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白江口战役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将兵力、船舰都是数倍的日本水军打得大败，可谓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这场战争的结果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那么，兵力和军舰都是唐朝水军数倍的日本水军，为何会战败呢？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也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其中有很多经典的名言名句，比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  今天，阿康同学就从《孙子兵法》中来分析一下，在白江口战役中，日本失败的原因。 白江口之战1.战前的历史背景 公元七世纪初, 朝鲜半岛有三国鼎峙，那就是:高句丽(北部);百济(西部);新罗(东部)。在鼎足而立的三国中，高句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且无视居中协调的唐政府。唐政府在多次调解无用后，有鉴于前期征战高句丽多次失利的教训，改为先消灭高句丽的帮凶百济。  在百济被攻灭后的第二年，即661年，百济故将佐平福信（又称扶余福信）为求复国，占据了州柔城（即周留城），并从日本迎回了百济王子扶余丰璋立为百济王。在唐军的打压下，扶余丰璋于662年再次向日本求援，日本于是派遣阿昙比逻夫连等人率水军援助百济。此时百济复国活动的核心人物--扶余福信因为权势过大，而被丰璋处死。在663年9月，唐新联军与倭济联军在白江口水域遭遇，白江口之战于是爆发。 2.战争经过 在663年8月24日大唐水军在白江口列阵，遭遇到了前往百济救援的日本水军，当时，实际参战的大唐水军只有一万人，而日军总数为唐军的两倍，即使在后来参战的日军有二万七千人，也远远超过唐朝水军。 
在8月27日，倭济水军的先头部队在和唐军作战失利后撤退。到了8月28日，日本水军集结完毕后，依仗着一千艘的兵船和两倍于唐军的兵力，日军对唐发动进攻，结果因为日本水军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被唐军先左右夹击，将倭船团团围住，而后放火焚烧，使得日本水军损失四百艘战船，想要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也被打破。 3.结果及影响 白江口之战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随着百济被灭国之后，高句丽因而失去了一个强大的盟友，在666年，唐朝利用高句丽内部的矛盾，派兵攻打高句丽，同年8月份，唐朝大军围攻平壤，高句丽国王投降，高句丽被灭。  随着高句丽被灭亡后，唐朝和新罗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但新罗鉴于唐朝的强大，不敢正面和唐朝抗争，只敢做一些小动作，最终随着矛盾的日益激化。在672年，唐朝派军攻打新罗，新罗明知打不过唐朝的大军，于是派遣使者到唐朝认罪并朝贡，直到678年，唐王朝才和新罗以大同江为界，划定了两国的边界，因而新罗也成为朝鲜半岛上唯一的国家。
白江口战役对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白江口战役的失败，倭国认识到了唐王朝的强大，于是倭国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修复和唐朝的友好关系，并且在670年，派遣使者到大唐学习，此时，倭国已经改名为日本。 
从《孙子兵法》中，看倭济失败的原因在白江口战役中，虽然表面上看日本水军的实力远远强于唐朝水军，兵力上是唐军人数的两倍，甚至更多；战船数量达到上千艘，与唐军相比实力差距不可谓不悬殊。但就是在这样的实力对比下，日本却战败了，其中的原因在《孙子兵法》的“知胜之道”中就可找到答案。  第一， 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倭济军对自身实力的评估没有做到客观公正，特别是没有认清自己水军的劣势。 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高超的造船技术，制造出楼船、蒙冲等各式战船，并有了“徐福东渡”、汉武帝渡海攻“卫满朝鲜”等，在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就用火烧联排战船。这些都说明了当时中国的水军实力不容小觑。  火烧赤壁 而对于刚刚从饥饿的绳纹时代摆脱出来的日本人来说，如何解决基本的民生才是头等大事。因为日本国内的弥生时代、古坟时代、飞鸟时代等过渡期都没有爆发过大规模战争，自然在战争方面获得的经验教训等远没有中原王朝丰富和多样。  在佐平福信向齐明天皇进献了106名唐军战俘后，年已花甲的齐明天皇自认为百济这样的小国尚且能俘获唐军，日本这样的“大国”自然能打败唐军。 这种盲目的自信被继位的天智天皇继续传承，这种自信被扩散到了日军的每位将领内心深处。认不清自己，也认不清敌人的自信最终将日军引向了覆灭的深渊。 第二，识众寡之用者胜 用兵作战是要根据自己所拥有的的兵力多寡，而去采用不同的用兵策略。正所谓，兵无常道，用兵的策略就是在于灵活应用，将领可以根据手中的兵力而采取不同的战术。 
