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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茂明 1、中国诗歌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大抵诗歌写作者第一次接触诗歌是在语文课本上，从《鹅》、《锄禾》、《静夜思》一路到宋词元曲，到胡适、刘半农，到徐志摩、戴望舒、冰心、席慕容，古典、唯美、意境、平仄、韵律元素根深蒂固，一直左右着我们对新诗的理解。我国历史上诗歌成就堪称伟大，前人的后花园里留下了众多绚丽的花朵，诗歌的古典传统在古体诗字数、平仄、用韵等严格的规制中传承了几千年，至今古体诗的内容和形式也没有本质的转变，格式化的诗歌规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和限制了诗歌的自由和发展。正是这种牢固的诗歌规制使得中国的新诗不断寻求新的出路，也使得当下诗歌初学者一提起诗歌，首先想到古体诗，想到节律、唯美，诗歌的定义定格在千百年前。很多成熟的诗写者大抵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陷入摒弃旧有诗歌观念和接受当下新诗观念的困苦和反思中。事实证明，一首古体诗的表达难有极具革命性的效果，远没有当下新诗更丰盈，更具体细腻，更加自由，更有力量。 2、诗歌应崇尚自然。七千年前，自伏羲开始根据自然规律，将世界划分为天地人三界，后确立阴阳交合，互生互克，实际上，反映了矛盾的世界观，产生了对立面，有好即有坏，有大有小，人生天地间，这是永远脱离不了的藩篱。人类的创作自然充满了悖论，隔绝不了生活、思想的影子。悟道者讲究天人合一，是一种合乎自然规律的做法，天人合一不但是一种自然和谐，更是人类与天地对话的可能，诗歌向上，空灵可与神交，可抵宗教，向下挖掘，深入生活，可抵达内心，触摸灵魂。上和下是一种无极，给探索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人类同一块石头、花草树木没有本质的区别，均属天地万物，有着和谐相处和存在的共同基因，诗歌无法脱离这种自然属性，而诗人一直在破译这个密码。 3、中国文化与诗歌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精髓核心实质上为“教化”二字，儒道佛，四书五经，仁智礼仪忠信，伦理常纲等皆为教化，诗歌属于文化的一部分，但又有别于其他文化，诗歌一旦形成说教，也就失去了诗的革命性，反叛性，失去了呼喊，也就沦为一种工具。不破不立，任何新事物的产生必须具有革命性的破坏和创立。先锋诗歌的探索性不仅仅建立在诗意、诗歌写法的创新上，重要是要更加深刻地认识、阐释这个世界。诗歌有别于宗教和哲学，它的追求自由的最大化表现则是解放世界，是认知、探索和救赎。当下诗歌是压抑的，同时又是焦灼的。一是承载了太多的东西而戕害了诗意；二是很多人功利性太强，急于成名，急于发表，急于得到认可，事实上这也是当前诗歌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口水纷飞的根本原因，更有人贬斥别人抬高自己。从目前很多诗歌看，最缺乏的就是冲击力和震撼力，突出表现阴柔、造作、虚假、局限在圈子里不能突破。唯有有冲击力、有破坏力、有震撼力的诗歌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光辉旗帜。 4、诗歌讲究百花齐放，既要发展创新，也要弘扬传统，不能一味拒绝哪一种。这也就引出另一个话题：诗歌的时代性。无可厚非，当下诗人拒绝徐诗、席诗、汪诗，关键是时代的因素使然，现在回头看胡适、刘半农的白话诗，的确很粗糙，但却是具有革命性的开山之作，树立了当下新诗发展的里程碑。新事物的产生总有成长、成熟的过程，它给了后来者前行的路标。后来的北岛、食指、顾城、舒婷、海子等的诗歌都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显露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他们的诗歌也是具有革命性的作品，为一个时代打下了烙印，同时也画上了句号。毋庸置疑，他们也为诗歌下一站探明了道路。诗歌没有终点站，只有下一站，我们这一代重要的还要在这个时代找到正确的方向，自己的位置，包容而不是排斥和贬低不同的声音。 5、古诗自有光芒，关键在如何萃取。一是古诗的自然属性更加明显。《诗经》中很多名篇取自对自然的感悟，并借此抒发情怀。如《草虫》、《桃夭》、《螽斯》、《木瓜》、《葛覃》等；二是古诗是中国文化精髓的积淀。