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看天下》2017年第17期 作者:张渺 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在1944年,那年他16周岁。 他出身书香门第,总听到父亲谈及工业救国。“当时想的是,等仗打完之后,就能去建设国家了。”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潘际銮笑着说。如今,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 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时常在许多场合回忆西南联大。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泥土板筑成的围墙里,是120亩的校园,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 校门并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宿舍的屋顶是草棚,夏天漏雨,冬天灌风。幸好昆明的气候好,不会冻着人。 战争年代,一间宿舍里,挤挤挨挨地摆着20张双层床,住满40个学生,没有多余的地方摆书桌。宿舍里没有灯,天一擦黑,就看不见书了。“窗户就这么大。”潘际銮伸出双手比画着,“木头格子上糊着竹子做成的窗户纸,半透明的,现在的孩子们都不知道那种纸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总爱唱三首歌。”当着记者的面儿,潘际銮轻声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个人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打回去。”第二首是《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第三首,就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填的是一阕《满江红》。 三校南行 西南联大的校歌,唱了8年零11个月,唱过这首校歌的老师和学子当中,后来有168人当选国家“两院”院士,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5人获得科学进步奖。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联大的学人。 “那个时候,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读书的时候,哪里会想着就业、赚钱啊这些事,都是想着学好了,怎么才能救国。”潘际銮说。 炮火降临在清华园的时候,后来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吴宓教授,正抱着被子坐在床上,墙壁因轰炸而抖动落土。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身穿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无寸铁,却在国军撤出北平后,与同僚相约,一同巡逻护校。 南开大学是天津的抗日中心,“七七事变”之后,遭到日军连续数日的飛机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毁于一旦。 当时在南开就读的学子申泮文,亲眼看着“挂着日本旗子”的飞机,从南开校园上方飞过,将炸弹丢下来。申泮文后来去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之后又去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就读。 这些故事,都被作家张曼菱记述在著作《西南联大行思录》当中。 张曼菱出生在昆明,打小就听着父亲讲述西南联大的人和事。1978年恢复高考,她考入了北京大学。20年后她回到云南,开始寻访西南联大的学人。2007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光盘制作完成,时长近900分钟。她把这项工作称作“抢救性工作”。 “有一位南开的老教授,每年到了7月29日这一天,都要穿着一身黑衣服在校园里走。”张曼菱说,“后来有人劝阻他,说现在学校对国际开放了,也有日本学生,这样做不合适。可是,记住曾经遭受的苦难,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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