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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位于今河南商丘古城南八关斋院内, 由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丹。碑文正楷, 兼用篆隶笔意, 雄伟端庄。石幢的起源与佛教有着重要关系, 作为记录一场与佛教有关的祈福活动, 碑体采用了佛教独特的八棱形经幢形式, 多面镌刻。石幢于大历七年 (公元775年) 刻立, 几经坎坷, 保留至今, 具有很高的艺术、历史和文物价值。
一、石幢的起源石幢是古代祠庙中刻有经文﹑图像或题名的棱形石柱。下有座, 上有盖, 状如塔。“幢”字的基本涵义有二:一是古代原指支撑帐幕、伞盖、旌旗的木竿, 后借指帐幕之类;二是刻有佛号或经咒的石柱, 称石幢或经幢。由此可见, 石幢的外形为柱体, 来源于古代的旌幢。然而, 后来所谓的石幢, 常见于寺庙之中, 上刻经文、图像或题名, 从其表达的内容和文化意义而言, 此类石幢的起源的确与佛教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关于佛教石幢的起源, 一般认为来源于丝织的“幢幡”。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 特别是唐代中期佛教密宗的传入, 人们原本将佛经或佛像书写、印制在丝织的幢幡上。后来为保持其经久不毁, 便写刻在石柱上。因写刻的内容主要是佛经, 所以称之为“经幢”。笔者通过对商丘古城八关斋院内的《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进行考察, 并与甘肃北凉时期石塔加以比较, 认为佛教石幢应起源于佛教刻有经文的石塔。古时所谓的石幢, 多指刻有佛教经文的经幢。说明最早的经幢来源于佛教, 是佛教在中国不断发展的产物。古代佛教寺院中的佛塔, 分为两类, 一是生身舍利塔;一是法舍利塔。而经幢就来源于法舍利塔, 可谓法舍利塔的一种。所谓法舍利塔, 是指在其中放置佛经的塔, 最早源于印度。《大唐西域记》卷九记载:“印度之法, 香末为泥, 作小宰堵波, 高五六寸, 书写经文以置其中, 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 建大窣堵波, 总聚于内, 常修供养。”这里的法舍利“窣堵波”即为法舍利塔。而早期的经幢, 刊刻是以佛教经文为主题, 显然属于法舍利塔演变的一种。
经幢以石为材质, 外部形状为柱体, 形式来源于佛塔。河西走廊地区的北凉时期石塔, 是迄今所知的中国佛塔最早的形式, 在外形上石幢和北凉石塔有着类似之处。现藏于酒泉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程段儿石塔”, 为北凉石塔的代表之作。塔底无榫头, 由基座、经柱、覆钵、塔顶、相轮、宝顶六个部分组成。石塔的最下层为八棱形基座, 八面分别刻以图案, 中间部分为圆形经柱, 经柱上刻以佛教经文, 塔的上半部由圆形宝顶、七层相轮和圆形覆钵组成, 为印度佛塔式样。后来随着石塔形式的演变, 其圆形经柱, 逐渐被方便镌刻的底部八面壁所代替。1987年在河南许昌出土的北周塔式千佛幢, 为八角八面形, 幢身上下各有一凸出平面的圆形插榫, 证明其原来是有幢顶和底座的。这也与中国古代幢的普遍特征相吻合了, 即文章开头所说的“古代祠庙中刻有经文﹑图像或题名的棱形石柱。下有座, 上有盖, 状如塔”。到了唐代, 石幢的外形和镌刻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外形除以八面体为主外, 还出现了少数的六面或四面体, 极少数则是十六面体。内容上, 除镌刻佛教经文之外, 还有道教经典之文, 以及额题、造幢记、序和颂等记人记事的铭文。由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书丹的《八关斋会报德记》 (碑文全称《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 , 采用石幢写刻, 是因为八关斋是佛教用语, 八关斋会也是涉及千余僧众的佛教斋戒活动, 采用石幢的形式, 说明受佛教的影响很大, 而铭文以记事颂德为主, 则是石幢在表达内容上不断演变的体现。二、《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的刻立唐天宝十四年 (公元755年) 十一月, 安禄山在范阳 (今北京城西南) 起兵反叛, 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安史叛军一路势如破竹, 同年十二月便攻占东都洛阳。乾元二年 (公元759年) , 史思明派田神功与南德信、刘从谏等率叛军进攻江淮地区, 军至通往江淮的屏障———宋州 (今河南商丘) , 在围攻睢阳城 (宋州治所) 时, “神功袭德信, 斩之, 从谏脱身走, 乃并将其兵”。并率众将士归顺大唐, 解除了睢阳之围。田神功归顺后被封为鸿胪寺卿, 后迁任徐州刺史, 淄青节度使。宝应元年 (公元762年) 九月, 史朝义叛军围宋州数月, 当时唐将李光弼进驻徐州, 派遣田神功前往宋州救援, 大破史朝义军, 田神功再解睢阳之围。后来, 田神功屡次受到朝廷嘉奖, “安史之乱”平息后的第二年, 田神功官拜汴宋节度使, 后升为太子太师、信都郡王。
