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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至1981年2月，我担任孙家沟公社党委书记。历时6年，经历和见证了时世的剧烈变化，而这仅仅是变化的开始。 孙家沟公社成立较晚，是1961年8月从曹虎公社分出来另设的。全社辖14个生产大队，当时有974户，约4000口人。地处保德中部，从规模、粮食产量、工作量诸方面衡量，假如放在忻州、定襄、原平等县也不过是个大一点的村庄而已，而在保德县却成了一个中等公社。 也就是在我履职的那一个月，即1975年9月15号，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开幕，10月19日在北京闭幕。这次会议，将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高潮。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号召，苦战五年，要求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其它的县也都要建成更多的大寨式的大队和公社。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共保德县委也做出了五年建成大寨县的决定。 于是乎，全面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就成为我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具体一点说，就是要把孙家沟公社建成一个大寨式的公社。 当时，在普及大寨运动中，保德县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大规模地开展基本农田建设活动；二是随意扩大核算单位的规模。 在建设基本农田方面，县里摆开了决战态势。全县铺开基本农田工程417处，社社队队都有工程。其中县办工程有一滩（黄河滩围河造地）、两站（东关电灌站和天桥电灌站）、五流域（大河沟、黄石崖、腰庄河、梅花沟、澄草塔）。集中领导、集中劳力、集中资金、集中机械，展开大兵团歼灭战。 我们孙家公社，不在规划的流域范围之内，但我们也村自为战，社自为战，用专业队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努力办好自已的事。宜打坝的打坝，宜修梯田修梯田，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同时治理，山、水、田、林、路，一体安排。截至1980年，全社人均梯田和沟坝地九分七厘，属全县上游，县里有点怀疑，曾派县委办公室主任程际恒和组织部副部长张世友实地考察，终于承认了现实。這些高标准手工梯田，一直是生产队的高产地块。 1980年孙家沟公社成为全县的先进单位，获奖拖拉机两台。有11个生产大队同时进入先进集体行列。 至于核算单位的变大，由小队核算，合并为大队核算，当时也是一种风潮，大概是想体现人民公社“大”的特点和公有化程度高的特点。1976年1月，有13个公社所属46个大队的105个小队核算单位，合并为52个，基本上变成了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直到1980年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在这件事上，我比较稳健保守，怕造成生产生活秩序混乱，所以，没有跟风，始终坚持队为基础的小队核算。 在努力改变生产条件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想尽各种办法发展生产，如扩大“两杂”（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两薯”（马铃薯和红薯）的播种面积；选用和引进优良品种；推广腐植酸铵；增施磷肥等。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公社的粮食产量年年上升，到1980年，由1975年的161万斤，上升到285万斤。孙家沟公社由原来的缺粮社一跃变为余粮社，永远结束了吃供应粮的历史。 1976年9月9日，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从18日开始，全县举哀，悼念毛主席。孙家沟公社也在公社院内设灵堂，全社群众，分批有序地吊唁，他们在哀乐声中，献上供品，洒泪叩拜，恭敬地送主席一程。灵堂设了7天，天天有人吊唁，按照民间葬礼习俗，这是最高礼仪。 悲痛过后，逐渐归于平静，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 除了继续修地打坝外，公社专业队还参加了寨墕大坝和西尔梁修地大会战，获得了奖旗和奖镜。 此外公社还在马莲局沟办了一个农场。扩建了公社住址。同时积极筹办社队企业：开煤窑一座。建瓷窑一座。筹建砖厂一座，已卖回制砖机和变压器。筹建农机修造厂一处，已卖回变压器、车床、铣床、钻床、砂轮机等。 1978年冬季，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安徽省凤阳地区的小岗生产队，自发决定包产到户。 1979年安徽全省绝大部分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与此同时，四川、贵州、河南、甘肃等地也继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以上便是全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端。 1980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75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保德县认真贯彻执行，有32个核算单位建立了以“分组作业，联产计酬”为主要形式的责任上制。阳市坪大队和石塘大队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群众称作“大包干”，也有人理解为“分田单干”。 面对当时的改革浪潮，孙家沟公社怎么办？作为一把手的我，一时间感到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头脑里闪现过很多问题，诸如：这是不是拆散农业社？毛主席指引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不走了？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绝不能在这件事上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对于党中央的决定，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 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形式了自已的思维模式： 1、对待农村改革的态度： （1）不抢风头。 （2）随大流。 （3）不折不扣执行上级文件精神，公社不作细化解释。 2、对责任制的选择： 当时社会上流行责任制多种多样，保德县流行的基本为三种：一是“小段包工，定额计酬”责任制。这种责任制只是改变了一下发工票的形式，农民并没有得到土地的经营权；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包产到户”，也就是将生产队的耕地，以“口粮田”和“责任田”两种形式承包给社员个户经营，农业社的生产、分配、核算不复存在，造成事实上的解体；三是“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这种责任制，形式上还保留了生产队的架构，只是将生产小队又分为了若干个小的核算单位，是介于单干与集体化之间的责任制形式。 当时大部分社队都采取包产到组这种形式。我衡量再三，也决定在全社范围内实行这种包产到组责任制。 3、方法步骤： （1）公社的主要干部，深入到各个生产队搞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宣讲政策，倾听群众意见，制订出改革方案。 （2）以孙家沟大队为试点，在春节前完成试点工作。 （3）春节后，全社推广试点经验，在公社干部指导下，落实各自的改革方案，到春耕前全部结束。 1980年9月，大寨被否定，中共中央在《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批示指出：大寨在文革前是农业战线先进典型，文革以来推行左倾路线，造成严重后果。 我真有点茫然和泪丧，六年来急急蹦蹦建设大寨式公社，到头来，算是白忙活了一场。 1981年2月，也就是刚过罢春节，我便被调任县文化局工作。孙家沟公社的农村改革事宜，就由后来者完成了。 1983年，全县的核算单全变成清一色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农业社不存在了。 1984年，乡、镇政府取代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彻底消失了。 农村体制刚改革那阵子，农民确实高兴了一场。40年以后看，事实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反而是人们对农业丧失了信心，对土地失去了依赖。“农民”变成了“农民工”，只得背井离乡到城市去打工。“三农”问题成了热议的话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特别申明：本平台作品以原创为主，转载为辅，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作者提供的部分照片来源于网络，如文章、图片涉及侵权问题，自告知之日删除。  史政发展 塞外文化 红色文化 乡土文化 名人民俗 文物非遗 传说轶事 往事琐忆 投稿信箱：scgsjzb@163.com 主编微信：sczb0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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