出自《诗经》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投桃报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已是千古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通晓易懂，朗朗上口，堪称古代口语诗的典范。三是古诗写法上丰富性对当今新诗仍有借鉴意义。“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有狐》——婉转地刻画了怀春女子的款款情怀；“逃之夭夭，灼灼其华”，“粉色”与“女子”属性通感，是古典诗词中较早的把女子比作艳丽桃花的诗句；《葛覃》中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女子迫切归省的心态，好心情的女子眼中的景物无不明丽欢欣。作为新诗写作者，应该追本溯源地研究古代诗歌，在继承中创新。 6、我承认诗歌的先锋性，它永远走在时代的最前头，不论在哪一个时代，总要有前行者、有勇士，去开创新的道路，但这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尽管更多的是失败者、迷途者，至少他们告诉后来人：此路不通，这也是一种成就。还有极少数必须担当并抗起先锋的旗帜，引领诗歌的大方向，更快更好地创新、发展。然而，大部分还走在队伍的中后端，伴随时代的发展，看过往，看当下。简言之，先锋诗人看未来，优秀诗人看当下，持有不同诗写观念的诗人，各自漂浮在各自的层面上。而先锋面临的是激流勇进或灭亡，当下诗人则选择了顺风顺水，成为中坚力量。从另一种高度上讲，先锋的作用是开创性的、历史性的，先锋绝不是标新立异的写法和辞藻，绝不是标榜、拉帮派和立山头，而是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紧贴当下生活和时代，体现时代承担，注重发掘人性光芒和树立灵魂的高度。 7、要想全面研究诗歌，拓宽、发展诗歌，外国诗歌、诗论的研读是必须的。但是在阅读一些诗歌评论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有相当的诗人、评论家无休止的大引特引外国诗论来论证、评价中国诗人、诗歌，是说明中国诗论的不足和匮乏？还是不贴实际？关于国外诗歌、诗论我觉得还是慎用为好，多发出中国诗人的声音，说自己的话。试想，里尔克、米沃什也都是老几代的人了，我想看他们的诗歌不比看冰心、看徐志摩有更大的收获，或者说明中国新诗的远远落后和根基的不足，我们甚至有失掉自己方向的危险。 8、如何呈现，或者说有所发现。时代背景作用于个体的思维方式，时代为大呈现，个体为小呈现，而较为贴切的呈现是融小呈现于大呈现之中。呈现什么永远是诗歌的大道，怎么呈现则为小术。有人能将一首诗写精却不能写大（体现出广度、深度），主要是脱离了时代背景，过于个体化。而过于强调时代背景，忽略个体，则缺少细节，易空泛无根，这是呈现过程中时代与个体的相互关系。如何呈现值得深思。呈现对立，对立实质上是在消除事物的两面性，体现更大的统一性即自由。呈现忽略，要在一张白纸中看世界百态。诗人胡弦《水龙头》即是事物（水龙头作为管体和开关）功用之外的“硬度”呈现。 9、诗歌怎么写？困绕这个命题的最大问题是我们至今仍然围绕诗歌的若干定义思考、写作，诗歌的更加自由应该是最大化放弃定义，甚至不局限于固有的形式、不刻意追求凝练的语言，不承载更多，甚至只从诗歌解放世界、认知、探索和救赎的大义上展开探索。未来也可能诗歌的形式已面目全非，远不是今天的样子，但它可能会更好地完成诗歌的终极使命。而作为诗人，活在有限的当下，要做的只能是将不熄的诗歌圣火一站一站传下去。我相信疯子的话可能在未来会成为上帝的偈语。日常生活中，我觉得还是要有感觉，想到就写，不要强求能够出经典，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一旦陷入名利的泥沼，诗歌的质也就不再真实、纯粹了。也不要固守一种风格或者刻意追求某种风格，什么样的题材适合什么样的形式，哪种合适用哪种，也不能挑三拣四，造成营养不良。生活是诗歌的全部，诗歌是生活的一部分，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基本上是这么个关系，写诗不完全是为了生活，更不能完全成为生活，诗歌应该为生活带来更多的情趣，引领生活，能够通过诗歌让人生豁达、智慧、包容、满足、幸福，而不是妄图功利且为虚名所累。 2013/5/21整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0fb37d0102e2kr.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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