唐大历七年 (公元772年) 四月, 时任汴宋节度使、上柱国、信都郡王的田神功, “忽婴热疾, 沈顿累旬”, 一个多月才痊愈。因其在“安史之乱”时两次解宋州之围, 使睢阳人民免受战争之苦, 睢阳人很感激田神功的救恤之恩, 因此借祝贺田神功病愈之机, “乃咨于州将曰:昔我公之陷贼也, 至敝邑而首诛德信;李岑 (当时的宋州刺史) 之见围也, 破其党而克保城池。是即我公再有大造于敝邑矣。微我公之救恤, 即皆死于锋镝, 入于煎熬矣。尚何能保完家室、嬉戏乡井者乎?不资斋明, 何以报德?”于是, 建议举行八关斋会, 为田神功祈福, 以报答他曾解救睢阳于危难的恩德。时任宋州刺史的徐向欣然同意, 于“五月八日, 首以俸钱三十万设八关大会, 饭千僧于开元伽蓝 (开元寺) ”。随后, 州县官吏、军将及百姓竞相仿之, “州县官吏长史苗藏实等, 设一千五百人为一会;镇遏团练官健副使孙琳等, 设五百人为一会;耆寿百姓张列等, 设五千人为一会”。一时间, 佛饭香供摆满郊野, 经声佛事昼夜不息, 善男信女八方云集。为了铭记这次声势浩大的斋戒活动, 时年六十四岁的颜真卿自千里之外应邀而来, 回想起田神功在“安史之乱”期间的种种壮举, 满怀激情, 临文感愤, 纵笔浩荡, 亲笔丹书《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 记中歌颂了田神功在平复“安史之乱”和刘展叛乱中对唐王朝的贡献, 描述了八关斋会的盛况。之后, 该记文被刻于八棱石幢, 立置于睢阳城的开元寺内。“八关斋”为佛教用语, 即佛教徒在家一昼夜中所受的八种斋戒法。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八关斋会始于 (南朝) 宋齐之际, 《资治通鉴·齐武帝永明元年》:'会上于华林园设八关斋’。胡三省注曰:释氏之戒, 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食肉;六不着花鬘璎珞、香油涂身、歌舞倡伎, 故往观听;七不得坐高广大床;八不得过斋后吃食。以上八戒, 故为八关, 杂录名亦云八戒者, 俗众所受一日一夜戒也, 谓八戒一斋通为八关斋。”八关斋会为佛教斋戒活动, 这也正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 《八关斋会报德记》以佛教经幢形式刻记的原因。三、《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的历史变迁
《八关斋会报德记》, 又称《八关斋功德记》, 全称为《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 幢形八面, 颜真卿丹书记文, 刻于唐大历七年 (公元772年) , 立于睢阳城开元寺内, “立石袤丈, 而围几再寻。程材巨异, 八觚如砥, 伟词逸翰, 龙跃鸾翔”。唐武宗时期, 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活动, 清《续文献通考》载:“会昌五年, 上恶僧尼耗蠹天下, 欲去之。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 天下节镇各留一寺, 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在这次灭佛活动中, 该石幢遭到了严重破坏, 唐宋州刺史催倬的《颜鲁公石幢事》中记:“会昌中, 有诏大除佛寺。凡镕塑绘刻, 堂阁殿宇, 关于佛祠者, 焚灭销破, 一无遗余。遣御史覆视之。州县震畏, 至于碑幢铭镂赞述之类, 亦皆毁拆瘗藏之。”在如此严厉的灭佛措施下, 《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没有逃过被毁坏的命运, “时刺史邑宰, 以其大不可拆, 遂錾凿缺败以仆之, 盖三面仅存, 委埋于土。”幸运的是, 由于石幢高大, 而没有被折断, 保留了石幢的整体, 又或许因为刺史邑宰慨其碑文“伟词逸翰, 龙跃鸾翔”, 而没有被全部销毁, 将三面原刻委埋于土得以保存下来。至唐大中三年 (公元849年) 崔倬任宋州刺史时, 寻前贤事迹, 乃找到被毁的“八关斋”石幢。但此时的石幢, 已是“瘢痍坏失, 文义乖绝, 寻泽研究, 不可复知”。原石仅存三、四、五等三面, 即自11行“郁苍生”起至25行“夏四月忽”止。为了复全此石幢, 他从前任刺史唐弘实家中得到了该石幢被毁之前的模石拓本, 将凿毁的一、二、六、七、八这五面文字予以补刻。竣工于大中五年 (公元851年) 正月, 并由崔倬撰文以记此事, 镌刻于颜文之后。颜真卿丹书原文后有篆书2行32字, 似为篆额。又有“崔淮”、“田廷”二人题名, 以及“勒字官王良器”、“篆额田悦”字样。崔倬《颜鲁公石幢事》撰文之后, 还有“涂景”、“崔麟”等人题名, 以及“镌字人石从建、高元赡”等。