好的将领必须根据敌我方的兵力，去采取灵活的用兵策略，才能取得胜利。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就是过度自信于前秦兵力的绝对优势，没有在淝水河畔进行分散军事部署，将数十万军队一次性投入到一地一场的战争中，“毕功于一役”，却一战即亡国。  同样，倭济水军如能分为左中右三队，每队有船三百艘，士兵万人，对唐军进行三个方位的攻击，虽不一定能必胜，至少不会落个全员被包围、战船被焚毁的下场。 第三， 上下同欲者胜 无论何时何地爆发的何场战争，士气都在战斗中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士气会引导战争胜利最后走向“同仇敌忾”的一方。
百济复国运动的领导者是来自日本的扶余丰璋，实际掌握权力者却是百济将领扶余福信等，两方势力从开始的合作到互相猜忌，最后导致兵戎相见。原本扶余丰璋最重要的任务是将百济复国运动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可他却为了稳定自己的王位，杀了扶余福信，这也使得其他的百济将领对其产生了离心力。 最终导致其在白江口战役中惨败。 第四，以虞待不虞者胜 在《日本书纪》中记载的这场海战，有个细节的描述，就是“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便迫不及待发动了对唐军的战斗。从地理学角度来看，朝鲜半岛属于东亚季风性气候向海洋性气候过渡的区域，特别是朝鲜半岛北部与亚洲大陆连接处，有着明显的季风气候特点。产生于秋分、冬至之间的西伯利亚高压从蒙古高原蔓延到整个中国东北地区，进而影响到朝鲜半岛地区的季风走向，故而朝鲜半岛九月初秋冬时期的季风也多是西北风或东北风。唐军是从北往南顺风进发，倭济军则是从南往北逆风前行，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唐军在风向方面先占有了优势，这也恰好符合了唐军将倭济水军围困后,能够使用火攻的记载。 除了从季风风向上可以看出唐军居于优势，从锦江流向方面也可以得出唐军占有“地利”的先机。根据史书记载，唐水军是“自熊津江往白江，以会陆军”。 而“自熊津江往白江”的意思是，由锦江中上游向下游入海口进发。唐军在战略上居于有利地位，唐水军由锦江上游顺流直下，以逸待劳，而日军则是逆水作战，使其优势兵力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特别是锦江的下游是南北走向，不管是从水流方向，还是从季风风向上，唐军都占有了优势。 第五，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客观的讲，倭济水军将领还是有着一定的军事领导能力的。倭水军将领阿倍引田臣——比逻夫曾三次率领水军讨伐定居于日本本州、濒临日本海的肃慎部族和虾夷国，在征讨后都曾将所俘获的夷人进献于日本的飞鸟朝廷。在百济亡国后，佐平福信等人集结百济残余势力意图复国，百济国人尊其为“佐平福信，佐平自进”。 可是，倭济联军在与唐军的遭遇战中，并没有一个能协调全军进退的核心领导人物，因为百济王丰璋原本就居于日本，作为质子本身就会受到百济和日本将领的轻视，再加之白江口战前丰璋又杀了复国活动的领军人佐平福信，其统御能力自然大打折扣。 因此，在史籍中并没有一个主导者的名字出现，有的只是“日本诸将”带军攻击。 总结日本水军在白江口之战中的失败，正印证了《孙子兵法》中所提及的“知胜之道”。在没有真正认清自我和了解敌情的前提下，获取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认清自我和了解敌情之后，还要有“智信仁勇严”的将领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灵活变动作战策略，调动军队上下的士气，借助“天时地利”来获得最终的战争胜利。 所以说，日军失败不仅仅败在不了解唐军的军事实力及其作为后盾的强大国力，也败在了不能认清自己，没有对自身综合国力进行一个客观认知，没有积极进行战斗失利的反省和作战策略的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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