1563～1624）《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中抄本《河嵩神靈芝慶壽》的扉頁，雜劇名下題“誠齋樂府 有序” 。[3]其中，脈望館本《靈芝慶壽》的版面標識强化了現代人對題名《誠齋樂府》的雜劇集的想象，如當代學者徐子方先生據此推論： 此係明人題署之直接證據，證實有燉雜劇集名《誠齋樂府》之實在性。瞭解這一點非常重要，説明明萬曆年間趙琦美的確見到一本《誠齋樂府》，其中包括雜劇。[4] 趙、沈以外，未見明代人用《誠齋樂府》明確表示周憲王的雜劇集。將近二百年後，清代焦循（1763～1820）沿襲了沈德符的觀點，他在《劇説》中説： 惟周憲王所作雜劇，名《誠齋樂府》，往往調入弦索。[5] 到1928年，吴梅與商務印書館合作整理的《奢摩他室曲叢》出版，其中包含憲王雜劇24種，總括以《誠齋樂府》之名。這些記録或實踐，似乎説明：從明代開始，就存在一個事實上的雜劇集《誠齋樂府》。  ▲《奢摩他室曲叢》書影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版 然而，朱有燉本人没有留下關於爲雜劇結集的隻言片語，在收藏朱有燉雜劇的各大圖書館裏，包括收齊了31種雜劇的中國國家圖書館，也没有發現一個總名、總序、總目、正文完備的雜劇集《誠齋樂府》。這些又似乎反映了事實上的雜劇集《誠齋樂府》的缺席。 所以，同樣是題名《誠齋樂府》，有序文的散曲集宣德刻本流傳至今，而雜劇集難覓蹤影。或許是基於這一事實，不少學者對雜劇集《誠齋樂府》的態度有所保留，他們不約而同地多角度論證《誠齋樂府》是散曲集而非雜劇集。廖奔先生最先根據他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文獻調查，得出此結論；張春國、朱仰東兩位先生分别從朱有燉個人的樂府觀和元明之際樂府選所表現的樂府觀出發，認爲散曲而非雜劇才是憲王時代的樂府正宗。[6] 但是，上述三位研究者只論證了朱有燉時代的《誠齋樂府》是散曲集（而非雜劇集），却沒有解釋爲什麼萬曆以來會出現雜劇集《誠齋樂府》的説法。如前所述，正是根據萬曆時人的説法， 徐子方先生認爲存在雜劇集。而且，當學者們在討論《誠齋樂府》指向何種文體時，似乎也沒有意識到時間上的差異，他們看似在討論同一個問題，其實是在討論同一個名稱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指涉，從而造成了兩種看似矛盾的説法：《誠齋樂府》是散曲集而非雜劇集，《誠齋樂府》是雜劇集。兩種矛盾的説法，加上吴梅所編雜劇集《誠齋樂府》的事實存在，更加深了今日學者對《誠齋樂府》的疑惑。無論是矛盾還是困惑，都是因爲人們忽略了第三種可能性，即在更長的歷史時段内，《誠齋樂府》的現實指涉存在變動也更为丰富。歸根結底，要回答的問題是，朱有燉的《誠齋樂府》從明初到民國的具體指涉是什麼，它們之間存在何種聯繫。 一 、《誠齋樂府》的最初形態 ——朱有燉的散曲集 宣德九年（1434），朱有燉主持編集出版自己的“時曲”，名之《誠齋樂府》。關於這次整理工作，他的自序説得很清楚。 予既拾掇拙作詩詞類而成卷，名之《誠齋録》矣。復餘時曲數十紙，□□日吟詠情懷，嘲弄風月之語。自愧□□，不敢□示於人。將欲付之□□，客有□□者，曰：君子恥一物之不知，□曲亦近□□製作也。元之諸名公長□□□，亦盛□□今之世，庸何傷乎？法雲道人嘗勸山谷勿作小詞，山谷云：空中語耳。此古人不嫌於時曲之證也。