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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明确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灵枢·邪客》），强调——天和人的统一，指出这是“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这里所谓“人神”，是指人的生命活动现象；所谓“人与天地相应”，是指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变化的“大纪”是息息相关的。 中医诊察疾病强调“谨侯气宜，无失病机”。 譬如：望诊，重点是望神色，而望神色必须结合内外（机体和自然界）来判断。《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载扁鹊“结合望色察病决预后”的佳话：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扁鹊望其色有病气，告之曰“此伤脾气”，当至春隔塞不通，不能食饮，法至夏泄而死。后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原来扁鹊掌握了病人面色“杀然黄”（黄兼青黑之色）为脾士衰败之象，至春则土不胜木，故死。 清代医家张石顽认为：切脉还必须结合地理环境来分析，“江南人之气薄，所以脉多不实；西北人习惯风寒，内外坚固，所以脉多沉实；滇粤人表里疏豁，所以脉多微数，按之少实”。 在剖析病机时，亦须注意机体与自然界的关系。 同是感冒：春天风木当令，感冒常以风为主因；夏天多暑热，感冒每必挟暑湿；秋天燥金司令，感冒多燥气偏胜：冬天多寒，感冒常以寒邪为主，这是四季感冒的病机特点。 在疾病过程中，昼夜阴阳消长的变化亦可影响到疾病的转归。《内经》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记载；临床上发热患者的体温往往下午开始增高，晚上常达最甚，下半夜至清晨体温渐趋下降。因此，我们在判断发热患者的病势以及治疗效果时，尚不能排除自然因素，否则就有贻误病机的可能。 中医在治病时，强调因时因地制宜，其源：盖出于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即根据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的特点，结合病机制订治疗大法，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整体性和灵活性。《内经》强调“治不法天纪，不团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所谓“岁气”，即每年的气候变化。明代医家吴崑说：“岁气有偏，人病因之，用药必明乎岁气。”例如，夏天阳气升发，人体腠理疏松开泄，即使患外感风寒，也不宜过用辛温发散，以免开泄太过，耗伤气阴；反之，冬季阴盛阳衰，人体胰理致密，阳气敛藏于内，若非大热，慎用苦寒，以免伤其阳气。故李东垣有“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之戒。 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岁有四对，病有四时”，“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而养天和也”。 李氏据四时气侯特点立法用药，即从“岁气”对人患病的影响立论的。 “天人相应”的观点还是指导养生防病的首要准则。生命是自然赐予的，自然界为生命活动提供了合适的条件，人体要保持健康，必须顺应自然变化规律，以维持人和自然的统一。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该篇还提出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化规律来调节生活节奏及情志活动。 提倡“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之季，自然界阳气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应保养体内阳气，不使宣泄太过，否则会使阳气虚损而腹泻腹痛诸证丛生：秋冬之季，自然界气候寒冷，阴气旺盛，人体阴气外盛而内虚，故秋冬养阴而不伤精，以顺应来春生气的宣发。 《灵枢·本神》篇概括说：“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综上所述，“天人相应”理论是中医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思想。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医学所说的“天人相应”理论与古代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论和“天人感应”论是完全不同的，其本质的区别在于后者承认天有意志，可以主宰人事祸福。如《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记载了西汉董仲舒说：“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认为天造人是为了通过人表现自己的力量和意志，所以人体构造与天数相合，社会人事与天意相应，这就跌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而中医学的“天人相应”说是建立在大量的实际观察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基础之上，强调人与天地相应，而不是天地与人相应，它与鬼神迷信势不两立，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这也是为什么“天人相应”说至今仍有其实际价值和积极意义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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