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中的教育思想（I）中，我们讲到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信仰并不意味着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二者择一，而是在使自由成为可能并愿意自由的信仰与导致暴力的信仰之间决定一个。因此哲学信仰的选择便是：为了生存而选择交往；为了交往而选择自由，为了自由而选择超越者；为了超越者而选择哲学信仰。对于他来说，这种哲学信仰应当成为一切哲学思维的基础，其目的并不是瓦解传统信仰、现存信仰乃至宗教自身，而是促成各个信仰和宗教之间的开放性交往和对话，将这种信仰和宗教引向生存信仰。有鉴于此，雅斯贝尔斯否定任何一种信仰对象的真理样式，而仅仅接受以多样方式显现的暗码存在的真理样式。 人不只是经由遗传天性，更主要是通过历史的传承而成其为人。一个人的成长，特别是一个伟人的成长，全在于父母教育、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教育把人视为“精神”，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因此，对人的本体的关怀和追问正是对人的深度价值的关怀和追问。在此意义上，真正的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换言之，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今天当教育的本质发生问题，当教育的信仰开始动摇时，我们有必要回溯生存哲学，从中有意识地寻求教育的目标何在，特别是有必要考察雅斯贝尔斯对人本身的追问对于现代教育学的成果及其发展究竟有何影响和连带关系。在许多方面，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学关于教育评价本质的争论点相一致，这一点充分表明，他的哲学立场与教育学立场之间有着最内在的联系。如果我们把“从事教育”(Erziehen)与“教育学”(Pdagogik)截然分割乃至对立起来，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教育学中的作为类存在的人与作为单个存在的人，即无法解释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的中心概念：“自身存在”或“人自身”。 因此，在雅斯贝尔斯说来，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并不是普遍有效的、系统的教育学，而是一次性的、单独的、个性的教育学。这一点与他的大全论的多元主义真理观密切相关，按照这种真理观，大全诸样式形成一个相互勾连的关系网，一旦任何一种样式挣脱这一网络，势必将自身孤立化，陷于残缺不全，陷于非真理：（1）单纯的此在：自然主义，（2）单纯的知性（理性主义），（3）单纯的精神：唯心主义，（4）单纯的世界存在：实证主义，（5）单纯的生存：存在主义，（6）单纯的超越者：无世界主义。 由此可见，雅斯贝尔斯不是立足于教育学，而是立足于教育思维，试图把教育和教养现象阐明为一种事件。从广义上看，他把对教育思维的阐明与对生存和教养的追问紧密联系起来。作为一位著名哲学家，他对教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哲学方法论，但这种方法论并不是纯粹理论的、体系化的、思辨哲学的方法论，而是诸如生存的、现象学理解的方法论以及生存阐明、童话、超越者的作用一类的生存哲学的方法论。在他那里，从事研究与教学，即研究与教育并不是两个不同领域里的事项，而是相同领域里的同一内容。 厉行“研究与教学的统一”，是他所制定的大学的基本原则。根据大学的理念，大学教师必须从事最高水平的研究，唯有这种研究才是独一无二的最高的教育。根据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他特别强调，重要的不是与现实相脱节的、毫无实际用途的思辨理论体系，而是面向生活世界的、行之有效的、富于感召力的现实理论。因此，他致力于发掘和培养学生的精神自律和思想创新性，动员学生积极参加研究过程本身，要求无论从事多么深奥的学问也要按照学问本来的方式进行研究。在科学研究中，他所奉行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实事求是，认真地对待它，此外便是抛弃一切“虚伪的技巧。” 在这方面，雅斯贝尔斯的科学研究和讲座堪称典范，例如，杜绝从一开始就尝试某种普遍的、本源的解释，尽可能不用哲学专门术语，循序渐进地理解全体等等。在讲座中，他摒弃任何感情的矫揉造作以及虚伪的花言巧语，从而创造出一种纯净而明晰的互动氛围。“他与听众的接触是间接的，仅仅通过对问题的共同思考。温和然而清晰的声音，尖锐而透辟的措辞，冷静而扼要的风格，庄重而矜持的形象：这一切都造成一种晶莹透明的朴实印象，它给人的启示比他所表述出来的更多。”即使在课堂练习中，他对学生也不是撒手不管，相反，注视和引导每一个人，让他们对每一件事实或问题进行深度思维，以各自方式深入问题的核心，进而达到某一具有广泛共识的结论。 为此，他在讲课中，力图以平静的音调叙述最重要的事实内容，以最简洁的语言和朴素的散文形式表现中心思想，力戒自我陶醉、哗众取宠。当有人提出论据对他表示异议时，他就努力创造全体学生借以共同讨论的活跃气氛，首先摆事实，讲道理，阐明什么是隐藏的节点问题，然后再把讨论引向更广泛的世界性问题。在他看来，遗忘自身，将自身生存隐匿于更广泛的世界性之中，这正是今日大学的危机所在。在这种自我遗忘和走向虚无中，每个人都必须争取他自己的独立生存，必须论证生存的真理，但是，这种论证必须以“理性”的名义进行。 在严格意义上，生存是自身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生存本身软弱无力，但是，一旦生存与理性和衷共济，携手前行，它就如虎添翼，所向无敌。根据康德“理性没有知性是空的，知性没有理性是盲的”这一原理，他进一步认为，“理性没有生存是空的，生存没有理性是盲的”。