便當與詩詞同刊，以爲梁園風月之清賞耳。予曰：唯。遂鏤於梓，名之《誠齋樂府》云。宣德九年歲在甲寅長至日，錦窠老人書。[7]  ▲觀古堂書目叢刊本《百川書志》所載 “《誠齋樂府》”書影 據文意可知，序文所説的《誠齋樂府》，其内容是時曲。此時曲，僅指散曲，不包括有劇曲的雜劇。如引言部分所講，學界對此已經達成共識。這裏再補充兩點論據。一方面，流傳至今題名《誠齋樂府》的集子只是散曲集，有國家圖書館宣德原版本爲證，合二册，而這恰與嘉靖十九年（1540）《百川書志》所記總量相合——《百川書志》“集·詞曲”條下説：“《誠齋樂府》二卷，大明周府錦窠老人著，散曲套數各爲一卷。” [8]這説明該散曲集從誕生之日起，經嘉靖到今天，狀態相對穩定。另一方面，序文中的“時曲數十紙”進一步證明，此次整理的《誠齋樂府》確實不包括雜劇。因爲到宣德九年，朱有燉至少創作了23種雜劇，用紙數在200張之上，遠超序文所説的“數十紙”[9]，而今藏國家圖書館的散曲集《誠齋樂府》，共兩册，近110張紙，略超“數十紙”之數，大約新增了宣德九年後朱有燉新創作的散曲。[10] 所以，宣德九年，“誠齋樂府”的第一種形態誕生——朱有燉的散曲集。它的意義還在於，提供了“《誠齋樂府》”之名。 二 、《誠齋樂府》的第二種形態——朱睦㮮藏書樓裏鬆散的散曲雜劇合集 朱有燉散曲集《誠齋樂府》問世136後，隆慶四年（1570），朱睦㮮的《萬卷堂家藏藝文目》成書。書中“宗室”條“周憲王”名下，著録“《誠齋集》一卷。”“《誠齋樂府》十册。”[11]朱睦㮮編寫的另一本書目《聚樂堂藝文目録》，成書年代不詳，亦有“宗室”一條，其中“周憲王”名下有：“《誠齋集》七册一卷。”“《誠齋樂府》十册。”“《誠齋遺稿》。”[12]這兩份記録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如前文提及的四位學者均未給予重視。但是，朱睦㮮的書目對於研究朱有燉著作的意義有别於常，因爲他不僅是後者的五世孫，而且做過周藩宗正——由宗族子弟所擔任的掌管宗族文獻、編制族譜的職官。  ▲《誠齋樂府》書影 朱睦㮮（1518～1587），字灌甫，號西亭，家居汴梁城，封鎮國中尉。清代王士俊所著（雍正）《河南通志》對他有過簡要介紹： 明朱睦㮮，字灌甫，周藩鎮平恭靖王四世孫。至性孝友，自幼端穎，李夢陽一見即奇之。遍謁名儒，受經學，悉通大義，訂正秦漢以來諸家經解，凡所發明，多得之世儒箋注之外。於書無不窺，尤精於《易》《春秋》。即第建萬卷堂，訪購圖籍，讎校精細。萬曆間舉文行卓異，爲周藩宗正十餘年，復領宗學，孜孜講説，雖寒暑不輟。卒年七十。著有《五經考疑》《授經圖》《陂上集》《遜國褒忠録》《中州人物志》等書。[13] 事實上，朱睦㮮的著作遠多於王士俊所列。研究朱有燉生平的重要書籍（萬曆）《開封府志》，朱睦㮮參與編纂並爲之寫序。由於做過周藩宗正，他還編了不少家譜年表性質的書，諸如《周國世系表》《周定王年表》《周憲王年表》《鎮平世系記》等等，這些書今不可見，但黄虞稷《千頃堂書目》有記録。[14]引文提及他與李夢陽有交往，李夢陽（1473—1530），祖籍開封府轄下的扶溝縣，嘉靖四年（1525）開封府城重修，他曾爲之作記；他的一首七絶——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常常被研究者引證，用以説明周憲王“樂府”在開封府一帶很受歡迎。朱睦㮮府邸在開封府城内，和周王府同城，此城據方志所記，城圍二十里一百九十步，[15]那麼，從萬卷堂到周府的存版和印書機構，路程很近。