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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乱世的开端——黄巾起义(上):汉末朝政腐败,张角乱世传道

 茂林之家 2021-04-06

导语:

公元184年腊月,汉灵帝刘宏改元中平,这一年在史书中被称为“中平元年”。正值岁末,汉灵帝突然宣布更改年号,大赦天下,让那些等着过年的文武百官重新忙碌起来。“中平”意思是天下中和太平,可是这些一边忙活着张贴告示,一边赦免犯人的官员们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汉室正当多事之秋,并没有一点太平的样子,刚被送到京城的黄巾军首领张角的头颅,还在城门上高高挂着,四野弥漫着大厦将倾的气息,乱世分明还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三国乱世的开端——黄巾起义(上):汉末朝政腐败,张角乱世传道

公元184年春分,寒冬将尽,万物复苏。

民间素有:“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的说法,就连干冷的冀州(河北)也难得的下起了春雨,正是耕种的大好时节。

穿过曲折的窄巷,冀州城内一处隐蔽的居所里,一位道人端坐堂中,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屋外嬉闹的孩童依稀唱着新编的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三国乱世的开端——黄巾起义(上):汉末朝政腐败,张角乱世传道

自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以来,汉室与羌族的战争连年不断,男丁都被征发,家中的财物都被变卖,拿来买马备车,田间农事全靠老弱妇幼来干,却没人敢把这种苦难大声的唱出来,只能压着嗓子低声唱几句罢了。

道人的目光穿过门梁,跃过城墙,神州大地上瘟疫肆虐,饿殍遍野。

回望城内,官吏们依旧在横征暴敛,夜夜笙歌。

“再等十天。”道人轻叹一声,眼神愈发坚定。

这位道人就是当时风靡全国,徒众百万的太平道首领,自称大贤良师的张角,也是日后带领黄巾起义军,掀起汉末乱世风云的天公将军。

三国乱世的开端——黄巾起义(上):汉末朝政腐败,张角乱世传道

东汉末年,汉灵帝刘宏少年继位,外戚和宦官轮番窃掌国柄。

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虽然只是食俸两千石,但却负责管理皇帝文件,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

汉初,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惯例是设四人,秩级千石。到汉灵帝时,陡增至十二人,被称之为“十常侍”。

汉灵帝十分信任他们,甚至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灵帝在位的二十年间,十常侍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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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8年9月,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在星象术士眼中,此乃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

于是对宦官乱政早已深恶痛绝的辅政大臣窦武联合太傅陈蕃,准备借此机会动手除去十常侍等人。

九月初七,轮到窦武休假回家,宦官趁他出宫的机会,偷看了他的奏折,得知士人的计划,于是连夜歃血为盟,发动政变。

十常侍等人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汉灵帝,胁迫尚书假传诏令,以密谋造反的罪名追捕窦武、陈蕃等人。

年过八旬的陈蕃素来清高刚直,听闻政变发生,遂率领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冲入承明门,欲以清君侧、肃宫廷。然而陈蕃等人才到尚书门,就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窦武见大势已去,于是就自杀了。窦武自杀之后,宦官把他的头颅砍了下来,挂起来示众十几天。

窦武下属的官员,以及他的学生和亲属等人也被杀了很多,流放到南方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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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9年,山阳郡督邮张俭弹劾中常侯览,回乡为母亲扫墓时铺张扰民,同时还拆毁了侯览的房屋和祖坟。

侯览大怒,指使手下上书弹劾张俭等二十四位山阳名士结党,图谋不轨。

汉灵帝看见奏章后,问计于宦官曹节,曹节便借题发挥解释说党人危害社稷,要求扩大到全国范围清剿党人,灵帝准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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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消息的张俭被迫四处流亡,在逃亡的路上,他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但没有一户人家因为怕被牵连而不收留他,正是在众人的帮助下,张俭才得以逃到塞外。

这期间,因为收留张俭受到牵连而被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郡县也因此残破。

最终,这场政治灾难造成了大量士人逃亡,被迫害致死的达六七百人,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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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后,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朝廷予以平反,灵帝大怒,将曹鸾罢免入狱。

在狱中,曹鸾被拷打致死,之后灵帝颁下诏书,凡是当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凡有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

自此以后,士人噤若寒蝉,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东汉末年,朝政腐朽黑暗,各地贪官污吏遍布,加上各种自然灾害瘟疫流行,中原大地上呈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状,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

百姓不堪忍受,纷纷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间,有记载的大小农民起义近百次。

当时民间曾流行一首歌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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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州作为九州之首,是当时灾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被逼反抗的灾民层出不穷。

张角生于冀州巨鹿郡,传说他年轻时曾被一个道士看中,传授其《太平清领书》。

此书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其中不乏反映贫苦民众疾苦与要求的思想,结合《太平清领书》和早期流行的黄老思想,张角与他的两个兄弟张宝、张梁三人便以推翻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建立太平社会为己任,创立了太平道这一组织。

《太平清领书》中记载:“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行之言,不若国之一贤良也。”