他讲演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轻声细语，表达如同数学般清晰，在纯洁性和开放性中产生无与伦比的权威。在这种严格的朴实性氛围中，他刺激学生的兴趣，唤起注意力，甚至使学生陷入不安全感中，不得不直面问题的核心，使其在绝境中诉诸各自真实的生存。在此，他不愿做一个直接下达指示的教授，而宁愿做一个间接传达真理的教授，即苏格拉底式的启发教师。 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大学教育应是一种民主教育。如果在大学教育中，甚至学习自由乃至教育自由都受到阻碍，那么这正是大学教育堕落和走向衰弱的标志。因此，他虽然桃李满天下，但他与其他教授截然不同，从未侧重培养某一学生使他成为大学教授。这是因为，他不愿在生存意义上著书立说，广收得意门生。生存意味着自我选择、自我塑造，再出色的弟子都要按照自身的生存抉择，自己选择其生活和学问之路。出于这一信念，他从未对自己的学生们强求任何哲学理论，更未强求自身的哲学理论，而是最大限度地容许每个学生的自由，树立了独一无二的生存哲学家的光辉表率。 在这种生存教育模式中，由于教育的本真性、一次性等原因，所谓教育学的模范如何、权威如何以及传统习惯如何等已经变得无意义，重要的是每次都按照自身的决断而行动，而不执著于一时的成败得失。对他而言，所谓自由意味着人自身就是自由。因此，他从未责怪或干涉学生，也从未给哪个学生打上这样那样的烙印，他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凡是有学习要求的都可以在他手下从事学习和研究。因为他压根就不是帮助学生使其成为自己门生的教育家。他心目中的教育就是让学生意识到作为生存能力的自我可能性，即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潜能、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并启迪其自由天性，使他们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自由成长。 这样看来，在他那里，重要的并不是人自身，而是成为一个像样的人。甚至哲学本身也不是诉诸社会精英，而是诉诸单个人的尊严。所谓“社会精英”，这已经是集团、类型和静态阶层。在此，故步自封，积重难返，生存真理已没有立足之地。这一切都表明，作为真正的、活生生的教育，生存教育并不是最终的、安全可靠的教育，但它也不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不是墨守成规或自满自足，而是终身自我教育，即一生中永远重新被赋予的课题和责任。尽吾之力，以达天际。雅斯贝尔斯始终如一，坚持不懈，从人的自身存在与哲学中心问题的血肉关联中，指明了生存哲学的教育学问题，亦即未来人的存在问题。在谈到雅斯贝尔斯生存教育思想的成就时，费迪南德·勒尔指出：“在过渡时期，教育学面临的难题在于，如何催生未来人的存在的新形式。”可以说，雅斯贝尔斯的生存教育思想正是这种有助于催生未来新人形式的催化剂。 “要追随你自己！”根据“只有最好的研究者同时才是出色的教育者”这一大学教授的基本原则，雅斯贝尔斯身体力行，坚持教学生涯四十多年之久。 据汉斯·萨尼尔回忆，“在雅斯贝尔斯漫长的教学生涯中，向他求学的大学生数量迅速增长。1914年举办第一次讲座时，只有38人，1919年已有40人，1922年超过140人，以后仍有显著增加。他喜欢在20至40个学生的较小范围内上讨论课，但此后人数越来越多：1922年的讨论课有71人，1965年有100多人”。然而，他的许多有才华的博士生，如汉娜·阿伦特，泰奥多尔·霍巴特，库尔特·豪夫曼，德谟特里奥·卡普塔纳斯基，梅罗·曼和奥托·曼，海因里希·鲍皮茨，本诺·封·维泽等都不称他为哲学教师，这使他很高兴。谁要是以他为依靠，那就是误解了他。 他不愿做一名“传授原则的教师”，要求人们追随和顺从他所发现并指明的真理；他不愿意做一名“无所不知的教师”为一切人排忧解难，不愿做一名经院哲学教师为人们提供可作为依据的传统知识内容，也不愿做一名“具有伟大魅力的、可以产生出不可抵御力量的哲学家”。恰恰相反，他愿意做间接传授真理的教师，做一名苏格拉底式的教师：“刺激人们，引起人们的注意”，使他们产生不安，提出困难，从而提醒他们注意存在于他们之中的生活。 雅斯贝尔斯是一位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家。他不进行任何说教，他只是给人以自由，启发性地开启人们的思维，引导人们从自身返回自身。他对学生从不干涉、不赋形，不强加影响，他教导人们教育是可能的，但这种教育的开端是：“不要追随我，要追随你自己！” 汉娜·阿伦特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后来阴差阳错，歪打正着成为雅斯贝尔斯的学生。1928年，在雅斯贝尔斯指导下，阿伦特以《奥古斯丁爱的概念——一种哲学阐释的尝试》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她通过自我磨炼和自我超越，成为20世纪一位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堪与自己爱戴和崇敬的导师不分伯仲、比肩齐头。事实上，雅斯贝尔斯从未把阿伦特视为一个单纯的学生，而是把她视为与“世界的爱、生活的爱、人类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伟大而独特的“尺度”，而阿伦特也从未把雅斯贝尔斯视为一个单纯的导师，而是把他视为一个与“自由、理性和交往”结合在一起的光辉“典范”。 （金寿铁，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员）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8期 图片来自百度图片 责任编辑：马妮 网络编辑：刘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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