如此種種，都能説明，朱睦㮮對其祖上周憲王有着非同尋常的熟悉，他對周憲王著作的收藏與記録，也應是完備而精確的。 《萬卷堂家藏藝文目》和《聚樂堂藝文目録》記録的《誠齋集》七册一卷，有傳本至今，《續修四庫全書》1328册有收，是朱有燉的詩詞序記賦總集，很可能出自憲王另一五世孫朱敬齋在嘉靖十二年（1533）年的二次整理。由朱敬齋《誠齋集序》可知，這個集子初次整理於周憲王在世時，主持整理者爲周府長史鄭義，它在當時的體量就是七册，與兩部目録書所記正合： 誠齋者，我高伯祖憲王之别號也。集者，其生平之著述也。宣德時命長史鄭義取新舊之作類成之，而因名以《誠齋集》云。……鄭長史謂其古選及五七言律能造盛唐諸作之奧，詞賦序記等篇得並前宋諸公之驅。……集凡七册，於是命儒臣校而重刊，以流布永久。[16] 這樣看來，兩部書目所載的“《誠齋樂府》十册”就很值得玩味。散曲集《誠齋樂府》，今存宣德九年刻本，合兩册，體量事实上遠少於七册的詩詞賦序記集《誠齋集》，更不用説十册。所以朱睦㮮藏書樓裏的十册《誠齋樂府》一定不止散曲集，它應該另有來源，而這個來源只能是雜劇。 首先，爲數衆多流傳廣泛的雜劇（傳奇）創作，没有被朱睦㮮的兩部書目逐一記録，甚至没有以“誠齋傳奇”之類的總名被記録，所以它應該以别的方式被記録。其次，朱有燉的著作有《誠齋集》《誠齋樂府》《誠齋遺稿》三大部分，《誠齋集》乃詩詞賦序記集，不會收集雜劇；《誠齋遺稿》在兩部書目裏只出現過一次，説明它較少被人注意，很可能未刊刻，也不會包括向來廣爲流傳的“刻本”——這與“遺稿”二字相悖——雜劇。既然《誠齋集》與《誠齋遺稿》没有收雜劇，散曲集《誠齋樂府》又遠不足十册之數，那麼，朱睦㮮筆下的“十册本”《誠齋樂府》，勢必囊括了雜劇和散曲。 我們這樣説，還因爲朱有燉的著作裏，能够稱得上“樂府”的，除了兩册散曲，也只剩雜劇了。爲什麼朱睦㮮稱祖上的北曲雜劇爲樂府？理由有二： 第一，作爲周府後人，朱睦㮮很可能會以尊敬的心態，稱祖上的雜劇爲文體地位較高的樂府。就歌唱功用而言，北曲雜劇與樂府有大面積重疊，這是北曲雜劇可以被視爲樂府的先决條件，在《太和正音譜》以及朱有燉爲自己雜劇所寫的序引裏，視雜劇爲樂府的現象已經初露端倪——前者“樂府”條下收了不少名家劇曲；後者徑稱名家雜劇可視爲樂府。[14]但是，由於樂府地位尊貴，在朱有燉的時代，他礙於樂府與雜劇兩種文體地位之間巨大的落差，没有明確自稱劇作爲樂府。到了朱睦㮮的時代，這層心裏障礙已經不存在了，他可以稱祖上作品爲樂府以示敬意。 第二，早在嘉靖朝，朱有燉的雜劇就取得了稱爲樂府的合法性。如嘉靖間《寶文堂書目》在“樂府”條下收了散曲集《誠齋樂府》和朱有燉的九種雜劇——《靈芝慶壽》、《賽嬌容》、《海棠仙》、《降獅子》、《關雲長》、《仗義疏財》、《豹子和尚》、《小桃紅》、《喬斷鬼》[15]；《雍熙樂府》（1566）收了憲王幾乎所有劇曲。那麼，到了隆慶朝，朱睦㮮有充分的理由，讓雜劇和散曲共用《誠齋樂府》這個名字。 所以，在朱睦㮮的藏書樓裏，我們找到了《誠齋樂府》的第二種形態：雜劇與散曲合集。這是以往朱有燉雜劇研究者最忽略之處。 朱睦㮮的做法——將性質接近的雜劇與散曲作爲一類並列放在書架上——很可能是當時一些藏書家的普遍做法，這在錢謙益（1582～1664）那裏留下了痕跡，他説： 周憲王有燉……著誠齋樂府、傳奇，音律諧美，流傳内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19]  ▲錢謙益 同爲宗室的朱謀㙔（1564～1624）在《藩獻記》裏也稱： 周憲王恭謹好文辭，兼工書畫，著《誠齋録》《樂府》《傳奇》若干卷……所制樂府新聲，大梁人至今歌舞之。 [20] 足見散曲雜劇並列的方式早已深入人心，只不過他人分稱樂府、傳奇，而在萬卷堂裏，朱睦㮮給二者一個總名“樂府”。 朱睦㮮的觀念——視雜劇爲樂府，將雜劇歸入《誠齋樂府》——産生了更深遠的影響。它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此後，人們在提及朱有燉雜劇時，就可以稱其爲“誠齋樂府”。文章開頭所説的萬曆時期的沈德符、趙琦美，都曾提及明顯與雜劇有關的《誠齋樂府》，這未必能説明他們曾經目驗過這個雜劇集，倒很有可能是因爲接受了朱睦㮮的觀念。觀念中的《誠齋樂府》，正是《誠齋樂府》的第三種形態。 三、《誠齋樂府》的第三種形態——觀念中的雜劇集《誠齋樂府》 今日的學者很可能會依據沈德符、趙琦美等人提及的與雜劇相關的《誠齋樂府》，而推測這一雜劇集的事實存在。但是，如果細加辨析萬曆時人的説法，與其説是目見的事實，不如説是一種“觀念”。我們説萬曆以後朱睦㮮藏書樓以外的雜劇集《誠齋樂府》，是觀念中的雜劇集，主要基於以下三個理由： 第一，周府具有文化影響力。在明代宗室裏，周府可稱翹楚，這個基調，早在洪武朝就奠定了，朱元璋將北宋故都分給朱橚做封地，而朱橚在靖難之役中站隊永樂帝，此後周府與永樂一脈關係遠超他府，不僅歲祿超他府一倍，[21]且永樂朝統一新官到任時吏戶禮兵刑工各房匯報的文件格式，提供的樣板，皆以周王封地開封府下轄諸縣爲例，[22]可謂殊榮非常。朱橚本人多子（十四人），到嘉靖朝，周府之盛，人數之衆，在諸藩中首屈一指，導致了朝廷發放歲禄的煩惱： 至於周府宗儀，嘉靖元年止一千一百二十八位員，嘉靖三十八年增至五千五百六十位員，以今與元年較之，蓋五倍矣。……各省藩封，獨河南最多，各府宗室，惟周府蕃盛，歲禄日增，歲派有限，節年凑補，别無長策。[23] 其在吾郡者二，曰周曰徽，於今垂二百載，螽斯之傳，佈滿封内。猗歟盛矣，夫所謂磐石之宗耶。[24] 今周藩衆爵五千有奇，視他邦獨盛。[25] 上述第二條引文提及的徽府，實爲明英宗朱祁鎮第五子，成化十三年（1477）封徽王，到十七年（1481）之國禹州，歷四世以罪除國，[26]所以爲河南宗藩添加人口的，主要還是與明王朝共始終的周府。周府一脈不僅人數衆多，從事文藝活動者亦不在少數。從首代親王朱橚開始，隨後朱有燉、朱有爌、朱有光、朱睦㮮、朱睦横等人均有著述，周王府裏還有專門的教育世子的書房（東書堂）與刻書機構。其中，對於朱有燉作品的傳播出力甚多者，是嘉靖隆慶年間他的兩位五世孫——朱敬齋與朱睦㮮。如前所述，敬齋在嘉靖十二年（1533），重新整理朱有燉的詩詞序記；朱睦㮮爲宗正，富藏書，編目録。作爲宗正，朱睦㮮還在周藩把宗室子弟聚集在一起，安排他們學習： 鎮國中尉睦㮮，覃精經學，論者以方漢之劉向。萬曆五年舉文行卓異，爲周藩宗正，領宗學，約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講《易》《詩》《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寒暑不輟。[27] 可以想象，嘉靖朝以降，敬齋、睦㮮二人對朱有燉其人其文的宣傳，首先會在子孫興旺（5560人）的周藩内産生影響，進而輻射到其他感興趣的文人（譬如李夢陽）。這是（包括了雜劇的十册本）《誠齋樂府》之名能够外傳的必要條件。 