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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总是把诸葛亮视为好领导的典型，把他的“锦囊妙计”视为领导者成功谋略的典范，把他的“事必躬亲”视为“勤政”。诸葛亮是个好领导，好丞相，这是没错的，诸葛亮的妙计也是层出不穷，这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事必躬亲”到底对不对，好不好？清代名臣曾国藩就很会使用事必躬知、不必躬亲的管理手段。他借用众人的脑力，大胆放权，使下属产生责任感和自信心，从而激发下属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使自己腾出精力和时间来筹划大政方针。其实曾国藩本来是文人，并不懂行军打仗之道，他直接指挥过几次战役，靖港之役、湖口之战、祁门之战，每次都是大败而归，差点命丧人手。曾国藩明白了自己不是领军打仗的人，“用将则胜，自将则败”，于是他就大胆放权，只致力于运用调度将领，而把具体的军务一概推给手下将领去做，让他们放手全权处理军中事务，绝不插手具体的作战指挥和部署。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及时纠正自己错误的做法，发现了事必躬亲的害处之后，就立即改正，大胆放权，借用下属的心力，从而保证事业的成功。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善于放权用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下属的潜力，让下属放开手脚做事，从而取得事业上的胜利。由于曾国藩的放权，他的下属也得到了锻炼的机会，使得他们的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曾国藩的幕僚中走出了李鸿章、左宗棠等朝中重臣、封疆大吏；走出了沈葆桢、丁汝昌等地方干才；走出了中国第一批外交官薛福成、郭焘嵩、黎庶昌；走出了中国著名的科学技术人员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宾。有着这些足智多谋的人替他运筹帷幄，曾国藩能不“料事如神”、“用兵如神”吗？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即使统治者“日理万机”，要把所有的事都照顾过来、都办好，那也是不可能的。诸葛亮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令后人扼腕叹息。更何况统治者并不都是全才，真正既有文韬又有武略的人又能有几个呢？即使是懂得军事的统治者，由于不是亲临现场，无法感知具体情况，也就谈不上随机应变了。仅仅靠坐在千里之外纸上谈兵肯定是要误事的，更何况在过去通信和交通都极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事都要请旨，那等旨意到达的时候连战场都清扫完了。所以充分地授权给将领，他们才能因地制宜，灵活运用，最充分地发挥出他们的才能。如果曾国藩自己不懂打仗，却又打肿脸充胖子，那只能落下个常败将军的名声了。领导者的权力分配是领导者的一种重要的超脱艺术。一个领导者如果长期陷身于日常琐事，势必疏于领导职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顾东而西乱，顾西而东扰，事倍功半。有些企业中的领导人，喜欢把一切事揽在身上，事必躬亲，每件事情都想亲力亲为，从来不放心把一件事交给手下人去做，这样使得自己整天忙忙碌碌不说，自己还会被公司的大小事务搞得焦头烂额，而下属也会因为没有机会发挥才能，慢慢变得不会思考和消极怠惰。所以，领导者必须要善于授权、要择人授权。只有通过对琐事的超脱，才能做到对本职工作游刃有余，取得较好的领导效果。曾国藩说：“做大事以多寻替手为第一要义。”现代企业管理者应该明白，管理者要做的是选择适当的人，大胆放权，充分放权，把自己从日理万机中解放出来，让下属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由自己越俎代庖。作为管理者，在公司中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得管，什么都要干的管理者是什么都干不好的。所以，当管理者发现自己忙不过来时，就要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干了应该由下属去干的事情，就要考虑是否应该合理向下放权的问题。就如俗话所说：“杀鸡不用宰牛刀，掏耳朵用不着大马勺！”要记住，管理者是统帅，不是武将！现代企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管理者要委人以事，就要有放手让权的气魄。领导者切记：领导者拥有令下属仰羡的权力，这只是领导者的一个方面，同时，领导者身上还承担着比一般员工更重的责任。所以，领导者一定要用好权力这柄双刃剑，不要伤人也不要自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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