张角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利用书中的言论造势,自称大贤良师,并且认为他的两个弟弟张宝、张梁是大医,利用这种宣传手段让社会上的人认可他,信他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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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张角把毕生精力用在改朝换代之时,镇压党人名士,把朝政完全交给宦官把持的汉灵帝刘宏却把他全部的才华和精力,用来成就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的皇帝之名。

汉灵帝很喜欢做生意,所以就让人在后宫中仿造街市、市场各种商店,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各种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还有的扮成卖唱的、耍猴的等。

而他自己则穿上商人的衣服,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在这人造的集市上走来走去,或在酒店中饮酒作乐,或与店主、顾客相互吵嘴、打架、厮斗。

还有一次,太监在上朝的时候把狗也戴上了进贤冠,束上玉带,穿上蟒袍,打扮成官员的模样,领到了朝堂上。汉灵帝看见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还拍手叫好,冲着狗说:“好一个狗官。”一旁的官员心中自然是十分恼怒,但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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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宫中市外,汉灵帝还在西园开办了一个官吏交易所,明码标价公开卖官。

汉灵帝亲自制定卖官的条件,由于地方官油水多,所以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

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两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两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

如果没有钱,但是也想当官的,还可以先行上任日后翻倍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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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汉灵帝更是变本加厉,凡是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于他二十五年以上的正常收入,这也导致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吓得弃官而走。

而那些拿钱上任的官吏,更是刮地三尺,大肆收刮民膏民脂,以求收本得利。

买官的人中最为大方的是曹操之父曹嵩,为了当上太尉一职,曹嵩花费超过底价十倍的成本才如愿以偿。

《后汉书》中记载:“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

一亿钱约合黄金5000斤,这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买官的最高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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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7年,司马直被任命为钜鹿太守,当时担任太守官职之人都需上交两千万钱,汉灵帝因为司马直颇有清廉的名声,就减为三百万钱。

司马直接到诏书后惆怅地说:“我担任百姓的父母官,却要剥削百姓,就为了满足自己的仕途,我不忍心啊。”于是辞以疾病,拒不接受任命,但朝廷再三催促司马直交钱上任,司马直无奈出发。

走到孟津时,司马直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之后吞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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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约为5648万,到了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数只剩下了780万左右,100多年里人口锐减高达85%,而人口减少的年份主要集中在公元184年到208年这短短的20余年。

除了战争之外,瘟疫无疑是毁灭数千万人性命的真凶,当时的冀州瘟疫流行,十室九空。

张角常持九节杖在灾区行走,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并以此掩护宣传《太平清领书》中关于反对剥削、敛财主张平等互爱的学术观点。

贫苦的农民无钱买药,纷纷请他画符治病。张角给人治病前,先教病人叩头思过,请求上天宽恕自己,解除自己的罪过与痛苦。

然后把神符焚烧成灰,让病人用酒或水和合饮下,即为吞符。

有的人喝下后病情果真日渐好转,张角便称这是信其道的原因,而有的人病情没有好转,张角则将其归咎为他们心不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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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张角名气的增加,冀州的教众迅速扩大,随后张角又派出弟子八人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以善道教化天下。

当时有很多民众不惜变卖家产,千里迢迢前往冀州投奔张角,沿途挤得水泄不通,尚未到达就病死在途中的人数以万计。

《资治通鉴》中记载:“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郡县的官员并没有察觉张角的真实意图,反而上报说张角教民向善,因而为百姓所拥戴。

然而,时任司徒的杨赐和马徒掾刘陶察觉出了异样,他们先后上书称张角有谋逆之心,建议汉灵帝公开颁发诏书,命令刺史、郡守清查流民,然后悬重赏捉拿张角等人,把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

但是灵帝对此毫不在意,反而下诏让刘陶整理《春秋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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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角传道的十余年间,太平道势力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徒众达数十万人,主要是贫苦农民,也有城镇手工业者,个别官吏,甚至宦官。

按照军事编制,张角将这些道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设渠帅统领。他还用谶语形式四处散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

公元184年初,张角感觉身体隐约有点不适,此时的太平道发展势头迅猛,已经引起官府的重视。

唯恐迟则生变,张角决定于三月五日,即甲子年甲子日发动起义。

二月,张角命人在京师洛阳和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作为发动起义的信号。同时又派遣大方首领马元义,召集荆扬地区道众数万人到邺(今河北临漳),准备配合京师附近的起义军围攻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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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马元义还多次到京师洛阳,约定中常侍封谞、徐奉为内应,在三月五日里应外合一道起义。

按照张角的计划,三月五日当天,朝廷内会有政变,洛阳城内道众和宦官配合发动兵变,同时洛阳城外还被包围,那时的朝廷不会有任何准备,官兵一时也很难调动。

三层夹击,洛阳想不失守也很难,如果计划成功的话,就能以极快的速度攻占洛阳,废掉皇帝,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权。

张角明白,自己靠宗教信仰拉起的这支农民军,恐怕难以同正规军打持久战,因此他的计划几乎全靠洛阳这一击。

为了这致命一击他足足准备了十几年,只要一战功成大汉王朝就倒塌了一大半。

如今只要耐心等待马元义归来,三月五日一到,八州俱起,大汉的天就要换了。

参考资料:《后汉书》、《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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