第二，憲王劇作以零散流傳爲多，人們很少見到31種雜劇整體。雖然萬卷堂有一套完整的雜劇散曲集《誠齋樂府》，但這並不代表它以這種整體的方式流通。周府原版本雜劇來看，每劇版心從“一”開始編頁碼（見圖1），説明每一個雜劇都可以作爲單行本，而單獨印行的特徵，决定了它能以或分或合的方式隨意流傳。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兩套朱有燉雜劇——出自吴梅的22種和出自採購的25種。關於這兩套劇本，廖奔的調查指出：25卷本多爲兩劇合訂，22卷本多爲單劇成册，兩套中合訂劇目亦不相同。如25卷本中《牡丹園》與《踏雪尋梅》合訂，22卷本中《牡丹園》與《牡丹品》合訂，《踏雪尋梅》單獨成册。[28]每套内部無序的合訂方式，也印證了流通的隨意性。 圖1 朱有燉劇作周府原版本書影舉隅   ▲資料來源：據《中華再造善本》二集所收宣德原版本，每劇版心均從“一”編碼。 就明人記録來看，憲王雜劇的流傳確實以零散居多。譬如嘉靖朝的晁瑮只見過9種，編寫《雜劇十段錦》的無名氏收録8種；這一時期的藏書家高儒雖然見過全本，但總稱之爲《誠齋傳奇》而非《誠齋樂府》，且這一名稱很可能是他擬定的。萬曆朝趙琦美的《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共收憲王劇作18種，來源包括古名家刻本和各種抄本。崇禎間的沈泰和孟稱舜編選雜劇集，所選憲王雜劇數量很少：《盛明雜劇二集》（1629）收2種——沈泰輯刊《盛明雜劇》之前，在與祁彪佳的通信裏，還歎息未能見到憲王的全部雜劇[29]；《古今名劇合選》（1631）收4種。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很難説只目驗了18種雜劇的趙琦美見過包含31種雜劇的雜劇集，《靈芝慶壽》的抄寫者，可能也只是見到了該劇的單行周府刻本而非題名爲《誠齋樂府》的雜劇集。不過，無論趙、沈二人是否見過整本，我們可以斷定，《誠齋樂府》是他們觀念中的雜劇集。 第三，萬曆以來文人對憲王劇作的認知存在偏差，他們的記録未必準確。以《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爲例，書中關於憲王雜劇的著録信息不完全正確。不僅《河嵩神靈芝慶壽》扉頁出現了“誠齋樂府 有序”的字樣，《南極星度脱海棠仙》扉頁亦題“誠齋集 前有海棠吟”，如果按照徐子方先生的推論方式，認爲《靈芝慶壽》題名下的文字足以説明存在雜劇集《誠齋樂府》，那麼《海棠仙》題名下的文字是不是説明存在雜劇集《誠齋集》？前引《誠齋集序》表明，無論是宣德間鄭義的整理本還是嘉靖間敬齋的整理本，《誠齋集》僅僅是詩詞序記賦集。那麼，抄寫者在雜劇扉頁所寫的劇本來源，就不可靠了。他們很可能是聽説了周府有《誠齋集》和《誠齋樂府》等集子，面對抄寫底本即單行的藩府原刻本時，就想當然地將其歸到這兩個集子名下。這種以部分猜測整體的做法，同時也給今日研究者帶來了困擾。又如《善知識苦海回頭》乃陳沂作品，但也記録到朱有燉的名下；[30]再如抄本多於劇名下題“周王誠齋”，刻本多於劇名下題“國朝 誠齋撰”，由於“國朝”與“誠齋”之間存在空白，好事者（很可能是趙琦美）往往在空白處填上“周”“周王”“楊”等字樣，並且有改“楊”爲“周”者。周王自然指朱有燉，楊則指宋代楊萬里，楊萬里亦號誠齋，添上“楊”字，純屬想當然。 