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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仁弘原是隋朝的一名武将，李渊起兵反隋后，他率两千多人投唐，为唐朝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唐朝建立后，他先后担任过南宁、戎、广等州都督。这个人很有才略，所到之处，颇有政绩和声望。太宗很器重他。 但他为人性贪，罢除广州都督后，被人告发，贪赃一百多万，罪该处死。李世民为党仁弘深感悲哀，他向侍臣们说:“我昨天看到了大理寺的文书，要诛杀党仁弘，我为他未白首就遭戮感到难过，正在吃饭，立刻让人撤了筵席。然而想为他求一条活路，始终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现在我想向你们请求，能否曲法饶他一死。” 过了几天，太宗又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到太极殿前，告诉大家说:“国家的大法，是作人君的从上天那里接受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可以看作私有之物任情决断而失信于天下。现在我偏爱党仁弘而想赦免他的死罪，是破坏国家法律的行为，上负于天。我想在南郊铺草而跪，每天只吃一餐素食，向上天谢罪三日。”房玄龄等大臣苦劝不可，他们说:“生杀之权本来为皇帝所专有，何必要自相贬责呢?”太宗不答应，坚持要向上天谢罪，大臣们在院子里都跪倒在地，坚持请求太宗放弃这一打算，从早上直到太阳偏西，太宗才降手诏，表示尊重大家的意见，不再举行谢罪的仪式，但仍下了罪已诏，称:“在党仁弘的案件中，我有三罪:知人不明是其一，以私乱法是其二，对好人虽然喜欢却没有奖赏，对恶人虽然痛恨却不加诛是其三。”于是将党仁弘罢官，贬为庶人，流放钦州。 “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而由国君自己发出的一种口谕或文书。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用意都是自责，只是情节轻重有别。 大数据显示，唐太宗全集中至少有28份以上唐太宗的“罪己诏”，这里面多数还不属于“罪己诏”颁布的以上三种或严重或危急的情形，而多是唐太宗自己的日常反省。由此来看，唐太宗的自责并非是一时的作秀举动，而是说明他真的而是一个真正敢于反省自己，正视自己，承认错误，并愿意改正错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人。 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罪己诏”模本，是《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文字比较详细并且能够作为模本的，是《吕氏春秋》里出现的这句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语言：“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 “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和保护的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在“汤诰”中，汤检讨了他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诗经·周颂·小毖》），就反思了祸乱产生的原因并做诗自诫：“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尚书·秦誓》记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作了“罪己诏”，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提出了一国之君与 国家安危的关系：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一人之过；国家安宁，也是因为我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汉文帝又下了一个“罪己诏”。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个真正有品德的人一定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王阳明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则不至于责人已甚，而自治严矣。”王阳明有一位朋友常常因为生气而责备人，他告诫朋友说：“学习应重在反身自问。如果光是责备别人，就会只看到别人的不对，而看不到自己的错。如果能反身自问，就能看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哪还有时间去责备别人呢？”这位朋友听后羞愧不已。孔子说：“多躬身自问，反身自省而少责备别人，那样就可以远离别人的怨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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