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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份，我因为高考第二次扩招而被南通师专录取。这所说起来也属于大学，其实不过是大专的学校，鉴于当时南通师专还没有恢复，所以，最初用的是扬州师范学院南通分院的牌子——这一校名，直到今天，还有昔日校友在使用。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它的知名度更高一些，叫起来自然也更响亮一些。不过，对于30多年前能够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中的一员，说实在的，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感到特别的兴奋与激动。因为我那时太年轻了，缺少那些属于“老三届”的同学的现实危机与深谋远虑。甚至相反，对于读师范、对于做教师，我曾有过强烈的排斥心理和无尽的叹息与懊悔。那时的我才19岁。根据当时的政策，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政府每月提供10元的基本生活费，口粮则按照每月16公斤的标准补足。而第二年生活费虽然没了，可口粮补足还是有的，何况说，作为知识青年，我也刚刚是在农村插队了一年半时间，远还没有能够感受到那些插队多年，婚姻、前途等问题都已摆到面前来的老知青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我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成为作家，最好是大作家——像写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的高尔基，以及写出《创业史》的柳青、《艳阳天》的浩然那样的作家，可以出人头地，能够流芳百世。在这样的背景下，当1977年的夏天，传来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的时候，我并不是特别兴奋和激动——在我的认识里，当作家未必一定要上大学。但我做教师的父亲显然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让我回到城里，好好复习准备迎考。并且他所持的理由让人无法辩驳：不管干什么，你都得解决吃饭问题吧？国家不可能管你们知识青年/一辈子，你恐怕也未必真想在农村呆一辈子。于是，也就有了随后我与比我仅仅大1岁，同时与我是高中同学的我哥哥一起的复习迎考。那年头，城里的很多中学开办了高考补习班——与若干年后很多学校想挣钱的目的不同，那时候的学校是想让自己从前的学生多几个考上大学，为学校扬名。因此，他们招的大多是本校的历届毕业生，而且是基本不收学费，只是酌情收取些许讲义费。为提高“中举”的几率，我哥哥去了母校的补习班，而我没去。为什么？一是我那时太过自信了，以为文科的那些考试内容自己看看、背背就行了，用不着补习；二是我这人不见大方，对重返母校听课，再次面对昔日的老师总感觉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所以，我最终走的是自学成材的道路——当然，就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用“闭门造车”来形容更为恰切；并且，也是这样的选择，让我这一年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因为那年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极多，从文革开始大学停招一直到1977年10年间的高中毕业生都涌向了考场，所以，记得在统考之前，我们这地区还先进行了预考，筛掉了一多半的考生。我和我哥都幸运地通过了预考进入了统考。不过，我哥哥统考没能过关，而我也仅仅是勉强录取——我父亲的一位老领导与负责录取工作的某位负责同志认识，拜托他关心此事，因此，仅仅在最低录取控制线上两分（我的数学只得了2分）的我，在报考志愿一栏中没有填写“服从”字样的我，才会被录取。因此，当各地高校各批次的录取通知陆续下发，考取的同龄人高高兴兴地去报道的时候，我并没有那样的兴奋。我很希望来年再次参加高考，博上我钟情的大学。1977年高考，我填报志愿的学校是这样两个：北京大学（图书馆系），黑龙江商学院。我的想法很简单，要么做作家，要么做商人。但是，我糟糕的高考成绩放在那里，让我无法梦想成真。可以说，我是在我父母的极力劝说下，接受现实的：也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学，什么样的专业，能够考取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事，并且谁也无法肯定明年的高考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你是不是还能顺利地考上大学。万一考不上，以我们的能耐是没有把你弄进城的可能的，那你就只有在农村继续修地球了。再者，读师范虽然与你的奋斗目标存在一定的距离，可未必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由教师而作家的人可多着呢！我父亲如数家珍地为我介绍了这样一串名字：鲁迅、叶圣陶、老舍……因此，综合考虑到多方面因素，最终我还是走进了这所地方师范院校。进入学校之后我才知道，别看这所学校不起眼，可我同学中却不乏卧虎藏龙之人。比如说，一位属于“老三届”的名叫王浦舫的同学，在进校前就已经在省一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多篇散文作品了。在3年的师范学习期间，更有不少同学在杂志报纸上发表了小说、散文、随笔等大量文学作品。而在此后的学习过程中，这些“老三届”的同学深厚的知识功底，认真刻苦的学习态度以及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都让我们这些小年轻不由肃然起敬。30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当年考大学、上大学的过程，很多想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时常想，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制度，如果那一年我没有能够考取大学，那么，今天的我又会是什么样呢？虽然这里面充满了太多的变数，但有些东西却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大概不太可能会有我300多万字的各类文学或者说文字作品，也不太可能不会有我今天在教师岗位上的诸多工作成绩。一句话，是30多年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并且这一改变对我一生的意义，我也只是在30多年后才异常深刻地感受到了它。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我办理户籍迁移的过程中，曾经遗失包括钱包在内的不少东西；一位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小伙子在路上捡到并完璧归赵。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位活雷锋。——总体而言，那时候的人们无疑更加淳朴。我入学之后不久，78年高考就开始了，我哥哥再次参加了母校组织的高考补习班。他最后被连云港水产中专录取。他填报的专业是水产养殖，但后来他改为制冷专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养殖必定是在农村，而制冷则是适应性要更广一些、呆在城市的几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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