圖2 脈望館劇本内涉及來源的兩個 憲王劇本扉頁書影[31]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瑤池會》書影▶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常椿壽》書影 ▲資料來源: 《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分别見第28 册第87頁、第30册第375頁。 這樣的錯誤首先是由書坊刻本誤題造成的，它又導致祁彪佳（1602～1645）《遠山堂曲品》著録的失誤，他也將《常椿壽》《十長生》《蟠桃會》《神仙會》的作者寫成楊誠齋，將《苦海回頭》歸到朱有燉名下。[32]這些顯見的錯誤，至少説明晚明人對朱有燉雜劇的認識已經存在偏差，他們的言論不可作爲事實完全相信。我們不能因爲一兩種雜劇扉頁出現了“誠齋樂府 有序”的字樣，就判定脈望館雜劇的整理者真的目見了完整本雜劇集《誠齋樂府》。 所以，萬曆以來的雜劇記録或整理者，並非如我們想象中的嚴謹，他們與朱有燉劇作之間的距離，也極可能遠過今天的專門研究者，他們關於雜劇集《誠齋樂府》的零星提法（主要是趙琦美、沈德符二人的説法）很難説就是事實，但他們這樣提，代表了一定的觀念，這與周藩後代的文獻整理工作及文化影響力不無關係——隆慶朝的朱睦㮮用《誠齋樂府》來指稱散曲雜劇總體。 四、吴梅與雜劇集《誠齋樂府》 肇始於朱睦㮮藏書樓的散曲雜劇集《誠齋樂府》，在藏書樓裏作爲一種事實文本存在，在藏書樓外還作爲一種觀念流行，這種觀念不僅影響了萬曆時的一些人，還影響了350多年後的吴梅。1928年，吴梅主持排印朱有燉雜劇24種，總以《誠齋樂府》之名，收入《奢摩他室曲叢》出版。現代研究者常以爲，吴梅在出版朱有燉雜劇24種時，因爲斷章取義了錢謙益的説法——將“周憲王有燉……所著誠齋樂府、傳奇，音律諧美”誤認爲“周憲王有燉……所著誠齋樂府，音律諧美”——纔會總題雜劇集名爲《誠齋樂府》。[33]但是，吴梅這樣做，主要還不是因爲錢謙益，真正影響他的人也是朱睦㮮。他在《奢摩他室曲叢·誠齋樂府跋》中説得很明白： 《萬卷堂》《聚樂堂》兩書目均有憲王所撰《誠齋樂府》十册……此書恐無從物色矣。余自京師得此書，計二十二種……[34] 這則跋文也見於《霜厓曲跋》。所謂的“二十二種”，即朱有燉雜劇22種，《奢摩他室曲叢》共收24種憲王雜劇，除張元濟提供的2種外，剩下22種都來自吴梅私藏。[35]跋文表明，吴梅認爲自己得到的雜劇二十二種就是《誠齋樂府》十册的一部分。 其實吴梅爲《誠齋樂府》寫過兩條跋文，都收在《霜厓曲跋》裏，爲學界關注的是上述引文這一條，其對象僅是雜劇。第二條常被忽略，對象包括雜劇與散曲，此跋也引用了錢謙益的説法，但是沒有刪去“傳奇”二字，且交代了散曲的來歷：“至樂府散套，則明清兩代藏家，從未著錄，洵爲海内孤本”“吾友通縣王君孝慈，得諸廠甸，詫爲瑰寶，郵致南都，屬爲校該，余方主講南雍，因屬諸生錄一副本。”[36]跋文落款爲癸亥季夏，即1923年夏末，此時距《奢摩他室曲叢》出版還有五年。這進一步説明，吴梅沒有曲解錢謙益的意思，且見過散曲集《誠齋樂府》，曾托學生過錄一遍。後來吴梅寫《中國戲曲概論》，“明人散曲”部分首列“周憲王《誠齋樂府》”。那麼，吴梅對《誠齋樂府》的理解，與朱睦㮮完全一致：包括雜劇與散曲。 所以，儘管收羅未盡，在重新整理出版雜劇集時，吴梅沿用了朱睦㮮的《誠齋樂府》之名。這樣説來，他總題24種雜劇爲《誠齋樂府》的做法，其實並無不妥。可以説，吴梅汲取了朱睦㮮的觀念，然後將其變現。