据《归德志》 (明嘉靖间刻本) 、《归德府志》 (清乾隆十九年刊本) 及《商丘县志》 (清康熙四十四年刊本) 等史料记载,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 (1502年) 六月, 黄河泛滥, 睢阳古城被滔天洪水所吞噬, 开元寺遭受灭顶之灾, 整个寺院荡然无存, 八关斋石幢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明武宗正德六年 (1511年) , 重筑新城, 为防水患避开低洼之地, “抚按会奏准迁徙城北高地”, 今天的归德府城南门即为睢阳古城的北门处, 正因为此, 原在城内开元寺的石幢, 其位置变为城外南一里左右。明嘉靖十九年 (1540年) , 为了防御黄河泛滥, 在归德府城之外重新修筑了护城大堤。在开元寺原址北端修建了三间大殿, 而石幢则被留在了护城大堤的南侧。明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 , 又将石幢“旧覆以亭”, 在亭的北面、大堤南面修建了三间大殿, 并“将造佛像其中”。当时的河南巡按、监察御史王楠“视事归德”, 在参观了开元寺及《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之后, 认为“八关者乃佛事戒规也, 而饭僧忏悔, 事不雅驯, 不足传于后也”, 于是命令地方官吏将三间大殿改设颜鲁公之神主牌位, 春秋祭祀, 并为其题写“颜鲁公祠”, 从此, “八关斋”石幢旁的三间大殿便改为“颜鲁公祠”。明崇祯年间, 为了防止李自成再次攻打归德府城而加固城堤, “颜鲁公祠”被拆除。崇祯十二年 (1639年) , 据清代侯方域《新迁颜鲁公碑记》记载:“斋之址筑为堞, 下临濠水, 久之浸及碑, 郡人张翮迁之”, 于是该碑被西移至护城河约35米处。崇祯十五年 (1642年) 李自成攻破归德府城, 杀死官兵3000余人。据《偶更堂文集》载:“李自成将逼境, 邑令学清野法, 一时近郭祠、宇, 毁弃殆尽。寺即不可保, 将所谓石幢者, 欲近碎者, 而以巍然不得仆。”开元寺再次被毁, 寺中僧人被迁至阏伯台内, 而石幢则幸免于难, 得以保存下来。清顺治六年 (1649年) , 国史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宋权, 因葬母假归, “既毕事矣, 拄杖而游南城焉。徘徊远眺, 漠然大墟, 见有岳岳焉若人之立其际, 强项而不仆者”, 得知是原颜鲁公祠石幢, 感慨万千, 修碑亭以覆之, 名曰“鲁公碑亭”。康熙年间, 又有人在碑亭北侧重新修建大殿三间, 供奉佛像, 复名开元寺。新中国成立后, “八关斋”碑亭作为文物得到保护。1952年原商丘县人民政府将八关碑亭修葺一新。1963年“八关斋”被河南省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的是, “文革”时期的1972年, 红卫兵将石幢砸为三段, 上部约3/4部分残碑现存于八关斋珍宝馆内, 其余部分遗失至今。1993年, 原商丘县人民政府根据前人拓片, 按原石幢大小比例, 在原址上重刻石幢, 1997年复修碑亭, 并建八关斋庭院予以保护。
而今的《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及碑亭, 位于今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500米处的八关斋院内。碑亭为一座造型优美的八角亭, 石幢为八棱八面刻, 高3.2米, 每面宽0.5米, 每面8行, 行28字, 碑文960多字, 字法大径三寸许, 方整而有风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元明间碑文拓本, 为现存最早的拓本, 与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明补本”相较, 多30余字, 与清王昶著《金石萃编》所录底本多50余字。综上可见, 《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作为记录一场与佛教有关的祈福活动的碑刻, 采用了佛教独特的八棱形经幢形式写刻, 在我国古代碑刻中占有重要地位;再加上其一千多年的历史, 几经跌宕, 能够保存至今, 其种种经历也间接反映了商丘古城的历史变迁, 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从碑刻书法看, 《八关斋会报德记》是大书法家颜真卿晚年的成熟之作, 碑文兼有篆隶笔意, 体现了颜体“蚕头燕尾”的独特风格, 体方笔圆, 端庄雄伟, 公认为颜书中的神品,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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