由於他的曲壇號召力以及這套叢書廣泛的影響力，《誠齋樂府》作爲朱有燉雜劇集成爲事實，在海内外流行起來。後來多家戲曲史、文學史著作，每每以《誠齋樂府》來稱朱有燉雜劇31種，雖然有吴梅的影響在其中，但追根究底，關鍵人物是朱睦㮮。 所以，從隆慶間萬卷樓裏的一套藏書，歷350餘年，借由吴梅和商務印書館，雜劇集《誠齋樂府》真正實現了從觀念到事實的躍進，最終演變成民國間流行的出版物，儘管這一事實仍然不够完備——吴梅只搜集到24種雜劇，還差7種。 結語 學界最近關於《誠齋樂府》有兩種判定——廖奔、張春國、朱仰東等學者認爲它是散曲集，而徐子方先生認爲它不僅是散曲集，很可能也是雜劇集。他們的觀點都有一定的説服力，同時，由於《誠齋樂府》的具體形態及演變過程相當複雜，他們的結論尚不能稱爲全面。通過上述梳理分析，我們大體可以勾勒出《誠齋樂府》的整體發展歷程： 以周憲王朱有燉的號“誠齋”名篇的《誠齋樂府》，最初僅指他的兩册散曲集，由憲王本人在宣德九年（1434）手訂，這是《誠齋樂府》最早最核心的形態，它不僅作爲文集真實存在，還貢獻了“誠齋樂府”這個名稱。隨着時間的流逝，朱有燉的後代出於整理舊集和尊敬先祖的心理，逐漸將憲王雜劇也納入《誠齋樂府》的範疇——雜劇與樂府在歌唱功用上有大面積重合，但樂府的地位高於雜劇——所以《誠齋樂府》的第二種形態出現，即隆慶四年（1570）開封萬卷樓裏的十册本雜劇散曲合集，它僅僅作爲個别文本存在於某個藏書樓，還談不上很有影響力的出版物。《萬卷堂家藏藝文目》所記的“《誠齋樂府》十册”常常被今日研究者忽略。由於周府的文化影響力，一些關注戲曲的人開始以《誠齋樂府》稱朱有燉雜劇，萬曆間沈德符、趙琦美都留下了此類文字，但鑒於憲王雜劇零散的流傳方式以及晚明人對他的疏離與認知偏差，這個《誠齋樂府》，未必是他們親眼所見的雜劇集，稱之爲觀念中的雜劇集或許更爲合適。這是《誠齋樂府》的第三種形態。它給今日研究者帶來的困惑最多。不僅萬曆時人如此行事，350年後，民國時的吴梅甚至將觀念變現，真正出版了雜劇集《誠齋樂府》（1928）。這是《誠齋樂府》的第四種形態。 這四種形態之間的相互關係，大略可以表達如圖3所示。 ▲圖 3 《誠齋樂府》相互關係示意 不難看出，在這四種形態中，《萬卷堂家藏藝文目》裏一條不起眼的記録——“誠齋樂府十册”，雖然往往被忽略，却恰恰最具力量，它繼承明初《誠齋樂府》這個名稱，將朱有燉的雜劇歸入《誠齋樂府》名下，代表了朱氏家族周府一脈的收藏與話語。從此，作爲雜劇集的《誠齋樂府》就具備了權威性，它不僅牽動萬曆時人對朱有燉雜劇總體的認知，還促使數百年後的吴梅以這個名稱出版憲王雜劇，最終使《誠齋樂府》作爲雜劇總集，成爲學界熟悉的面孔。與此同時，《誠齋樂府》具體指涉不斷遷移變化的過程，既提醒人們它在收藏、流傳、記録與整理過程中的差異性與複雜性，也决定了我們在理解它的時候，應盡量避免以偏概全，與其視其爲一種靜態的古籍文本，不如視其爲一種動態的綜合現象。换言之，《誠齋樂府》的複雜形態本身，决定了今日研究者需要以動態的全面的眼光以及事實與觀念的二維視角，更深刻地認識它。 參考文獻
按：本文原載於《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八輯（2019年第2期）。 編輯：周紅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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